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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兵曹胡马诗

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

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

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

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

【创作考略及题解】

    这首诗的创作年代并无从知之。杜诗学者的看法也不尽相同。例如仇兆鳌的《杜诗详注》编在开元末，浦起龙的《读杜心解》编在开元年中，而钱谦益的《杜诗注》编在天宝年初。若依诗之风格内容推来，大致作于开元二十三四年（735—736），诗人二十四五岁，游于齐鲁赵或更早期间可能比较合理。诗人晚年曾回忆开元间游于齐赵时说：“忤下考功第，独辞京尹堂。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呼鹰皂枥林，逐兽云雪冈。射飞曾纵鞚，引臂落鹙鸧。苏侯据鞍喜，忽如携葛强。快意八九年，西 归到咸阳”。丛台是赵王的阅兵台，青丘是齐景公“畋马千驷”的地方。可知杜甫在开元二十三四年间放荡于齐赵之时，很是有过一段呼鹰枥马，放纵矫豪的生活，却也是实际的，苏侯即苏源明是杜甫早期的朋友。明末清初学者钱谦益在《杜诗笺·年谱·开元二十三年》依据杜甫《壮游》诗“忤下考功第”注云：“按史，二十四年，移贡举于礼部，则下考功第，在二十四年之前”。那么，杜甫的第一次齐赵之游，应该是开元二十四五年间，《房兵曹胡马诗》作于开元二十三四年中，也就可以这样想象了。

    房兵曹，姓名不详。房是他的姓氏，兵曹为下级文政官员，是兵曹参军的简称，主管兵械。

    诗之标题，仇兆鳌杜甫集注版无“诗”字，意似“房兵曹之胡马”，按诗所写，乃一匹名贵汗血，恐兵曹之辈不可能有之，信是子美与兵曹所阔论之马。

    杜甫现存诗，年代太早的似乎没有传下，例如他说自己“七龄即思壮，开口咏凤凰”。七龄的诗，肯定没有流传下来。但二十岁以后的诗，肯定有一些还是保存下来了。《房兵曹胡马诗》可能就是属于保存下来的早期作品之一，当作诗人二十岁以后。

    不过，清代有学者以为杜甫天宝（742）以后始有诗。杜诗学巨匠钱谦益就是这样认为的。但仇兆鳌在《杜诗详注》中引黄鹤注云“房兵曹，未详何人，当在开元二十八年间”。冯至先生的《杜甫传》、陈贻焮先生的《杜甫评传》都从黄鹤说。中国社科院文研所所编《唐诗选·杜甫·房兵曹胡马诗》中注，则进一步谓“可能作于开元二十八至开元二十九年间，即公元740—741年”。按杜甫《壮游》诗的说法来算，杜甫“快意八九年”的游历生活暂蔠之后，便自齐赵西归咸阳，已是天宝初年。玩诗味，其意气之未稍减，高兴之情酣畅无空阔，疑其作于此时似不谐也。

    杜甫自开元十八年(730),十九岁的他便游于晋。后死于大历四年的韦之晋，就是他当年的同游人之一。更早者，在开元十三年（725），十四岁的他，已在家乡巩县，东京洛阳之间往来，并少有才名。开元十九年（731）至开元二十三年（735），游吴越以后，因要参加开元二十三年的进士科举考试，便回到故乡巩县，请求县府保送，但这次贡举未第。他又于开元二十四年游于齐鲁赵等地，结识了“苏候”等一些少俊英才。杜甫稍后《望岳》一诗中“会当凌云顶，一览众山小”的雄慨，若无南北之游，万里之行的“凌云”之会，怎能发出小众山的壮慨呢？味《房兵曹胡马诗》中“所向”与“横行”的勇往，“空阔”与“骁腾”的放达，当去《望岳》之作宁早而非晚，因而，我以为此诗约作开元二十四年的可能性最大，这与他晚年《壮游》中回忆开元之日“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的情景也很相似。也与他大历元年初秋所写《七月三日论壮年乐事戏呈元二十一曹长》一诗中说“红颜胡马”的情形非常相似。不过，这首诗好像写的是天宝三年初冬与李白高适同游粱宋的事。

    丛台，好像出自《汉书·邹阳传》里“袨服丛台”的典故。原文说“武力鼎士，袨服丛台之下者，一旦成市”。颜师古注说“丛台，赵王之台也，在邯郸”。赵王之台，今学者考，乃赵国之阅兵台，颜师古注似不甚确。青丘，据《寰宇记》载；齐景公（前547—前490）“有马千驷，畋于青丘”。青丘遗址，在今山东青州。我们已不知杜甫是否真的到过丛台青丘，但打扮得漂漂亮亮，联辔据鞍，袨服同行的开元青年，应该是司空见惯的。杜甫所作《七月三日，论壮年乐事戏呈元二十一曹长》里说：“欻思红颜日，霜露冻阶闼。胡马挟雕弓，鸣玄不虚发。长鈚逐狡兔，突羽当满月。”所谓“红颜日”实际是壮年的杜甫，但胡马雕弓，都不是一般的马和一般的弓。如果杜甫真的是骑胡马，挽雕弓，踏霜雪，射狡兔，那么，他所谓的“裘马颇轻狂”，也就不见得是夸张的说法了。这正是开元那个时代，青年学子游历江山的意气与豪兴，也是杜甫游于齐赵之时可以想见的矫豪身影。他呼鹰枥马的“快意”之时，必然写下快意的马上之诗。

    杜甫游历的年代里，必定是以马代步的。否则，从河南到山东的千里遥途，徒步行走，他怎能走得那样“轻狂”呢？杜甫爱马和他的爱马之情，就是从这个时候的马背上开始的。他曾经有过“胡马雕弓”的快意生活，怎能不永远那么鲜活地保留在自己最美好的记忆之中呢？马之于杜甫，永远是亲切和美好的。所以，后来在渡陇路上，他很深情地为自己所乘之马，写过一首《病马》的诗。

    开元二十年前后约十年，是玄宗一朝，国家综合指数最好的一段时期。开元十三年，玄宗马至四十三万匹，开元十五年，他又与突厥毗伽开放西受降城，每年赍数十万匹缣帛就市戎马，且为马种，以助军旅。今立于蒙古国呼舒柴达木湖畔的阙特勤碑，就是当时唐玄宗与毗伽交往之深的见证。毗伽的弟弟阙亲王死于开元二十年，玄宗为之亲书“阙特勤碑”。《新唐书·突厥传》云：“十九年，阙特勤卒，使金吾将军张去逸、都官郎中吕向奉玺诏吊祭，帝为刻辞于碑，仍立庙像，四垣垣图战阵状，诏高手工六人往，绘写精肖，共国以为未尝有”。仅此，足见开元十四年以来唐与突厥的友好程度之高。我个人推测：与毗伽就市戎马的这批马，很可能是产于今内蒙古三原以西的巴彦淖尔地区的良马，这种马健壮耐力好，是非常适合作战马的马种，因为西受降城就是今我国内蒙三原地区。估计当时有二十万匹马自突厥充为玄宗国马。那么，开元二十年前后，玄宗之马，应在六十万匹以上，当毫无悬念。所以当时，名良之马，时阅于目。不过，大宛真种即使在开元盛世，也是极名贵的宝马，绝不可能遍地行走。尽管良马自古来自于西北，但所谓的突厥马是“东马”，而大宛马是“西马”，特别是大宛的汗血马，非常娇贵。所以，杜甫见到房兵曹牵出一匹大宛汗血，他还是非常激动的。从诗情看，他可能试骑或观赏过房兵曹管理下的大宛马，所以，笔端生华，妙手成诗。不过，他与房兵曹仅仅似只一面之交，所以，杜甫以后的诗中，再也没有提到过他。从这些情况来看，诗作于他早年游历数次而以后再也没有去过的，只有齐赵这些地方了。闻一多先生在《杜少陵先生年谱》中，首次欣赏了这首诗，谓之作于开元二十四年，但没有说明理由。不过，浦起龙定此诗作开元二十四年，不知闻先生是不是据浦起龙《少陵编年诗目谱》。

    浦起龙评此诗谓；“此与《画鹰》诗，自是少年气盛时，都为自己写照”。话虽从揣测中来，好像杜甫未必试过汗血马，却也是很好的读诗体会。比“当在开元二十八年间”的推测含蓄了许多，若定然以为“可能作于开元二十八年至开元二十九年间”，则正中钱谦益所病垢的“年经月纬，若亲与子美游从”了。

    从本诗第一句看，马未必名。但看第二句，杜甫所咏，确为大宛名骥“阿哈尔捷金马”。此种马身瘦，头窄，颈高，速快，皮薄毛细，四肢修长。腕趾较高而无骭毛，耐沙漠气候下的干热，步伐轻盈，有仙鹤般的高贵气质，性喜奔驰，疾如闪电，而驾驭自如。常见的毛骨有骠（淡黄），骝（红马黑鬣尾），骢（白毛间黑花），骊（纯黑）等。其赛速平地每千米1分零5秒，长途连续84天，跑了4300公里，原产今土库曼斯坦共和国科佩特山脉与卡拉库姆沙漠间的阿哈尔绿洲。是优秀的千里马。

    不过，有一种误解，以为大宛马就是汗血马。其实，在阿哈尔捷金马中，汗血马，是其中之最为特异者。这种马，因携带“副丝虫病”感染，往往见其颈部、肩部、鬐甲部及躯体两侧皮肤上会出现豆粒大小的结疤，结疤破裂后会流出汗珠一样的马血，且不特因奔驰而生。副丝虫病，是一种寄生虫，每年四月发生，七八月份达到高潮之后遂逐渐减少，次年又发生，而且，只有阿哈尔捷金马被感染，故至今以为奇瑰莫解。不过，也有一种说法，认为“阿哈尔捷金马”由于皮薄毛细，其血管清晰可见，奔跑起来，在特殊的光感下，觉得通身血红，骝马尤甚。但汗血马这一名号却出自中国人的命名。土库曼斯坦人民颇以此引以为自豪。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中，把大宛国人对汗血马的珍爱与自豪描写得栩栩如生，大宛人说；“贰师马，宛宝马也”。貮师，汉代对今土库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德城的称呼。2002年，土库曼斯坦共和国总统尼亚佐夫访华时，曾以一匹汗血宝马“阿赫达石”为国礼赠予中国，阿赫达石，是现代“宝石”谱系的苗裔，含有“钻石之马”的寓意。

    今年（2010）八月，我因送师母定居上海，特意参观了上海世博园土库曼斯坦国家馆，馆中也特别向中国及世界各国观众展示着该国艺术家们，用雕塑和油画，精心创作的汗血马形象。同时，还有影像资料，更是可以近距离看到汗血马，攒蹄抿耳的龙姿凤仪，可谓马姿种种，目不暇接。亲睹汗血马故乡人展示在我眼前的宝马风骨，使人如睹九重真龙。我的脑海里不由得飞奔起杜甫《房兵曹胡马诗》诗中“锋楞瘦骨”、“风入四蹄”的大宛马形象，现在，真正的大宛马，不就在眼前了吗？千年古今，恍若一日之间。不过，古来的注家，诗人，画家未必深信如此。以为瘦马，当然就是身瘦之马了，如出自河南郑州的汉代画像砖《骑射》，《车马》，二图上的马，竟然被有的美术家认为是瘦马，其实，那正是汗血马的形象。汗血马，天骨如此，万不可以瘦为憾，其瘦乃奇。杜甫的诗句，“锋楞瘦骨成”，是言其马风骨如刀削而成，可谓诗笔传神，诗情如画，此《房兵曹胡马诗》之所以特别宝贵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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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作者赵小立《杜甫马诗里的诗话与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