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曰》俄苏文学第三站，是普希金位于莫斯科阿尔伯特大街上的故居，这里是普希金的出生地，他在这里度过了12年童年时光，之后去圣彼得堡的皇村学校学习，最后又回到这里，与普希金娜举行了婚礼。

参观过程略心酸。我们按照原定计划前往普希金故居时，正赶上夏令时与冬令时交替，故居开放时间临时做了调整，我们吃了闭门羹，只好调整行程，把普希金故居作为《孔曰》俄苏文学的最后一站。站在阿尔伯特大街，孔老师对我们说，这就是天意，普希金对俄罗斯和中国都如此重要，把普希金故居挪至俄苏文学的最后一站，意味着行程的圆满结束。

而在圣彼得堡的皇村学校，原本的计划是室内参观完后在室外找个亮堂的场地，大家席地而坐，听孔老师讲讲俄罗斯的太阳普希金，完成视频的录制，结果赶上下雨。

最终的录制地点，选在了葛罗密斯卡雅庄园里的彼得大帝小木屋旁。在这里，孔老师给我们讲述了他眼中的普希金，并向大家隆重推荐了阿忆老师写的《俄国人的普希金》。

文章写得太精彩了，可是我觉得标题太平，于是斗胆改成了你们现在看到的样子#要被打断腿的节奏#

只截取了阿忆老师长文章的一小段，权当抛砖引玉，引出孔老师关于普希金的精彩讲述。

1949年以前，普希金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那里，已经不是一般的文学家了。

1932年12月12日，国民政府与红色苏联恢复外交关系，允许放映苏联电影。

1933年2月16日，上海大戏院第一次公映苏联电影《生路》，反映苏联第1个五年计划的成功，鲁迅偕许广平前去观看。正是在这样的宽松氛围下，左联在业已改造成“苏联人的普希金”身上，发现了革命的力量，开始对他高山仰止，极力推崇。

1937年，苏联人大张旗鼓纪念普希金离世100周年，实际上，中国左翼影人，动作得更早。为纪念普希金逝世百年，他们把苏联根据普希金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Dubrovsky》引入上海，1936年10月9日，这部电影上映的第2天下午，鲁迅和许广平再次同往观看。这是鲁迅一生中观看的最后一部电影，却是他最爱的一部。10天后，鲁迅病逝。这部电影，被民国检查官改名为《复仇艳遇》，但鲁迅依然称它为“最大慰藉、最深喜爱、最足纪念的临死前的快意”，他向友人推荐说：“不可不看。”

正是由于左翼精英一贯推崇，苏联的普希金渐渐取代了俄国的普希金，普希金身上的革命气质也远远超过了艺术性。

 早在1883年，高须治助把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翻译给日本，名字却改成《花心梦蝶录》。1903年，留日海归戢翼翚从高须治助那里转译《花心梦蝶录》，在中文版的灰色封面上竖印着《俄国情史》4个大字，正文标题是《俄国情史：斯密士玛丽传》，作者“普希罄”，括号里注明，其日本名是《花心蝶梦录》。那么，从“花心蝶梦”和“情史”的用字上便可看出，当时的普希金意味着什么，不是斗士，而是情色的一部分，何况《俄国情史》还在日译本的基础上做过大量删节，革命性根本无法突显。

到了1920年，安寿颐从俄文直译《甲必丹之女》，但它依然不能归类为革命小说。它不过是去除了情色外衣，恢复为严肃的正文学。

实际上，在早期鲁迅笔下，也找不到对普希金的革命记述，而且恰恰相反，普希金是一个灰暗人物。1907年，鲁迅发表《摩罗诗力说》，曾对普希金和莱蒙托夫做出这样的比较——

普式庚在厌世主义之外形，来尔孟多夫则直在消极之观念。故普式庚终服帝力，入于平和，而来尔孟多夫则奋战力拒，不稍退转。

在青年鲁迅看来，普希金是厌世主义者，而且终于被皇帝招安，搞了妥协，至少气节上不比莱蒙托夫。可是，到了左联诗人殷夫那里，普希金已变成“流浪诗人”，成了无产阶级。而1950年3月大连新华书店出版《论普式庚》，其中收有郭沫若的《人民的普式庚》，普希金已从俄国贵族转而定性为“人民”。这之后，帝俄时代的普式庚更名为苏联时代的普希金，成为中国人家喻户晓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