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时期,中国戏剧舞台上出现了吴江派与临川派两大流派。吴江派其领袖人物是吴江(今江苏吴江)人沈璟,属于此派的曲家有顾大典、吕天成、卜世臣、王骥德、叶宪祖、冯梦龙、沈自晋、袁于令、范文若、汪廷讷、史盘等。戏剧理论的主要内容是要求作曲“合律依腔”,语言“僻好本色”。由于吴江派的革新主张主要体现在形式上而不是在内容上,因此,这种革新的影响和意义就远逊于临川派,甚至为后人诟病。万历年间,临川汤显祖创作《牡丹亭》等传奇,着重刻划人物,讲究词藻,影响颇大。戏剧史上把明清两代仿效他风格的戏曲作家称为“临川派”。该流派派曲家还有来集之、冯廷年、陈情表、邹兑金、阮大铖、吴炳、孟称舜、凌濛初等。汤显祖的思想与李贽、徐渭、三袁同属反对传统礼教、批判程朱理学的进步思潮,他的戏曲理论强调创作不应受形式、格律的拘束,强调作家的才情,倡导以自我为中心的神情合至论,特别重视个人的感情作用,以感情说反对道学家的性理说。浙江在戏剧批评上有卓越贡献的吴江派理论家是吕天成。
吕天成(1580-1618年),中国明代戏曲家,戏曲评论家。浙江余姚人,名文,字勤之,号束棘津、郁蓝生。诸生。善词曲,兼工古文辞。后因功名蹉跎,心境颓灰,崇信仙佛,“淡然入道”,年未四十而卒。著有传奇《神镜记》等十六种,合称《烟鬟阁传奇》,皆佚;杂剧八种,今存杂剧《齐东绝倒》一种。另有戏曲论著《曲品》,品评元末至当时传奇散曲
作家120人、 作品230种,其中192种首次著录,保存不少
明代戏曲资料。
《曲品》的主要价值在于:保存了丰富而珍贵的戏曲史料;在品曲的标准方面,很有自已的见地;对创作主张和风格流派不同的作家与作品,能尽量不带门户之见;《曲品》 对有争议的“当行”与“本色”论,作出了比较科学诠释。
吕天成的《曲品》是明代著名的曲学著作之一,与
王骥德的(约1557一1623) 《曲律 》并称明代戏曲 理论著作;。初稿成于万历三十年(1602),万历三十八年、四十一年曾两次增削更定。这部著作,在体例上仿效钟嵘的《 诗品》、庾肩吾的《 书品》和谢赫的《画品》,分上、下两卷
,上卷品评元末至万历间南戏与 传奇的作者;下卷专论他认为“入格”的传奇。凡嘉靖前的作家作品,都划入“神”、“妙”、“能”、“具”四类;而对隆庆以至万历间的作者与作品,则列入“上上”、“上中”至“下下”九品。作品名目,仅20种见于《 永乐大典》、《 南词叙录》等前人著述,其余192种俱系首见,而且囊括了作者之前的明代全部重要 作品,并以简略的文字点明 故事情节。因此,《
曲品》为后人探索作家的历史、创作意图,及已佚传奇的内容、风格、优缺点,提供了有价值的
线索。
在如何品曲的标准方面,吕天成认为“第一要事佳,第二要
关目好,第三要搬出来好,第四要按宫调、协 音律,第五要使人易晓,第六要词采,第七要善敷衍──淡处做得浓,闲处做得热闹,第八要各角色派得匀妥,第九要脱套,第十要合世情、关风化。”与此同时,还提出了自己更具体的一些见解。首先,在叙写的
内容上,吕天成虽然也和 沈璟一样,主张“醒世”、“范俗”,但对迂腐的说教,并不赞赏。他批评 邱濬《五伦全备记》“稍近腐”,指责 沈龄《 龙泉记》“是
道学先生口气”,仅列“具品”,其次,在
艺术处理上,吕天成十分重视剧中人物的 思想感情与 关目中展示的生活环境的高度统一,认为这是能否取得成功的审美效果,感染和
教育观众的重要关键。在 结构安排上,吕天成力主紧凑,反对拖沓。力戒以“无紧要”的人物与情节
喧宾夺主。
从文艺 批评的原则出发,作出比较
公正的 评价。 吴江派的剧作家和理论家,对 汤显祖的剧作多比较苛刻;吕天成虽出 沈璟门下,却能
客观地指出他们各自的长处与不足,认为沈璟的功绩在于“妙解 音律”,从
声律、词法的倡导方面使传奇创作重新步入正轨;而汤显祖的本领在于运用才情充分抒发性灵,“丽藻凭巧肠而濬发,幽情逐彩笔以纷飞”,对照两人,瑕瑜互见,因而主张合两人的长处:“倘能守词隐先生之矩?,而运以清远道人之才情,岂非合之双美者乎?!”这种意见,立即为同时及后世的戏曲家们所认可。
《 曲品》对有争议的“当行”与“本色”论,作出了比较 科学的
诠释:当行的内涵,原指“作法”,即从演出的需要考虑情节 关目与 结构;本色则仅重“填词”,指以浅近的语言写曲辞,要求体现神情与机趣。吕天成在《曲品》中对这两个概念及其所涉的范畴作了简要的说明。与此同时,又指出当行与本色并不是对立的,而应当有机地统一于剧本的创作中:“果属当行,则句调必多本色;果其本色,则境态必是当行!”就是说,要在强烈的戏剧性中体现风致与诗意,做到文质、
雅俗的统一。
当然,今天我们品读《曲品》,发现它的局限性。对民间戏曲和某些形式上比较粗糙的作品,采取排斥的态度。《曲品》所收录的作家与作品,数量还不够多,影响了它的价值。在品评方面,吕天成
未能完全摆脱前人偏重声律、探寻故实、衡量文采的窠臼。9品的划分,虽说细腻,却嫌琐碎,且由于赞美多、批
评少,界限并不很清晰。王骥德指出《曲品》“如乡会举主批评举子卷牍,人人珠玉,略无甄别。”。吕天成《曲品》把《鸣凤记》列为无名氏作品。《曲品》成书年代约晚于《鸣凤记》40年,可见此剧作者当时已不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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