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早晨看到武汉二中为高三学子疫后复课作准备的消息，引起了我高中生活的回忆，满满的美好。也许对有些人来说，高中是苦逼而黑暗的日子，但对幸运的我而言，高中的关键词是快乐，充实与感恩。而这一切都是我魂牵梦绕的母校——武汉二中给的。

回忆中最深的震撼当属学校当年给我的自由与宽容。

记得高二开学不久，我在没有跟父母或任何人商量的情况下找到班主任胡老师，跟她说我想跳级。现在回想，一个小孩子竟敢这样对老师提要求，真是胆大包天。但也许二中就是素来有那样宽容的环境，鼓励学生异想天开，才把我宠成那样的吧。我是在早自习和第一节课的课间跟班主任提的。班主任说，她想想。然后在上午第三节课的课间，她就来给了我回复：“已经跟高三（三）班的班主任，也就是学校的教导主任说好了。你自己扛把椅子就可以过去了。”班主任还掏出一把钥匙交给我，淡淡得说：“这是物理实验室的钥匙，平时没有人。从此以后你想去哪个年级上课就去哪个年级上课，不想上课就不上课。想自习的话，可以去物理实验室。”

武汉二中给我宽容的事数不胜数。有一次数学考试，压轴题的计算量十分繁琐。我发现它刚好相当于用牛顿的机械运动定律解决问题。而相同的问题也可以用能量守恒定律来解决。于是我在数学答卷上建立了一个物理学模型，说这题相当于某个物理问题的解，然后从能量的角度用极简的计算方法算出了答案。干这勾当的时候，我心里预期这题会被判零分。但我太欣赏自己的奇思妙想了，还是任性得决定用自己的奇葩方法作答。结果你猜怎么着？数学老师竟然给了我满分。当年尚没有STEAM，跨学科融合之类的时髦教育理念。然而二中老师们却实实在在得做到鼓励学生敢想敢做。当年我只是惊喜，而今回忆，却是泪目。

武汉二中是湖北省最强的省重点中学之一，老师们都非常牛，让我崇拜至今。记得语文刘老师，英语谢老师，都气质儒雅，宛如夫子在世。化学董老师上课时激情忘我，几次从讲台上掉下来，还有一次一脚踩进水桶，害得我上课时总盯着他脚下，担心他又摔着。最令我感激的，是数学和物理老师。

1991年的暑假，我们高一结束，本会是个闲散的夏天。放假前数学沈老师找到我，给了我一个特别的机会。他建议我高二就参加高三学生的数学奥林匹克竞赛。说他利用暑假为少数几个有潜力的学生把高中数学剩下的内容全部讲完，让我们高二就能参赛，积累经验，等高三时再正式参赛就更可能取得好战绩。他让我自愿选择，我欣然应邀。于是，在武汉那个酷热的夏天，沈老师分文不取，每天从早到晚，花自己的休息时间给我和几个同学把整个高中数学教完了。回想那个数学之夏，怎一个爽字了得！被邀请的同学都是全年级尖子中的尖子，所以课堂进度很快。我们不是按高考的难度，而是按奥赛的难度搞定了全部高中数学。这份经历其实是我日后能跳级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一个原因是我的佛系物理老师，我见过的最佛系的老师，没有之一。她就是前面说到的我的班主任胡老师。高一开学不久，她就每周固定得安排了一节课，让我当老师给同班同学讲解习题。记得我被这雷得里嫩外焦，震惊不已：怎么能让学生当老师呢？她不怕我教得不好吗？可是胡老师一点也不担心。而全校老师们竟然也一点都不觉得这安排奇怪。当其他任课老师有事情时，还经常找我调换课时————每周一下午的第一节课是我的。同学们似乎也没人觉得奇怪，他们总是很认真得听我讲。结果，我在物理方面的自学能力像澳洲的兔子一样疯狂生长。

可能也是因为这种模糊了老师和学生界限的奇怪安排，我们学校里形成了互相帮助的良好学风。每天自习课的时候谁有不懂的问题，就可以随意下位去问同学。而被问的同学都十分乐于解答。这种风气是全班的，被问的人并不限于成绩最好的学生。只要懂的，就可以为师。没有人以求教于同学为耻，所有人以帮别人为乐。记得跳级之前，我平均每天至少有一整节课的时间用来解答同学们的各科问题。这些都让我自己受益极深，因为能把题讲清楚比仅仅只是能做出来，要求高了一个档次。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原来教别人是最好的深度学习方法，而武汉二中在二十几年前就这样培养学生了。

二中的同学们对我是极好的。跳级后我主要在高三上课，放学时间比其他年级都晚，等我们下课时食堂里的好菜所剩无几。于是高二的同学们就天天帮我打饭。每天中午高三放学时，其他同学拖着疲惫的步子去食堂排队，而我则三步两步就蹦回了我原来的班级，那里有一帮哥们姐们等我“回家”吃饭。我怀疑就算不吃饭，单靠高三同学的羡慕眼神都够我精力充沛了。嘚瑟是何其幸福！

跳级后的那班同学待我也是相当得好，帮助巨大。英语是门必须下硬功夫的学科。那么多单词摆在面前，不背熟是不行的，别无选择。而我却管不住自己，老想溜奸耍滑，是一个同学救了我。他和我坐得很近，随不是我的同桌，但也只是隔了一个走道，相当于同桌。记得第一次看到他的名字是我发卷子，“下疆是谁？”我问。“不是下，是卞！”同学纠正，我才知道原来下字上面加一点也是个字，念变。有一天卞疆说，我们应该在高考前把全部的英语单词背两遍，每天得完成几十个词。他约定每天中午固定的时间，我们互相报听写，检查前日背单词的效果。于是，后来每天中午我们俩都雷打不动得推进单词歼灭战。说来惭愧，每天他最多错一两个词，而我这个懒虫经常复习不到位，错一堆。但即便如此，我总算被逼着把单词给背完了。若不是因为和他约定了每天非报听写不可，我大学考不考得上还真说不定呢。多年以后，我做中科院做博士后时，同组的另一位博士后对学习方法颇有研究。她告诉我说peer study是学习王道之一，秘诀是伙伴既要关系好，又不能太好。关系要好到两人愿意合作，又不能好到可以毫无顾忌得耍赖。要在对方面前不好意思说话不算话。她自己在德国慕尼黑大学读博士的时候，就是根据该原则找了位韩国的同学作伴，每周啃一篇学术文献，每周四下午必须互相给对方作报告。她说那合作学习是帮她完成了艰苦的博士学业的关键。看来，我真是憨人有憨福，当年我学习中最薄弱的环节，就这样被二中的同学给解决了。

武汉二中的短短两年给了我太多美好的回忆。除了学习，还有很丰富的其他活动。例如学校安排的晨跑，校运会，冬季长跑，合唱……还有自己的很多小趣事。小时候的我顽劣得很，喜欢捉弄人，干过不少恶作剧，但同学们都宽容了我。

高三时我在课桌里养过一只小鸭子。小课间里大家纷纷来探望它。晚自习前的大课间时我则带着它到操场散步。晚上我得回家，就把它寄养在住读生的宿舍里。想来奇怪，我的小毛鸭子怎么那么乖，上课的时候从来没叫过吗？不然怎么没被老师发现呢？后来在一场大雨之后，寄养它的同学说它跳楼跑了。现在回头分析，可能是个white lie吧。小动物其实很难养活的。Anyway，我曾经拥有一只鸭子。

高二上我有段时间还迷上过泡沫剧。当时有个电视连续剧叫《含羞草》。看完后我意犹未尽，就自己动手写续集。可能写得还算好看，我的手稿就开始在同学们中被传看。刚开始的两个星期只是在本班内传，我下午要写更新时一吆喝就能把本子找回来接着写。后来传到了外班，我经常得去四班或二班把本子要回来。但要看的人越来越多，我要回本子是好多人抗议说还没看呢。于是我启用了第二个本子，每天更新完后，可以让手稿传出去两天再拿回。但这样就传得更远了，传去了其他年级。有一天我实在找不回本子了，就停止了更新。可能那算是网络文学的雏形吧。

我的日子也不是天天都傻乐。不记得高几，有一天中午，我无精打采，告诉朋友们我不高兴，但又不知道原因。邹波说，那是因为我不会玩。于是他带我去打台球。估计我这师傅也才学没多久，我初试牛刀竟然当天就胜了他一局，心情大好。记得我们回到教室，我见人就说此事，到处嘚瑟，弄得他有点尴尬。现在回想，我还真是都高中了还一点不懂事啊。好在铁哥们不跟我计较。总之，邹波同学让我懂得了状态需要自我调节。之后当学习累了的时候，我就经常中午约朋友去打台球，有时也踢踢足球。

按说武汉二中是湖北最牛的中学之一，高中是挤高考独木桥之前的重要阶段，在二中读高中应该是极其苦逼的。但我的回忆却是满满的欢乐。学得很多，玩得也不少。那才是青春该有的样子吧。感谢母校。

黄臻 （1990级武汉二中高中生，1992年考入武汉大学少年班）

2020年4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