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琵琶记》是元朝末年高明所作的一部著名南戏，主要讲述书生蔡伯喈与赵五娘的爱情故事。琵琶记系改编自民间南戏《赵贞女》（更早时还有金院本《蔡伯喈》），但原故事中背亲弃妇的蔡伯喈变为了全忠全孝。关于蔡伯喈和赵五娘的故事，在南宋已广泛流传，民间艺人也在演唱。陆游《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四绝之一：“叙阳古道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唱蔡中郎”。《琵琶记》共四十二出。被誉为传奇之祖的《琵琶记》，是中国古代戏曲中一部经典名著。高明（1305－1359），字则诚，号菜根道人，今浙江瑞安人。元至正五年（1345），高明四十岁左右中了进士，在杭州等地作过小官。后来归隐在宁波南乡的栎社，“以词曲自误。”《琵琶记》就是在这一时期写成的。他的剧作除《琵琶记》外，还有《闵子骞单衣记》，已佚。

高明的《琵琶记》，以同情宽恕的态度，刻划蔡伯喈的形象，正体现了当时的社会情态。在元代，社会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书生的处境，从天上跌到地下。元代科举一度中断达七十馀年，终元之世，考试制度时兴时辍。这使许多士人失去进身之阶，社会地位急遽下降，以至出现“九儒十丐”的说法。与此相联系，谴责书生负心婚变的悲剧作品，逐渐失去了现实的针对性。地位低下的书生，反成了同情的对象。所以元代戏曲里里的书生形象，或是平庸怯懦，或是迂阔拘谨，尽管多半缺乏光彩，但很少作为被鞭挞的对象。到元代后期，人们对地位得不到改善的书生愈加怜惜，正面歌颂书生志诚的作品渐渐成为戏曲的主流。

高明强调封建伦理的重要性，“子孝与妻贤”，希望通过戏曲“动人”的力量，让观众受到教化。因此，明太祖曾盛誉《琵琶记》是“山珍海错，贵富家不可无”（徐渭《南词叙录》）。在这方面，《琵琶记》产生过一些消极的作用。但高明主张戏曲必须有关风化、合乎教化的功用，把当时士大夫所不屑的南戏看作可以“载道”的工具，却意在抬高南戏的地位和价值。同时，高明能正视社会生活的真实，在肯定孝子贤妻的同时，揭示封建伦理本身存在的矛盾，展示由于封建伦理而产生的社会悲剧，而给予观众强烈的震撼。

《琵琶记》尽管从正面肯定了封建伦理，但通篇展示的却是“全忠全孝”的蔡伯喈和“有贞有烈”的赵五娘的悲剧命运，从而可以引发对封建伦理合理性的怀疑。在封建社会，恪守道德纲常的知识分子，经常陷入情感与理智，个人意愿与门第、伦理的冲突之中。《琵琶记》的悲剧意蕴，具有深刻性和普遍性，它比单纯谴责负心汉的主题，更具社会价值。

《琵琶记》揭露社会现实的黑暗，把灾年中各级官吏利用赈济之便中饱私囊的罪恶公诸于众，也很有批评精神。元朝未年，社会更加腐朽不堪。高明用生花妙笔既描摹了老百姓如何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痛楚，又铺叙了朝中权贵们的骄奢淫逸，使我们对当时“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社会的现状有比较形象的理解。同时，《琵琶记》是一部劝忠劝孝之作，也是一部思想内容极为丰富的主题多义之作。意在宣扬贤孝，宣扬孝道中好的一面，宣扬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这对我们今天有很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