司马迁在《史记》中为汉初封王封侯的功臣们设计了年表，记载了被汉高祖封为诸侯的一百四十多个开国功臣家族的兴衰。这一百四十多个诸侯到汉武帝时期，只剩下五家保有爵位，其它皆因坐法被除。司马迁对此感慨万千，在序言中写下了自己的思考。

司马迁将此归结为三个原因，一是道德衰微，人心不古。《序言》中说：“《书》曰‘协和万国’迁于夏商，或数千岁。盖周封八百，幽厉之后，见于《春秋》。《尚书》有唐虞之侯伯，历三代千有余载，自全以蕃卫天子，岂非笃于仁义、奉上法哉？”他认为夏商周三代诸侯之所以存在的时间较长，是因为他们“笃于仁义、奉上法”的缘故，而汉代诸侯却失于仁义，不守成法。二是势力坐大，骄奢淫逸。《序言》中说：“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后数世，民咸归乡里，户益息，萧、曹、绛、灌之属或至四万，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孙骄溢，忘其先，淫嬖。”随着人口和财富增加，这些诸侯的子孙们越发骄傲蛮横，不把朝廷放在眼里。三是朝廷对诸侯实行了严苛的法律，所谓“罔亦少密焉，然皆身无兢兢于当世之禁云。”意思是说：“这固然有国家法网渐渐严密的缘故，然而他们自己也没有认真对待当世的法令啊！”

司马迁总结汉初一百四十多家诸侯勋贵逐渐衰亡的教训，认为朝廷分封功臣“始未尝不欲固其根本，而枝叶稍陵夷衰微也。”本来皇家想用分封功臣的方法来拱卫朝廷，但随着人口和财富的增加，诸侯的势力不断扩大，引起了朝廷的猜忌，在对诸侯的管理上越加严密，而这些诸侯的子孙后人也忘记了先辈得天下之艰难，变得愈加骄横不法，为朝廷剪除这些诸侯提供了口实。

司马迁做《年表》的目的是想让朝廷和功臣们汲取这一教训，特别是要那些王侯将相们吸取教训。但从历史上看，司马迁反复感叹和叮嘱的目的并没有能达到，直至两千多年后的清代，那些开国勋贵的子孙们，仍然踏上了汉初勋贵的老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已成为一种历史情势。问题出在哪里呢？司马迁总结了三个教训都有道理，但最关键的是制度问题。司马迁可能没有注意到，这当然囿于历史条件，但后来者也很少注意这个问题。

司马迁以夏商周三代为例，认为那时人们讲究仁义、奉公守法，其实夏商周实行的是分封制，周代分封了八百诸侯，这些诸侯各有封地，自行管理，周天子作为天下共主，诸侯只要按时朝贡即可，管理上相对简单。诸侯之下有大夫，大夫之下有家臣，天下分而治之。而进入郡县制的皇权时代，其特点是皇帝独裁天下，这就与分封诸侯勋贵形成了矛盾，朝廷对王侯坐大时刻警惕，唯恐影响和威胁到皇帝独裁。所以分封制的夏商周三代与郡县制的皇权独裁时代没有什么可比性。得天下之初，汉高祖为奖掖和安抚那些功臣宿将，与之盟誓曰：“使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宁，爰及苗裔。”可谓言之凿凿，但那只是表面现象，皇权独裁与诸侯坐大这对矛盾是无解的，这个顶层设计与社会现实相背离，只有解决了诸侯勋贵对皇权的威胁，才能确保皇权独裁和天下安定。

古语云：“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意思是说：君子辛苦打拼所带来的福泽，延续五代之后就要消退了。这不仅是古代分封制的一般现象，也是事物发展的规律，而这种规律也体现了社会公平，不能让后人永远享受先辈的福泽，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不公平的。而历史上的治乱兴衰和家业成败，也印证了这一点，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生于富贵之家的子孙们会忘记先辈创业之艰辛，将享受富贵视为当然，生出骄贪懒惰之心，遂使家业走向衰败。《战国策》“触龙言说赵太后”中，触龙问赵太后：“今三世以前，至于赵之为赵，赵王之子孙侯者，其继有在者乎？”赵太后回答说：“无有”。可见，帝业和家业之兴衰形成一种规律。

这个规律就叫“历史周期律”。即历史上的政权经历兴衰治乱、往复循环呈现出的周期性现象。司马迁在《年表》中虽没有明言，但可能已经意识到这一现象的存在。所以他一方面将夏商周与汉代相比较，但又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观所以得尊宠及所以废辱，亦当世得失之林也，何必旧闻？”可见司马迁也在摸索这一现象的规律性。

真正认识和提出“历史周期律”问题的是民主人士黄炎培。黄炎培在1945年7月访问延安时，对老人家说：“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有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老人家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转眼之间这一“历史周期律”的著名问答，已经过去了八十年，新世界也已经有七十多年了。当今中国距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已为期不远，看来这条民主之路是走对了。但仔细想来，民主并非凭空而来，不仅要通过社会事件和斗争，还需要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这个基础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所达成的社会方式。只有在工商社会才会生成民主概念，没有工商社会这个基础，所谓民主便是无根之水。现代的民主概念与历史上的“民本思想”虽有所系，内涵却完全不同，只有进入工商社会，才有了民主思想和民主实践，才能突破皇权独裁时代的“兴衰周期律”，这也是司马迁虽然有所意识，却又无可奈何的原因所在。

司马迁虽没有认识到导致“兴衰周期律”的制度性问题，却归纳和总结了这些诸侯勋贵家族兴衰的历史教训，如果不接受这些教训，不仅勋贵们会很快凋零，江山也会被革命所颠覆。这是司马迁感叹再三的原因，而今人虽然想到却少有人警醒，这或许是不断有富贵之家“三世而斩”的原因吧。

说到底，“历史周期律”受自然律和社会律支配的，民主真能跳出这一规律吗？那些所谓的“民主国家”已经进入了衰退周期，而中国进入民主时代也只有七十多年时间，故现在说民主能够跳出这一周期律还为时尚早。既然“历史周期律”是自然律和社会律决定的，那破解这一梦魇的方法应该在于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