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夜里梦见父亲，什么情节已经忘了，只是我醒来后想起，存放父亲骨灰的那个殡仪馆要搬迁了，要将父亲的骨灰迁移到新馆，因为疫情的原因，预约多次没有达成。看来父亲在那个殡仪馆也不消停了，还是赶快联系迁移到新馆吧。

父亲从小生活在农村，上过小学，年轻时来到城里做一些小生意，后来进驾校学习驾驶，成为国营运输公司的司机，一直干到退休。父亲平时身体挺好，可也犯过几次大病，一次是风湿性关节炎，好像是1970年左右，住了两个多月医院；一次是1988年患上肾癌，做了右肾切除手术，住了一个多月医院；2003年时又得了胸主动脉血管瘤，做了支架手术，住了一个多月医院；2012年得了脑栓塞，这病挺粘衬，前前后后两年时间，越来越重，终于不治。

2013年时，父亲的病似有好转，我鼓励父亲多活动，还做了一些康复治疗。但父亲对此信心不大，后期时父亲的食量慢慢减少，最后就不怎么吃东西了。我劝父亲吃东西，宽慰他这病还是有希望的，可父亲说：“我有多难受，只有自己知道，你们体会不到。”既然不吃东西，那就输液吧。又过了十来天，父亲的神志逐渐模糊起来，已经不能说话了。这天晚上，父亲突然要出恭，我动手给父亲解决了问题。之后父亲的精神似有起色，没想到这只是回光返照，第二天上午医生来输液时，父亲的血管已经萎缩输不进去了。当日中午，父亲走了，静悄悄地，当我探看的时候，父亲已经没了气息。

父亲是个老实人，成天上班下班，没跟人吵过架，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不爱掺和闲事，也不关心国家大事，这可能是生活压力太大的缘故吧，没有那个闲心。那时我全家六口，兄妹四人，全靠父亲的工资生活，人均生活费还没达到每人每月十元的标准。我上中小学每年交学杂费时，父亲单位会出具减免学杂费的证明。

一晃父亲去世八年多了，母亲突然提起购买公有住房产权的事。母亲现在的住房是在父亲名下的公产房，母亲说：“听说如果卖房的话，要先购买产权后才能卖。现在买了产权，将来我闭眼了，你们卖房也省事了。”我说以后再说吧，您别操这个心了。可母亲放心不下，反复说起这事，我只好顺从母亲的意思，到房管站咨询了购买产权的程序。

房管员说，如果租赁人已经去世的话，要先办理变更租赁人手续。凡涉及的家人，一起到公证处办理公证，拿着公正书后到房管站办理变更租赁人手续，然后才能购买产权。于是我到公证处咨询了办理公证的程序，公证处给了两张表，一个是父亲的情况登记表，一个是母亲的情况登记表，要求到父母亲退休前所在单位的人事部门，按照原始档案内容填写，并将父母的履历各复印一份。

我按照要求，一一找到了父母原单位的人事托管部门。没想到，父母亲都已退休三十多年了，原来的企业也早已倒闭，可档案还完整地保存着。我第一次见到父亲的档案，档案的建档时间是1972年，那些内容肯定是照原始的档案填写的。父亲的档案中有两个记录引起我的兴趣，一个是父亲的家庭出身，一个是犯错的记录。

家庭出身一栏写着：“家庭出身中农”，“1944年土改，土改前有地45亩，有驴一头，房六间，土改后有地45亩，有驴一头，房六间。”

老家地处津北蓟南的平原地带，抗战时属于根据地，及至抗战胜利便成了解放区，国民党军队没有进驻过。当时我家有地45亩，家庭人口八人，按人均数并不算多。小时候听爷爷说这是“献地”之后的数字，之前有地近百亩，一次献出好地50多亩，剩下的多是些薄地。当时家里的农事主要是老太爷打理，爷爷做贩卖布匹的小生意，从城里的货站趸进洋布，推着独轮车走村串巷，贩卖给村民们。由于常年推着独轮车卖布，一条绳子长期挂在肩头，时间长了肩膀扭曲，一高一低，左肩背部隆起，走路有些颠。爷爷上过私塾，字写得很好，又精于算盘，后来做过大队会计。正因为爷爷做过小生意，走南闯北，见过一些世面，思想比较开通，对新事物接受较快，所以解放区政府一号召，爷爷就将地献出去了。据说那时爷爷手里还有些钱，本想购置一处宅基地，多盖几间房子，由于本村没有合适的，到邻村去购买宅基地时，又因邻村没有同姓之人，便只好作罢了。

也正因为献了地，没盖房，后来土改定成分时，才被定了个中农。据父亲说，当时定的是上中农，后来爷爷做大队会计时，有机会接触到这些材料，便私下改成了中农。别看仅一字之差，却离革命队伍进了一大步，如果改成下中农就更好了，可惜。可如果改动太大，引起人们的注意，那就很麻烦了。文革时有首歌，歌词是“贫农下中农一条心，打断骨头连着筋”。上中农离富农很近，容易被捎上，在那个讲究成分和出身的年代，可不是闹着玩的，一旦成为专政对象，就如同打下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当然，定成分还涉及雇工和生产资料问题。以前爷爷雇了两个长工，一个是本家兄弟，一个是本家侄子。后来本家侄子参加了八路，解放战争中随军南下，一直打到广州，解放后转业回乡，到县城里当了官。不本家兄弟与爷爷感情甚好，我小时候回老家经常看他来家里串门到。土地献出后，就不再雇长工了，只在农忙时雇一两个短工。也没什么骡马之类的大牲畜，只有一头牛和一头驴。这个水平往上撩是上中农，往下拉也就是个中农。至于有些钱，那是揣在怀里的，只要你不显摆，没人知道。

家庭出身是天大的事，必须严肃对待，要写进档案随时备查。那时每有运动，地富反坏右都是斗争对象，即使没有什么现行问题，也要拉出去陪绑。这种情况大约持续了近二十多年，真不知那些人是怎么熬过来的。

父亲的档案里还有一次挨处分的记录，是六十年代末期一次倒卖草袋子的事。当时草袋子属于农业物资，实行统购统销，生产队编织的草袋子要交到供销社。与父亲相识的一位郊区的朋友，负责生产队的副业，想把队里编织的草袋子多买几个钱，便托父亲介绍买家。没想到交易还真达成了，卖了一车草袋子，人家给父亲54元好处费。不想此事后来被人举报，厂领导找到父亲核实，父亲开始不承认，后来人家说出了举报人的姓名，父亲只好认账了。由于父亲认错态度较好，厂里没给什么处罚，只是批评教育，没收了那54元钱。这真是万幸，倘若是阶级成分高的人犯了这样的错误，那就不是错误而是罪行了，定会被无产阶级专政。据说，后来父亲问那个还是我家亲戚的举报人：“您举报了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那位长辈答道：“跟你说了还算我是举报吗？”父亲一时无语，内深悔之。

唉！人生在世，如此艰难，不仅为生活所累，还为社会所累，而这些所累还言之凿凿地写进了档案。如果有什么丰功伟绩还好，可老百姓能有什么作为？不过是一些鸡毛蒜皮之类罢了。令人感慨的是，我等草民虽不能写进正史，却人有一份档案在，足慰平生矣。不知那份档案要保存到什么时候，其中的价值可能只有在数千年之后，被考古者发现，才能体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