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总是喜欢向后看，只有境遇不佳的时候才自我安慰或劝慰别人朝前看，以增添生活的信心和勇气。在如何看待社会发展问题上，国人也是喜欢向后看的。比如孔夫子，生前热衷于整理西周的典章制度，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毕生以“克己复礼”为己任。他的“大同”理想，也是以远古尧舜部族社会为标本的。先于孔子的老子，更是成天畅想着“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原始群落社会。也因此，古人极重历史，煌煌《二十四史》堪称世界之最了。

可以说，向后看是古人的思想主流或倾向。朝前看的人也有，比如历史上主张变法维新的人都是朝前看的，那主张必与社会主流思想相悖，故反对者多，追随者少；失败者多，成功者也少。近代西学东渐，康有为搞变法维新，为了争取国人的支持，写了《大同书》，搞起了托古改制，来了个旧瓶装新酒，最后还是失败了。

为什么国人喜欢向后看呢？这跟中国农耕社会的生活方式有关。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典型的农耕社会。农耕社会的生产方式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四季轮回，年复一年。在古人眼里，这个世界的运动是循环往复而非向前的。只要敬天法祖，按照祖宗留下的经验和规矩办，就不愁吃不愁穿。再则，在农耕民族的记忆里，将来的年成好坏不得而知，可曾经的五谷丰登的好年份，却着实令人心向往之。这就象陈年的老酒一样，时间越久，味道越醇，即使记忆有些模糊了，人们也会凭借想象来进行修补，使之更加理想化。于是，那个已经无从记起的尧舜时代，便成了人们传说的理想社会。

如此迁延下来，逐渐形成了人们的思维习惯——向后看。大到国家的典章制度，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都以祖宗留下来的成法和习惯为标准，哪怕是一个小小的改变，都要用“革命”的能量来推动。古代那些朝前看的变法者，常要搭上自己的政治前途，甚至身家性命，可即便如此，也鲜有成功。那个“三不畏”的王安石，不仅变法没有成功，还被时人视为妖孽，受到社会主流舆论的轻蔑。

中国历史上，历代开国统治者虽对前朝竭尽贬损，但在新政权相对稳固之后，便会摆出一副宽宏的面孔，为前朝修史立传，这当然是政治上的需要，其评价也相对客观了很多。因为，从体制上来说，新朝与旧朝并无本质上的区别，不过是腾笼换鸟而已。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人们对前朝的记忆逐渐模糊起来，一些原本负面的存在也被选择性遗忘了。重要的是，人们不会与“历史”发生冲突，却不得不面对现实生活中的不如意，从而引发对现实的不满，且越对现实不满，向后看的意愿就越强烈，这必然会影响到人们对历史的评价。国人喜欢进行历史与现实的比较，如果在比较中掺杂了过多的利益和情绪，则必然减弱理性判断力。

几千年来，向后看已经嵌入了国人的文化基因，成为人们思维的常态，就连九斤老太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感叹“一代不如一代”，并生成各种复杂的怀旧复古的保守观念，成为革新创新的思想阻力和社会阻力。贵远贱近乃是国人之天性，不管在学界还是在坊间，这可能是国人与西人在思维观念上最大不同了。就是现今社会，也会时不时飘来一系思古之幽情，这固然显得深沉而典雅，却也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前行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