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曾对秦朝之亡有过思考，写了《秦王朝何以速亡》一文。以为秦朝速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不顾现实情况，仓促之下在全国实行了郡县制。

秦国兼并天下之后，实行什么制度是摆在始皇帝面前的紧迫问题。据《秦始皇本纪》载，始皇帝与群臣就这一问题进行过两次讨论。

第一次讨论是在嬴政称帝之后，丞相王绾等人认为，诸侯国刚被消灭，燕齐楚三地地处偏远，如果不设置诸侯王，无法安定当地百姓，遂请封皇子为王。秦始皇将这一建议交给群臣商议，群臣都觉得很合适。唯廷尉李斯认为，周代分封的同姓子弟甚多，后来血缘关系逐渐疏远，彼此视若仇敌，诸侯互相征伐，周天子也无法制止。如今天下统一，应该设置郡县管理，对皇子和功臣用国家的赋税来施以重赏，局面很容易控制，不必分封诸侯。秦始皇听从了李斯的意见。多年之后，秦始皇在巡视齐地时昭告天下说，古时候称帝的人，领地不超过一千里，诸侯各自守护封地，有的朝贡，有的不来，相互侵扰，犯上作乱，残害生民，征战不止，天子还没有死去，诸侯已经背叛，法令无法通行。现在统一四海之内，设置了郡县，天下太平安定。这是秦始皇对自己实行郡县制的肯定。

第二次讨论是多年之后，一次秦始皇在咸阳宫设宴群臣，博士七十人为始皇祝寿。仆射周青臣献颂辞称：“始皇帝将诸侯的封国设置为郡县，人人安居乐业，没有战争的忧患，这样的伟业可以流传万世，自上古以来没有人能够赶得上陛下的威德。”博士齐人淳于越起而反驳说：“我听说殷周称王一千多年，分封子弟和功臣，让他们辅佐王室。现在陛下拥有四海之内的土地，可是王室子弟却是普通人，突然出现田常、六卿那样的乱臣，没有宗室的辅佐，靠谁来拯救呢？做事不效仿古法却能够长久的，我没有听说过。现在周青臣当面阿谀来加重陛下的过错，不是一个忠臣。”秦始皇将二人的议论交给群臣讨论。丞相李斯认为：“五帝不相重复，三代不相沿袭，各按自己的方法治理国家，不是后者要与前者相违背，只是时代不同罢了。现在陛下开创伟大的事业，创建万世的功勋，本来就不是愚蠢的儒生所能理解的。况且淳于越说的只是‘三代’的事情，有什么值得效仿呢？“李斯认为，之所以到现在还有人拿夏商周“三代”说事，都是因为儒生读书太多、厚今薄古，遂提出焚书的建议，得到了秦始皇的同意。谁也没想到，一个分封与郡县的问题，竟引出了焚书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一说到这两次有关秦初实行制度问题的讨论，人们就将王绾作为主张分封制的代表，是典型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保守派。但细看王绾的建议，王绾并没有主张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分封制，而只是主张在地处偏远的燕齐楚三地实行分封制，秦地自然还是实行郡县制，离秦地较近的原韩魏赵等地也改行郡县制。不得不说，这是比较符合现实情况的制度安排。王绾的建议，实际上是采取“一国两制”的政策，分封制与郡县制并行。至于今后如何，是不是在条件成熟之后都实行郡县制？王绾没有说。但我觉得，以王绾当时从实际情况出发考虑问题的态度来看，随着形势的发展，政策还是应该适时调整、有所变化的，不排除待时机成熟后，在全国范围内实行郡县制的可能。

可是事与愿违，这个建议被那个深谙秦始皇心理的打着“政治正确”旗号的李斯给搅黄了。李斯提出在新帝国全面实行郡县制也是有理由的。一是郡县制在秦国实行累年，秦国藉此凝聚国力，提倡耕战，对外扩张，最后一举吞并天下。二是秦国人对郡县制已经完全适应，在全国推行郡县制有现成的经验，复制秦国郡县制即可，没有什么难度。三是实行郡县制本身是借鉴了周末侯纷争、天下大乱的教训，殷鉴不远，这很有说服力。因此，李斯的意见马上得到了秦始皇的首肯。秦始皇同意李斯郡县制的主张，一方面是基于对周末诸侯祸乱的深刻认识和秦国实行郡县制的成功。另一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作为秦始皇急于有所作为，权不厌其大，地不厌其广，真正想做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要有实实在在的控制权，这样才能独裁天下。这是皇权时代每个最高统治者的心结。可能正是李斯看透了秦始皇的这个心思，才不顾实际情况，一味迎合，力主在全国范围内实行郡县制。说李斯迎合秦始皇并非虚言，后来李斯又迎合了秦二世和赵高，就是例证。

在当时全面实行郡县制是否合适呢？不合适。一是地理问题。统一后的秦朝地域广大，边远地区的燕齐楚等地，距离秦朝的政治中心咸阳地处遥远。尽管后来秦朝修了“直道”，但关山阻隔，河流纵横，交通不便，管理起来实在不易。二是分封已久。周末诸侯林立、各治其国，人们已经适应了这种“各自为政”的制度，对朝廷派来的郡守和县令不能适应。何况地域风俗不同，在当时的情况下，朝廷也很难因地制宜，这不利于各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三是民心未服。天下虽然统一了，但也只是形式上的统一，没有做到人心的归附，比如楚国，这个秦国最难啃的骨头，就一万个不服气，楚谚有云：“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时候应该缓行郡县制，在政策上采取收买人心的怀柔政策，以安抚和稳定为主。即使要实行郡县制，也要循序渐进，切勿操之过急。可你看《秦始皇本纪》中的记述，秦始皇采取的都是比较激进强暴的政策。

总之，当时全面推行郡县制的条件很不成熟，既不符合现实情况，也没有社会基础。但秦始皇执意为之，结果就是“始皇死而地分”。秦始皇和李斯都没有想到打脸会来得这么快。

春秋战国之时，诸侯风起，互相吞并，天下大乱，秦始皇借鉴了这一教训，实行了大郡县制。秦朝灭亡后，没有什么政治头脑的项羽，又借鉴秦朝灭亡的教训，进行了一次大分封制。一年后，汉中王刘邦起兵，平定三秦，出函谷关与项羽争夺天下，即宣告了项羽大分封的彻底破产。刘邦夺得天下后，吸取了秦楚灭亡的教训，采取了“郡国并行制”，在周围较近的地方实行郡县制，在较远的地方实行分封制。这正是当初秦丞相王绾提出的意见。这一方面安抚了那些一起打天下的功臣宿将，一方面递减了来自基层对中央政权的压力，同时也避免了治理上的“一刀切”现象，能够因地制宜，适应当地的社情民意。这也是与民休息政策的体现，因为秦始皇中央集权和独裁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实现他“千古一帝”的雄心，横征暴敛，使天下百姓疲惫不堪。后来刘邦又剪除了异姓王，与大臣杀白马盟誓：“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将分封对象仅限于皇族内部，这也是减少分封制风险的策略。汉文帝时诸侯王不断做大，引起当时政治家贾谊的注意，后来汉景帝平息了吴楚“七国之乱”，诸侯国已经没有了与中央抗衡的资本。汉武帝时为了防止“强枝弱干”的再发生，危及中央集权，实行了“推恩令”，进一步削弱了诸侯国的权利。

秦代初期，天下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分封史，人们在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上，已经适应了当时的状态。再加上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中央集权的成本过高。那时实行分封制可能更有利于因地制宜，降低治理成本。秦国统一之后，马上来个“一刀切”，迅速实行郡县制，对地大域广、风土各异、社情有别的“天下”来说，显然是不合适的，贵族不适应，老百姓也不适应。在经济和信息并不发达的皇权时代，分封制是克服“一刀切”管理的最好办法，但也埋伏着“尾大不掉”的隐患。一个地方经济发展了、诸侯野心膨胀了，势必会觊觎皇权，影响大局稳定。但如果是一个有权威和洞察力的皇帝，是能够克服和避免这种破坏性的情况发生的。

秦初在分封制或郡县制的讨论中，王绾的意见很现实，只是道理讲得不透彻，话也没说到点上，被摸透秦始皇的心思、言辞上咄咄逼人的李斯占了上风。如果秦始皇能审时度势，采纳王绾的意见，将分封和郡县两者的优势结合起来，实行“郡国并行制”，则不会有那么多麻烦。比如在秦地和蜀地依然实行郡县制，临近秦地的赵魏韩三地也实行郡县制；对地方较远、社会文化差别较大的燕齐楚等三地缓行分封制，暂时实行分封制，还可以化大为小、分而治之。但秦始皇刚愎自用、好大喜功，只有将天下资源集于一身，才能建树千秋伟业。所以最终一竿子插到底，在全国推广了郡县制，遂将秦朝送上了不归路。

分封制并非李斯说的儒生向往“三代”制度那么简单。将在秦国的郡县制仓促复制到六国，损害了除皇权之外的所有人的利益，造成天怒人怨的结果。秦朝宗室也有怨言，功臣宿将心中不满，六国贵族心有不甘。当初周武王灭商后分封天下，是照顾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就连殷商遗族也进行了分封。特别是士大夫阶层，在战国时代曾经纵横捭阖、片言九鼎，没想到一时间仕途无着，前路暗淡，谁会甘心呢？老百姓对秦法的苛刻也不适应，秦始皇又一味疲惫民力，增加赋税和劳役，加重百姓负担。秦统一天下，打通了各国之间的关隘，应该有利于商业发展，可秦朝继续实行重农抑商、奖励耕战的政策，商业环境还不如从前。所以有了“天下苦秦久矣”的说法。秦始皇并没有认识到全面实行郡县制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实行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容易，是因为这些没有触及人们的切身利益，而体制改革则影响到既得利益者。所以全面实行郡县制，应该顺势而为、循序渐进，否则将欲速而不达。

当时“天下苦秦久矣”这句话，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成了灭秦的政治口号。我觉得，这“久”不单单指秦统一之后，也指秦统一天下之前的数十年。那时六国便认为秦是“虎狼之国”，秦国行“连横”之策，与六国的“合纵”针锋相对，在吞并六国过程中，实行“远交近攻”的策略，杀伐比较残暴，六国人深畏之。如果秦始皇在统一天下后，改变当初实行的奖励耕战的政策，采取与民休息的措施，注重发展经济，让人们尽快享受到统一的实惠，争取六国的民心；再从文化建设上将秦之文化习俗融入华夏诸国，改变先前六国对秦文化的认知，取得六国人的心理认同，则不会有苦秦久矣的说法。但这对秦始皇来说过于苛求了。秦国先前一直落后于中原诸国，也受到六国的歧视和压迫，对统一天下，取得认同，急不可耐。加之几十年来实行奖励耕战政策，存在着思维上和行为上的惯性，秦王朝统一天下后没能及时刹车改道，这才坠入了覆灭的深渊。

秦国吞并六国后，没有从文化心理上一统六国。在秦人心里，自己是占领者；在六国人心里，自己是被占领者，这就埋下了六国复国的社会心理隐患。秦朝统一天下，只是形式上的统一，并没有得到六国人的认同，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都不稳固，所以才有了“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的惨剧发生。

秦朝从建立到灭亡只有十九年时间，虽在国家治理上多有建树，但毕竟统一天下的时间很短暂，现存的历史记载中很少有秦人对自己历史的记载和评价，除了能从出土的简册中得到一些只言片语外，几乎没有什么完整的史料。因此秦人的事迹只能任人评说了。汉朝取代秦朝后，为了证明自身的正当性，对秦朝自然没有什么好话。如果真像世人说的那样，秦国如此不堪，又怎能灭六国而一天下呢？司马迁信奉儒家，又处在汉朝鼎盛的武帝时代，他虽然承认秦国统一天下的功绩，却对法家理念和秦法心存芥蒂。司马迁对秦朝的记载和评价影响了古人，也影响了今人。

现在很多论述秦朝灭亡的文章，旁征博引，貌似公允，但大多带有倾向性，只有贾谊那句“攻守之势异也”道理深刻。从宏观上来看，秦人没有注意到形势的变化，思想和政策还停留在攻城略地的打天下阶段，殊不知随着六国的灭亡，已经进入治天下的阶段，还守着战时政策不变，岂能长久呢？后来的文章多因袭汉代对秦朝的观点，将秦朝弄得丑陋不堪，尤其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得罪了天下读书人。历史是谁写的？读书人。那秦朝还有好吗？所以，如果研究秦朝的历史，从逻辑上进行推理和认识似乎更为合适，而不是从故纸堆里寻章摘句。现在已经有了不少考古发现，这些少有人为因素的东西或更为可信。

如果考察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但凡涉及制度性变革的，都会发生“回头潮”现象，或者说是一种历史的短暂反弹。秦末六国反秦势力风起，后来项羽进行了大分封，及汉初刘邦的分封异性王，就是对秦朝实行郡县制的反弹。这一方面适应人们的心理需求，一方面也是为了安抚反秦势力。与之可有一比的是辛亥革命后时间不长，袁世凯便复辟帝制，也是一种历史的反弹，是对想念皇权时代的人们的心理安慰，也是对辛亥革命后乱象丛生的一种逆反。这说明一部分社会负能量还没有得到释放，只有将这些负能量消耗掉，历史才能沿着自身的轨迹向前发展。

有人说，秦国以法家思想立国，从一开始就是残暴的政权。很简单，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正是这种看似残暴的铁血统治，造就了秦人的强悍。夺取政权需要硬实力，就像中原地区文明发达的汉文化圈，常常被北方异族所打败，成就了北朝、蒙元和满清政权一样。当初远在函谷关外、被六国人瞧不起的秦人，凭着耕战之策，将六国礼仪之邦扫荡殆尽。秦人的错误在于不能敞开胸怀、拥抱六国，融入中原文化圈，而是以占领者的姿态出现，对六国人采取敌视和奴役的政策，这才有了六国人的离心离德。

那些秦博士们可能看到了这一点，手再大也捂不过天，当时确实缺乏在全国实行郡县制的条件，人们对郡县制不认同，地理交通条件不允许，时间上没有过渡期，行动上操之太切，以至局面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如果秦朝在立国之初，采取“一国两制”的政策，分封制与郡县制相结合，既顾及到人们对“家天下”的执念，又给皇帝以足够的乾纲独断的空间，地方上有一定的自主权，在有限情况下各行其政，或可缓解基层压力，起码不会在“天下苦秦久矣”的号召下，一人揭竿、群起响应。秦始皇实行郡县制的初衷是好的，为了避免天下出现分裂和战争，但面对义军风起、天下大乱的情况，各地郡守县令纷纷倒戈或如鸟兽散，朝廷只能自己出兵救火，怎奈大厦将倾，独木难支。这一切不幸都被王绾言中了。

当然，实行分封制很可能导致再分裂，但那也是以后得事了，现实下不会发生。如果朝廷的威信和实力足够强大，或可化解掉分封制所隐含的分裂因素和郡县制独木难支的风险。这也是为什么天下分崩离析发生在秦始皇死后的原因所在。

说到底，秦国以硬实力统一天下，而不能以软实力治理国家，因为秦国缺乏的就是软实力。秦朝虽然有王绾等人和一大帮博士，可那些博士只是摆设而已。法家出身的李斯从廷尉做到丞相，不能结合形势的变化，设计出新的政策制度，就知道复制秦国那一套。有人说秦亡于赵高，我看不如说亡于李斯及其所力主的郡县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