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在睡午觉，一阵小喇叭的叫卖声将我吵醒。小喇叭里的声音很熟悉，是个换纱窗、擦油烟机的。这已经不是今天第一次了，上午小区里来了四次小喇叭，一次是收旧家具的，一次是收酒瓶子的，一次是卖蟑螂药和老鼠药的，还有一次是个卖菜的。这些吆喝没有半点艺术成分，可不像相声“学吆喝”里那样有趣，不过是借助高音喇叭的重复播放。

我很愤怒，当站在阳台上想大声呵斥时，那个坐在电动三轮车上优哉游哉的人已经渐行渐远，我只好作罢。小喇叭虽然走了，可我的睡梦已被打断，一时很难接续起来。无奈，我只好点上一只烟，望着袅袅上升的烟雾发呆。

我对这些小喇叭深恶痛绝，可又不知找谁理论，真是上告无门。可有门又怎样？人家都能适应、能习惯，唯独你不能，只能说明你有病。于是，我也想慢慢适应，相信终有一天会做到充耳不闻的。说好的不是要建设“安静社区”嘛，怎么这般无耻，说过的话还算数吗？在一些管理者的脑袋里，根本就没有安静这个概念，他们专以折腾为能事，不把人鼓捣得五迷三道、七窍生烟绝不罢休。

以上说的小喇叭，都是个体小贩自有的，可称之为“私喇叭”。比之更要命的是那些“公喇叭”，因为有公权力撑腰，吵闹得更厉害。我家临近居委会，那里什么大事小情都用小喇叭广播，比如要求外来人员登记、发放老年卡、社区食堂开业等。再有就是每到“大筛”之时，大清早小喇叭就开始广播，有时已过中午，小喇叭还在不停地播放着，让人们注意做核酸后没有必要不得外出。各个小区门口和街边店铺门口都循环播放着：“请出示核酸检验码，并扫码后方可进人。”有的小喇叭声如人语还可以接受，有的音量较大，吵得你心烦意乱。

唉！那里是清静的去处呢？我来到公园，自然是在小喇叭的提示下扫码进入。可没走几步，便听见一个声音在广播疫情期间游园须知，循声望去见草地上放着一只小喇叭在不停地播放着。我快步走开，想离它远一点，没想到，刚觉得这只小喇叭的声音变小，那边又响起了同样的声音，真让你无处可逃。这时迎面来个打扫卫生的老人，我说：“这点屁事谁不知道？用这样嚷嚷吗？”老人说：“说得是，又有什么办法呢？”哈哈！看来我只能继续享受，直到耳顺而已。

现在是小喇叭时代。不仅有私喇叭，还有公喇叭，还有半公半私的喇叭，三个喇叭一台戏！

我小时候很难听到喇叭声，走街串巷的小贩都用嘴吆喝，为了节省气力，也为吸引买家，会喊出不少花样，颇有艺术味道。还有一些叫卖服务的，如上门服务的理发匠使用的是“唤头”，四方行走的郎中使用的是手摇的串铃。我印象最深的是磨剪子戗菜刀的使用的是喇叭，每有高亢的喇叭声响起，我便闻声而动，跑出去领略一下喇叭的风采。凡此种种，各显其能，可不像现在，千篇一律地小喇叭。这种充电的循环播放的小喇叭，虽然节省了气力，提高了效率，却也单调乏味，令人生厌，更造成了小喇叭滥用成灾。如果让他们用嘴去喊，定会有声嘶力竭的时候，而如今却没完没了。

于是我问，耳朵受得了吗？哈哈！岂不知耳朵这个东西向来是逆来顺受的，而且天生没有屏蔽的功能，爱听的要听，不爱听的也要听；想听的不一定能听见，不想听的成天往你耳朵里灌，反正你不能将耳朵堵上。耳朵是五官当中最没有自主权的，眼还能决定自己看与不看，耳朵却不能决定自己听与不听，不管是乐音还是噪音，只能接受，不能截留，哪怕你坐卧不宁、心惊肉跳。可怜的耳朵啊，我一怒之下羡慕起聋子的耳朵来了。

想来，喇叭的独霸天下，大概是在文革之初。那时每个街道、每个村都有喇叭，挂在街边电线杆上，居高临下，甚是威风。那时的喇叭个头大，都是有线的，可称之为“大喇叭时代”。街道或村里有什么大事小情，用大喇叭直接招呼，省得挨家挨户地去通知，这可比“地雷战”里朱老忠敲钟、“平原游击队”里老刘叔敲梆子效率高得多。没事的时候，还可以放放音乐或样板戏或评书。但主要还是用于运动，每有重要会议召开，重要指示传达，重要任务下派，重要人物登台，大喇叭都会第一时间发声，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喇叭还是“文攻”的武器，批判资本主义当权派，批斗地富反坏右，割资本主义尾巴，及后来的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等，都离不开大喇叭。“文革”如果没有大喇叭的助力，一定没有如此热火朝天、轰轰烈烈。

那时大喇叭在社会生活中已经不可或缺，如果几天没有听到大喇叭声，人们会不自觉地发毛，以致六神无主，无所适从。可不像今天的我一样，一听到喇叭声就睡不着觉，而是听不到喇叭声才睡不着觉呢。可惜了，那时没有这种无线的充电的简便高效的循环播放的小喇叭，如果有这种小喇叭，而且人各有之，那将是一派什么场面呢？你怎样想象都不过分。

如今，已经从天下为公的“大喇叭时代”，进入到人各有之的“小喇叭时代”。不同的是那时谁掌握了大喇叭，谁就有了话语权，而小喇叭虽然多彩纷呈、张扬个性，却没有了大喇叭的权威。其实，喇叭只是工具而已，如果握在居心不良和素质低下的人手里，大喇叭可以为非作歹，小喇叭也会扰民添乱。当下，小喇叭如此泛滥，也该治理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