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28日任我行再次带队经过，枕潮兄寻到古墓两座，其中有“鸡鸣庵”的记载。消息传来，再次激起我的兴趣，我仔细翻寻资料，终于在康熙《九江府志》中找到一段记载：“觉浪（道）盛明崇祯间住圆通三载，结退居于寺之东曰鸡鸣庵，黄伯端相依晨夕夜话，因缘千载不断。” 此志为文德翼主修，文德翼与黄端伯是挚友，此段记载应当准确。原来鸡鸣庵为觉浪大师所结“退居”，所以不见于此前史书。道盛（1592—1659），字觉浪，号浪杖人，曹洞宗二十八世高僧，于1638-1640年应黄端伯等请住庐山圆通寺。“四部尚书”李长庚以花甲之年师事之，并赞叹说“长庚昔尝参诸尊宿，或指示，或商榷，或机锋，或棒喝，然未有如今觉浪大师之奇迅超绝、纵横妙协者也，盖师入世出世法已透内圣外王、先佛后祖之微，故其神发秘旨、光阐玄猷，不特为学人衲子点眼刳心，直当与儒师宗匠返魂夺命。”明末乱世，群氓并起，民不聊生，但觉浪大师以儒入佛，以佛解儒，大振士民之心。所以李长庚说“盖守城之害有三，一畏心，二悭心，三分别心，见贼轻逃，困乏不济，左右分袒者，此三心之崇也，大师说法首破此三心，单刀直入，大震全威，出死入生，神变自在，人人如此心，心如此，何忧乎办贼已哉？”

再仔细查阅康熙前后资料，发现清顺治十六年范礽重修《庐山纪事》补辑“（石耳峰）其侧有鸡鸣庵”。清康熙吴炜《庐山续志》载“（石耳峰）其阳有鸡鸣庵、侯溪，其阴有清溪”。但都没有觉浪大师的记载，可能是由于入清后明遗民很多投到觉浪门下，黄端伯更是在明亡后抗清被俘，坚贞不屈，引颔受死。乾隆后官修府志、县志都删去了有关记载。直到道光间蔡瀛的《庐山小志》才出现“鸡鸣庵在圆通东，明觉浪大师静室”的记载。

2020年4月1日笔者与任我行、潮汐再赴鸡鸣庵遗址考查。见两座僧墓已经被盗墓贼完全破坏，一片狼藉。一座为“□祖法涛号以祯和尚墓”，墓碑右、上部字迹脱落，只可辨以祯和尚生于崇祯丙戌年（1646，崇祯已经亡国于1644年，其时官史当记为顺治三年），殁于康熙庚子年（1720）。

另一座为“传临济正宗第三十六代法派际远号石云和尚塔”，墓碑竖裂为二，右部（约占五分之一），字迹完全漫灭。所幸左部完全清晰，第一列仅余“白鹤乡”三字半边，可能“石云和尚”是本县白鹤乡（今赛阳、沙河、狮子一带）人。生于康熙丁丑年（1697），雍正三年（1725）主席东林寺，其时年仅二十九岁。乾隆元年（1736）主席龙池寺（在九江府城西门外，甘棠湖北），“兼理五邑都纲，传说三堂大戒，戒子三百余众，法徒三十有余，自此道风远播，合郡皈依。”又应抚州府启请，主席东乡县白城古刹。乾隆十七年（1752）知府董榕等“接居圆通”。享年五十有九，乾隆乙亥年（1755）示寂，“安厝于鸡鸣庵屋后”。显然，此时鸡鸣庵仍然是圆通寺之静室。临济宗二十五世庐山天池智光禅师演派：“智江圆明洪慈悟，本道大德(以上十一字读不成句姑存后偈)。昌隆正法续玄宗，承维天恩永守中。戒定修持清净观，从闻思学觉心空。” 墓碑孝单有“承、继、天、恩、永、忠、守、戒、定、修”等字派，与智光所演字派几乎吻合，但是石云和尚若为承字辈，显然与“传临济正宗第三十六代”不符。石云和尚法派“际远”，而临济下二十二世闽中雪峰祖定禅师演派二十字：“祖道戒定宗，方广正圆通。行超明实际，了达悟真空。”恰好际字辈为三十六世。这可能是由于受戒师承与嗣法师承不同的原因造成的，但可惜墓碑右部一字无存，已经无法得知石云和尚的嗣法师承。

“鸡鸣”的典故出于《世说新语》。当日觉浪大师取名“鸡鸣庵”，既应鸡笼山之名，想必更有喻身处乱世，当及时奋起之意吧。时光荏苒，四百年之后，鸡鸣庵已湮灭于深壑之中，任草没林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