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3/bmiddle/006cQ8aQzy6ZrFEzoDE82&690唐代马史与杜甫马诗的价值" TITLE="千千千里马/文· 唐代马史与杜甫马诗的价值" />

唐代马史与杜甫马诗的价值

       杜甫的马诗，是杜甫诗歌艺术中的一朵奇葩。这与他对于马文化的巨大贡献是分不开的。例如他对唐代牧马制度，对唐代画马艺术的记录，都有极其宝贵的艺术与历史的价值。然而，对于这朵艺术奇葩的研究,在杜甫诗歌系统里面却是相当薄弱的。不但古代如此，我们当代也是如此。因此，对于有系统的研究杜甫的这些马诗，显然困难要更多一些。例如，杜甫的马诗，非常深入地涉及到对唐代三位著名的画马大师的描写。而这三位画家，基本没有太多的历史记录。他们的生平一概只有一鳞半爪。我们发现：无论是文学家还是美术家，对于杜甫诗歌中涉及美术文化的部分，基本都是浅尝辄止的，没有一个文学家深入于美术之中，也没有一个美术家深入过杜甫的这些文学，故对唐代画马的研究 我们至今也是十分薄弱的一部分美术史。这令人非常遗憾：为什么中国美术家对杜甫诗歌研究的贡献这样少？所以，即便是今天最好的美术史著作，只要谈到唐代画马，没有不存在严重问题的。至于一些美术出版家出版的画册中，所谓韩幹画马的作品，从智力要素来考察，很多无疑都是元代的仿作，也被认为是韩幹所画了，实在对韩幹大师太不负责任了，也是对于唐代绘画认知的误导。

       据我所知，现代学者闻一多和冯至二位先生，都对绘画并不陌生，尤其是闻一多先生赴美所学乃是绘画，冯至先生是德国文学巨匠歌德学专家。歌德又是一位具有专业水准的画家。但他们都没有在《杜少陵先生年谱》和《杜甫传》里留下一些对唐代绘画的发挥。而中国的美术家中，更没有一位学者堪论是对唐代画马有一定研究的。

       如果说对于唐代画马的研究成就不高倒也罢了，因为强求文学家把美术史搞出来，实在太难为情他们了，强求美术家把杜甫的文学玩得那样深，也太勉强他们了。因为我们的美术史近代以来就先天不足，我们还没有产生过一位美术史方面的大学者。不过，我们的强势学术史学，对于唐代马文化的研究也不深不透，那就说不过去了。比如说，唐玄宗时代究竟养了多少马？不要说杜诗研究系统里没有取得成就，就是现代的历史学家也没有取得应有的研究成果。对此，我真是错愕不已了！说到底，我们的学术原理的基础结构存在严重的技术问题。比如说，我们说到开元盛世的时候，少不了要提到唐玄宗养马这项指标。可惜，所有学者都把唐玄宗开元十三年的统计作为唯一的数据了。还有的杜诗学者把全国的牧马总和，当做一个监牧使的养马数了！

       唐玄宗从开元十三年（725）到天宝十五年（755），长达三十余年的时间，请问以开元十三年的四十三万匹马为基础，经过三十余年的自然增长，到天宝十五年还会是四十三万匹马吗？何况，玄宗自开元十五年开西受降城与突厥互市，每年以数十万匹缣帛购买突厥良马于唐，而且还充实了玄宗的军马。实际上，唐玄宗开元二十年（732）以后，即使没有购入突厥的一匹马，仅以自己的天育骠骑的自然增长而言，至少也已经有六十万匹马了。这是我比较精确测算过的。为此，我们发现了唐玄宗头十三年的牧马增长率。我们还运用这个增长率数据，作为一个一般的粗略的增长模型，核实了一下唐史所载“唐初才得牝牡三千匹于赤岸泽，徙之陇右”，“自贞观至麟德，马蕃息及七十万匹”的说法，是不是确切。因为以三千匹马为基础，要三十八年后增长到七十万匹，你怎么算也难以长出那么多的马呀。故我们提出了唐初李世民之世，实际上也是有二十余万匹马的。我把这种方法叫“复隐真实”。再比如说，杜甫《秦州杂诗二十首·南使》一章，有“南使宜天马”之句，诗人说的是秦州距陇右监牧使原州之南使很近。但是被仇兆鳌“断制”为“西使宜天马”了。可是看看他们断制的依据，原来连唐代的牧马制度都没弄清楚。所以“西使”二字根本没有“断制”的任何道理，相反却搅乱了事实。像这种通过“复隐”而重新显现出来的真实历史也是不少的。用新的思维读杜甫，我们岂止是读了杜诗而已呢？

       马是人类亲密的动物朋友。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车马动力文明的国家之一，中国虽然不是产生世界名马的国家，却是世界上对马是很有感情和寄托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马匹拥有国家。我们的天文学，在商周时代已经有了“房星”“天驷”的说法。春秋时代已经大量使用“千里马”一词。战国晚期文人墨客中盛传的周穆王的“八骏马”，一直是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一种龙马精神。汉武帝时代，中国对于马的品种进行了引进性改良。唐太宗乘骑过的“六骏”，被认为是英雄之马，开国功臣的象征。韦偃的《沙苑监牧阅马图》，以宏大的历史场面追忆了开元盛世的牧马之富，是宝贵的艺术珍品，唐代之“清明上河图”，全世界最为气势恢宏的一幅群马历史画卷。徐悲鸿画马，体现出民族解放民族独立时期的进取精神和知识分子的爱国责任，受到广泛的喜爱。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据1977年的统计，全国牧马总数曾达到一亿一千四百余万匹，是世界上最大的马匹牧养国。马力曾经是中国重要的生产力组成部分。在以马蹄为速度的三千年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国是世界上文明体系完备，发展快速最民族之一，因而有灿烂的和平的丝绸之路之世界文明。我们有理由感觉千里马精神，与我们与时俱进的现代精神，是完全的一致的民族精神。

       但是，即使我们非常接受这些观点，对于中国马文化的了解却似乎少得可怜。例如，有学者解释唐太宗的六骏，说“什伐赤”中的“什伐”是古波斯语“马”的意思，如果是这样，那么，这是很好的考证。但是接下来说：“什伐赤”就是“波斯马”的意思。这看起来没什么错，实际与唐太宗的意思差了很多。既然“什伐”是外语马的意思，那么，唐太宗正是借波斯语“马”这个发音，用中国汉字汉语“什伐”，对这匹身经百战的红马给予的赞扬，“什伐”就成了参加过十次重大战役的纪念，赤字，是中国古代马名马号一般结构，表示这匹马是红马。这完全可以看做是一个古代版的“可口可乐”式的绝妙翻译了。由于不解此，六骏中的另一匹马“飒露紫燕骝”也被我们的学者解释错了。有学者说，那个“飒”是风的意思，说明这匹马飞奔如风。这同样看起来没什么错，但是，那是一个误猜。这个词组的结构是：飒露、紫燕、骝，其中紫燕才是形容这匹马飞轻如燕的意思。杜甫有句诗“紫燕自超诣，翠驳谁剪剔”说的就是紫燕骝。“飒露”是形容这匹马毛彩润泽漂亮是意思，不能把“飒露”拆开解飒不解露。骝是这匹马为黑鬣黑尾的红马的意思。如果对唐太宗的“飒露紫”有些误解，也算是不离大谱，更离奇的是，唐太宗的特勒骠，一直是这个叫法，例如金代的画家赵霖的《唐太宗六马图》就是以昭陵六骏雕塑为原型创作的一幅画，上面有金章宗时期的文学家赵秉文的题字，第四骏就是“特勒骠”三个字。元代诗人教育家吴莱的《昭陵石像》诗中也是特勒骠。可是今天有人居然说应该是“特勤骠”。“特勤”是什么意思？是突厥人贵族子弟的称呼。说特勒骠可能是“特勤”这样的官员送唐太宗的马。所以是特勤骠。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实际证据。依据中国古代对马名马号命名的常规，马的命名没有以爵位命名的先例的。唐太宗爱马是出了名的，贞观年间，他有十骥，亲自命名，没有一匹与爵位有关。唐玄宗时期也没有。有学者说，特勒骠是突厥特勒勤这个地方的马。我看这才是特勒骠名字的真正来历。因为地名加马的毛色，这是古代宝马命名的一般习惯。唐代历史学家裴骃《史记集注》里有明确的说法。

       我国古代最早的类书《尔雅》中就有对马的详细解释，这些解释，可以看做是中国式的一套完整的马谱。每一种马都有自己的特征样式，例如騧是黑喙的黄马，骥是千里马，骢是有杂毛的白马，骊是黑马等等，这些文化深刻影响着中国的马文化。

       唐代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拥有战马最多的国家。重视这一指标，对于认识唐代的国家综合实力是非常重要的。

       杜甫之爱马，有着深刻的现实的时代特征。但是，像所有的古代封建社会一样，伟大的唐代盛世帝国，注定要面对一次不可避免的盛极必衰之变。安史之乱把唐代文明推向了全面衰退的深渊。杜甫就是盛世与末世转换之际的全程见证者。他的咏马诗，几乎贯穿其文学创作终身。他的马诗，从早年的“天子之马走千里”到晚年“骐驎荡尽一匹无”的巨大反差，对于我们了解唐代由盛转衰，有着独特的细节的历史真实性。同时，杜甫对于马的一个个鲜明形象的塑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丰富了马文化的内涵，从而对于中国马文化有着突出的贡献。杜甫的马诗已远远超出诗歌艺术欣赏的范围以内。这正是杜甫马诗在唐代历史和唐代文学中具有特殊价值的理由，也是我们专题研究杜甫马诗的时候逐渐深刻认识到的新体验。

       杜甫的马诗，是杜甫诗歌艺术中的一朵奇葩。这与他对于马文化的巨大贡献是分不开的。例如他对唐代牧马制度，对唐代画马艺术的记录，都有极其宝贵的艺术与历史的价值。然而，对于这朵艺术奇葩的研究,在杜甫诗歌系统里面却是相当薄弱的。不但古代如此，我们当代也是如此。因此，对于有系统的研究杜甫的这些马诗，显然困难要更多一些。例如，杜甫的马诗，非常深入地涉及到对唐代三位著名的画马大师的描写。而这三位画家，基本没有太多的历史记录。他们的生平一概只有一鳞半爪。我们发现：无论是文学家还是美术家，对于杜甫诗歌中涉及美术文化的部分，基本都是浅尝辄止的，没有一个文学家深入于美术之中，也没有一个美术家深入过杜甫的这些文学，故对唐代画马的研究 我们至今也是十分薄弱的一部分美术史。这令人非常遗憾：为什么中国美术家对杜甫诗歌研究的贡献这样少？所以，即便是今天最好的美术史著作，只要谈到唐代画马，没有不存在严重问题的。至于一些美术出版家出版的画册中，所谓韩幹画马的作品，从智力要素来考察，很多无疑都是元代的仿作，也被认为是韩幹所画了，实在对韩幹大师太不负责任了，也是对于唐代绘画认知的误导。

       据我所知，现代学者闻一多和冯至二位先生，都对绘画并不陌生，尤其是闻一多先生赴美所学乃是绘画，冯至先生是德国文学巨匠歌德学专家。歌德又是一位具有专业水准的画家。但他们都没有在《杜少陵先生年谱》和《杜甫传》里留下一些对唐代绘画的发挥。而中国的美术家中，更没有一位学者堪论是对唐代画马有一定研究的。

       如果说对于唐代画马的研究成就不高倒也罢了，因为强求文学家把美术史搞出来，实在太难为情他们了，强求美术家把杜甫的文学玩得那样深，也太勉强他们了。因为我们的美术史近代以来就先天不足，我们还没有产生过一位美术史方面的大学者。不过，我们的强势学术史学，对于唐代马文化的研究也不深不透，那就说不过去了。比如说，唐玄宗时代究竟养了多少马？不要说杜诗研究系统里没有取得成就，就是现代的历史学家也没有取得应有的研究成果。对此，我真是错愕不已了！说到底，我们的学术原理的基础结构存在严重的技术问题。比如说，我们说到开元盛世的时候，少不了要提到唐玄宗养马这项指标。可惜，所有学者都把唐玄宗开元十三年的统计作为唯一的数据了。还有的杜诗学者把全国的牧马总和，当做一个监牧使的养马数了！

       唐玄宗从开元十三年（725）到天宝十五年（755），长达三十余年的时间，请问以开元十三年的四十三万匹马为基础，经过三十余年的自然增长，到天宝十五年还会是四十三万匹马吗？何况，玄宗自开元十五年开西受降城与突厥互市，每年以数十万匹缣帛购买突厥良马于唐，而且还充实了玄宗的军马。实际上，唐玄宗开元二十年（732）以后，即使没有购入突厥的一匹马，仅以自己的天育骠骑的自然增长而言，至少也已经有六十万匹马了。这是我比较精确测算过的。为此，我们发现了唐玄宗头十三年的牧马增长率。我们还运用这个增长率数据，作为一个一般的粗略的增长模型，核实了一下唐史所载“唐初才得牝牡三千匹于赤岸泽，徙之陇右”，“自贞观至麟德，马蕃息及七十万匹”的说法，是不是确切。因为以三千匹马为基础，要三十八年后增长到七十万匹，你怎么算也难以长出那么多的马呀。故我们提出了唐初李世民之世，实际上也是有二十余万匹马的。我把这种方法叫“复隐真实”。再比如说，杜甫《秦州杂诗二十首·南使》一章，有“南使宜天马”之句，诗人说的是秦州距陇右监牧使原州之南使很近。但是被仇兆鳌“断制”为“西使宜天马”了。可是看看他们断制的依据，原来连唐代的牧马制度都没弄清楚。所以“西使”二字根本没有“断制”的任何道理，相反却搅乱了事实。像这种通过“复隐”而重新显现出来的真实历史也是不少的。用新的思维读杜甫，我们岂止是读了杜诗而已呢？

       马是人类亲密的动物朋友。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车马动力文明的国家之一，中国虽然不是产生世界名马的国家，却是世界上对马是很有感情和寄托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马匹拥有国家。我们的天文学，在商周时代已经有了“房星”“天驷”的说法。春秋时代已经大量使用“千里马”一词。战国晚期文人墨客中盛传的周穆王的“八骏马”，一直是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一种龙马精神。汉武帝时代，中国对于马的品种进行了引进性改良。唐太宗乘骑过的“六骏”，被认为是英雄之马，开国功臣的象征。韦偃的《沙苑监牧阅马图》，以宏大的历史场面追忆了开元盛世的牧马之富，是宝贵的艺术珍品，唐代之“清明上河图”，全世界最为气势恢宏的一幅群马历史画卷。徐悲鸿画马，体现出民族解放民族独立时期的进取精神和知识分子的爱国责任，受到广泛的喜爱。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据1977年的统计，全国牧马总数曾达到一亿一千四百余万匹，是世界上最大的马匹牧养国。马力曾经是中国重要的生产力组成部分。在以马蹄为速度的三千年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国是世界上文明体系完备，发展快速最民族之一，因而有灿烂的和平的丝绸之路之世界文明。我们有理由感觉千里马精神，与我们与时俱进的现代精神，是完全的一致的民族精神。

       但是，即使我们非常接受这些观点，对于中国马文化的了解却似乎少得可怜。例如，有学者解释唐太宗的六骏，说“什伐赤”中的“什伐”是古波斯语“马”的意思，如果是这样，那么，这是很好的考证。但是接下来说：“什伐赤”就是“波斯马”的意思。这看起来没什么错，实际与唐太宗的意思差了很多。既然“什伐”是外语马的意思，那么，唐太宗正是借波斯语“马”这个发音，用中国汉字汉语“什伐”，对这匹身经百战的红马给予的赞扬，“什伐”就成了参加过十次重大战役的纪念，赤字，是中国古代马名马号一般结构，表示这匹马是红马。这完全可以看做是一个古代版的“可口可乐”式的绝妙翻译了。由于不解此，六骏中的另一匹马“飒露紫燕骝”也被我们的学者解释错了。有学者说，那个“飒”是风的意思，说明这匹马飞奔如风。这同样看起来没什么错，但是，那是一个误猜。这个词组的结构是：飒露、紫燕、骝，其中紫燕才是形容这匹马飞轻如燕的意思。杜甫有句诗“紫燕自超诣，翠驳谁剪剔”说的就是紫燕骝。“飒露”是形容这匹马毛彩润泽漂亮是意思，不能把“飒露”拆开解飒不解露。骝是这匹马为黑鬣黑尾的红马的意思。如果对唐太宗的“飒露紫”有些误解，也算是不离大谱，更离奇的是，唐太宗的特勒骠，一直是这个叫法，例如金代的画家赵霖的《唐太宗六马图》就是以昭陵六骏雕塑为原型创作的一幅画，上面有金章宗时期的文学家赵秉文的题字，第四骏就是“特勒骠”三个字。元代诗人教育家吴莱的《昭陵石像》诗中也是特勒骠。可是今天有人居然说应该是“特勤骠”。“特勤”是什么意思？是突厥人贵族子弟的称呼。说特勒骠可能是“特勤”这样的官员送唐太宗的马。所以是特勤骠。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实际证据。依据中国古代对马名马号命名的常规，马的命名没有以爵位命名的先例的。唐太宗爱马是出了名的，贞观年间，他有十骥，亲自命名，没有一匹与爵位有关。唐玄宗时期也没有。有学者说，特勒骠是突厥特勒勤这个地方的马。我看这才是特勒骠名字的真正来历。因为地名加马的毛色，这是古代宝马命名的一般习惯。唐代历史学家裴骃《史记集注》里有明确的说法。

       我国古代最早的类书《尔雅》中就有对马的详细解释，这些解释，可以看做是中国式的一套完整的马谱。每一种马都有自己的特征样式，例如騧是黑喙的黄马，骥是千里马，骢是有杂毛的白马，骊是黑马等等，这些文化深刻影响着中国的马文化。

       唐代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拥有战马最多的国家。重视这一指标，对于认识唐代的国家综合实力是非常重要的。

       杜甫之爱马，有着深刻的现实的时代特征。但是，像所有的古代封建社会一样，伟大的唐代盛世帝国，注定要面对一次不可避免的盛极必衰之变。安史之乱把唐代文明推向了全面衰退的深渊。杜甫就是盛世与末世转换之际的全程见证者。他的咏马诗，几乎贯穿其文学创作终身。他的马诗，从早年的“天子之马走千里”到晚年“骐驎荡尽一匹无”的巨大反差，对于我们了解唐代由盛转衰，有着独特的细节的历史真实性。同时，杜甫对于马的一个个鲜明形象的塑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丰富了马文化的内涵，从而对于中国马文化有着突出的贡献。杜甫的马诗已远远超出诗歌艺术欣赏的范围以内。这正是杜甫马诗在唐代历史和唐代文学中具有特殊价值的理由，也是我们专题研究杜甫马诗的时候逐渐深刻认识到的新体验。

本文选自作者《杜甫马诗里的诗话与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