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威廉﹒盖洛的《中国长城》画册上有一幅英文标注为:“The Eastern Y(翻译成中文应该是‘东岔道’，百度翻译为‘东Y’)”的水彩画图片，图片右下角署名“F.Jennens(中文‘F.詹能斯’)”，威廉﹒盖洛团队中一位画家。

“东岔道”即现在的北京结，它是明代内长城和外长城的东部分岔点，长城由此向西北经宣府镇、大同镇到达山西西北部的偏关县老营堡以北；向西南通过昌镇、真保镇、山西镇在偏关县老营堡以北柏羊岭与外长城合二为一。很明显，威廉﹒盖洛团队是冲着“东岔道[北京结]”来的。但是阴差阳错，画家F.詹能斯却把北京结西侧的“三岔边”错当成了“东岔道”。而更让人疑惑的是，在《中国长城》中威廉﹒盖洛为什么没有用自己的照片，而是用了F.詹能斯的水彩画？是威廉﹒盖洛对眼前的景物产生怀疑压根就没有拍摄照片，还是他的相机出了问题甚或其它原因，令人疑惑。

我手头有两本描述一百年前威廉﹒盖洛团队寻找“东岔道”的书，一本是威廉.林赛的《两个威廉与长城的故事》，一本是张保田的《追寻远去的长城》。两本书的作者都试图找到F.詹能斯创作这幅水彩画的具体地点，而且从《追寻远去的长城》描述看张保田似乎已经确认了该地点，但不知道为什么在他们的书中都没有看到复拍照片。

威廉.林赛的《两个威廉与长城的故事》描述如下：

“……

次日早晨，威廉﹒盖洛从莲花池村动身，寻找‘北京结’，即长城主线和环线在东面的结合处。他把‘北京结’命名为‘Y处’——在这个地方，从东面蜿蜒至此的长城主线分为北线和南线，即外长城和内长城。他写道：

找到山海关和遵化很容易，找到‘Y处’却颇费周折，既费时，又费事。这里有两个原因。首先是山势过于陡峭，很难爬；第二是当地人不知道长城在哪里分岔，分别通向西北方向的张家口和西南方向的南口。有个当地人信誓旦旦地说他知道长城在哪里分岔，事实却是他领错了路。看来指望当地人引路无望，我们便开始爬山。这里的风景之美无与伦比，而那两段来自东面[应该是“西面”——作者注]的长城以及那段向东延伸的长城却不见踪影，于是我们不由得失望起来。（见278页）”

当地人不知道长城在哪里分岔？我几乎不能理解，应该是当地人根本没有把威廉.盖洛一行老外当好人，所以才故意为难他们的吧。

张保田的《寻找远去的长城》第55至58页文字描述如下：

“在盖洛心目中，寻找‘东岔道’(‘The Eastern Y’) 是一个重要的情结。盖洛笔下的东岔道是‘长城分岔的岔道’，长城‘往西北通向张家口，向西南直达南口’。不得不佩服皇家地理学会会员盖洛博士的专业精神，须知这是100年前的认识。事实上直到盖洛一行寻访东岔道之后80年，人们才给这个长城结点起了个科学与民俗相结合的名字——北京结。……。

虽然经过漫长而艰难的搜寻，但在《中国长城》一书中盖洛叙述，他们‘没能找到从西边来的两道长城与向东的一道长城的交汇处’。即盖洛一行并未到达东岔道（北京结），<中国长城>书中也没有东岔道的照片，但奇怪的是<中国长城>的第50页却有一幅‘东岔道’的写生水彩画。（同感——作者注）

‘东岔道’水彩画曾经是一道迷雾。2006年9月9日长城小站聚会九眼楼，我们在九眼楼上向南观察，认定‘东岔道’写生画上的长城结点并非北京结，而是沙峪北沟长城的‘耷拉边’（即‘三岔边’——作者注）”。位置景物虽然确定了，但‘东岔道’写生画的迷雾并未消散，下一个问题是画家詹能斯为什么错把耷拉边当成东岔道？为了寻找答案，我上路了，目标是判明写生画‘东岔道’的作画地点。（见55页）

……。10时40分从海拔590米的基地出发，走过最后一段柏油马路，前面仍有未完工的房屋，是准备来年启用的‘度假村’。凭经验直接找到通向九眼楼的山路，上行大约百米之后，感觉方位不对，要接近写生画的地点，必须攀上右侧的山峰。再前行一段，我感觉走错了一条沟。停下来思考盖洛团队的行动方式及规律，当年他们寻找‘东岔道’应该是从南吉利村出发一路向西。所以我不应该直奔九眼楼，而应该还原盖洛一行的路线。这个思路明确了，原路返回出发点，询问‘度假村’的看门人，选择南侧另一条山路进山。（我感觉张保田此时的思路出现了问题，他最初的选择是对的：当年盖洛一行就是从南吉利村向西偏北直奔九眼楼方向而去的——作者注）根据两侧山势，要上到相当高度才能复现写生画‘东岔道’，因此判断作画的地点一定在西大墙已经没有悬念。于是不断上行，山谷中只有一个人踩踏落叶的声音。在山路唯一歧点做了标记，以便返回走原路。

12时半到达山脊，登上西大墙。回（极？——作者注）目西望，可以断定写生画地点就在附近。经过对比，更趋近于北侧高处的实心台。攀上实心台发现这里没有树木遮挡，十分难得。

这个地点位于北京结和九眼楼之间，长城南北走向，北京结在南，九眼楼在北，正是内外长城交界的区域。从地形上说，这里相当于一个倒置马鞍形的底部，作画点的实心台海拔高度为942米。虽然这里离北京结和九眼楼距离很近，但由于峰底地形的影响，在这个局部区域既看不到北京结，也看不到九眼楼，而向西南看去可以看到形似三道三道长城交汇的耷拉边。所以我们可以还原盖洛一行寻访‘东岔道’的最后过程：

100年前的某一天，盖洛一行由当地向导带路从南吉利村出发，向西大墙前进，寻找心仪的‘东岔道’。当一行人气喘吁吁登上长城，放眼望去，一眼看到三道长城的交接点耷拉边，众人欢呼‘东岔道’找到了，画家詹能斯欣然拿出画笔，登上北侧更高一点的实心敌台，挥笔作画。而盖洛或许还在思考，眼前看到的真的就是‘东岔道’吗？其实盖洛等人不论向南还是向北再上行100米，占据更高的制高点，就可以将‘东岔道（北京结）’、九眼楼、耷拉边三顶点一览无余。可惜他们没有最后的冲刺，以至于近在咫尺而错失了北京结和九眼楼，留下了无限遗憾。（58页）”

尊敬的保田老兄，您的复拍照片呢？

威廉.林赛和张保田分别在《两个威廉与长城的故事》第230页和《寻找远去的长城》第55-56页书中登载了他们在北京结和九眼楼中间940米制高点向南拍摄的北京结照片，但同样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和威廉.盖洛一样，都没有在书中展示詹能斯作画地点拍摄的复原照片，其中原因又一次使人感到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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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威廉与长城的故事》“‘北京结’或‘Y段’长城”插图2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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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远去的长城》“在西大墙最高处看北京结（左）和耷拉边（右）”插图56-57页

2016年8月27日11时左右，随虫虫队经历京承高速堵车和雁栖湖公路查车后来到箭扣。我的目的很明确：寻找100多年前F.詹能斯作画地点，并复拍水彩画“东岔道”所展示的真实画面。

受两本书的影响，我和虫虫大部队一起从旧水坑村西南侧停车场直奔西大墙。站上城墙后我下意识的向南观察，强烈阳光照射下北京结赫然在目，耷拉边也在我西南侧稍远的山脊上清晰呈现，眼前景物证明:这附近肯定不是盖洛一行蹬城之处，也不可能是F.詹能斯“东岔道”的写生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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蹬城处的西大墙南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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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结西侧的三岔边（耷拉边）

虫虫大部队由此向左攀登北京结，向正北楼方向穿越。而我则独自一人右转经西大墙向九眼楼方向攀登，去完成我的复拍情结。

离开蹬城口向北不足百米，几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城墙上，原来老丁、小豆一行三人也和我一样要走西大墙至九眼楼这段行程。寒暄之间，一支从铁岭过来的团队也陆续和我们擦肩而过，奔九眼楼而去。寂静的长城一下子热闹了起来，身前背后都是大嗓门的东北腔，我也不用担心这次复拍之旅会孤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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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丁、小豆等在敌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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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大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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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扫描模式拍摄的箭扣全景照片：正北楼-鹰飞倒仰-北京结

今天的天气非常给力，从我登上城墙开始，蓝天白云就几乎覆盖了整个箭扣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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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大墙女墙和马道近景

下面这幅照片与张保田《追寻远去的长城》56-57页插图为同一地点拍摄，只是拍摄角度稍有不同。这里也是北京结和九眼楼之间的制高点，《乐图》户外地图显示海拔高度940米，从这里向北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九眼楼，很明显此处的景象与水彩画“东岔道”也是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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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近及远西大墙、北京结、三岔边（耷拉边）

残破的敌楼损毁严重，敌楼内荆棘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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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破的敌楼内部

遥相呼应的西大墙和九眼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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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大墙和九眼楼

西大墙女墙，马道的大部分被茂密的植被所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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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大墙内侧女墙

回身拍一张来时的城墙，三岔边（耷拉边）被山峰遮挡在了视线之外，城墙内的小红点是静小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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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处的小豆

城墙内侧不多的蹬城券拱门，为守城将士上下城墙的通道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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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拱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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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大墙近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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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楼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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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处的实心敌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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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心敌台近景

敌楼下是铁岭来的驴友，这座敌楼已经摇摇欲坠，随时都有彻底坍塌的危险，不知道下次再来还能否看的它悲壮的身姿，远处制高点是九眼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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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摇欲坠的敌楼

从另一侧看这座敌楼，乱石从中一小段垛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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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存的敌楼垛墙

以险为障是陡峻山区长城的特色，也是长城穿越必须绕行的区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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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山险和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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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心敌楼一角

下午2点40穿越至九眼楼南侧垭口，此处海拔高度910米。按我的判断：此处应该是威廉.盖洛一行从南吉利村出发，一路向西北行进寻找“东岔道”的端点。

下面是我根据F.詹能斯水彩画“东岔道”所反映的景物特征，利用Google Earth影像和《乐图》户外地图所做的逻辑推理。

首先看F.詹能斯水彩画“东岔道”，我用红色粗线框出的矩形内就是F.詹能斯所认为的“东岔道”长城主体，也就是实际上的三岔边（耷拉边）长城，我用红色细线框出的三个矩形中，由远及近左右交叉分布着三道山梁为水彩画的前景，这三道山梁的高度均在F.詹能斯所处的位置和三岔边（耷拉边）形成的直线以下。我在地图上查得三岔边高程为790米，画面左侧三角状山头高程为760米，F.詹能斯所在垭口高程91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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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詹能斯水彩画“东岔道”

打开Google Earth，将影像区域缩放至合适范围，并顺时针旋转罗盘135°影像旋转为垭口（在下）至三岔边（在上）的形态，拖动视窗右上方小人儿至垭口附近，进入地平面视图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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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Earth地平面视图模式影像图

Google Earth地平面视图中我用红黄两色矩形框分别标出了三岔边和由远及近的三座山梁。我们可以看到，Google Earth地平面视图所呈现的影像特征与水彩画“东岔道”基本吻合。

我又打开《乐图》户外地图软件，在“图层控制器”中勾选“卫星地图”、“乐图足迹图层(VIP)或(在线)”、“卫星图信息图层”或“离线地名图层(VIP)”。可以看到：从南吉利村向北到西栅子，再向西北或正西经旧水坑向西北都有驴友轨迹通向九眼楼南侧垭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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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图》户外地图

结合威廉.林赛《两个威廉与长城的故事》的描述，我认定100多年以前威廉.盖洛一行就是沿着南吉利村、西栅子（旧水坑）九眼楼方向到达垭口附近的，如图中红色箭头所标示的路线。而如果当年威廉.盖洛一行也从旧水坑直接向西到西大墙，就可以直接找到真正的“东岔道”，也就不会留下遗憾，当然也就没有后来的小威廉、张保田（老普）和我这样的长城铁粉的迷惑了。

回到27日下午，我在垭口处简单补充了一些食物后继续向九眼楼攀登，准备回程时再仔细寻找水彩画“东岔道”的具体作画地点（而后来不期而至的雷雨让我的计划化为泡影，这是后话），我觉得那样面向南不容易错过更多细节的东西，寻找也更便捷。

这段路程虽然不长，但爬升却是整个行程中最大的，达到了260多米，利用攀爬的喘息机会回头拍了两幅照片，后一幅照片远处从左至右分别是鹰飞倒仰、北京结（东岔道）、三岔边，但我的高度已经超过了F.詹能斯写生时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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垭口南侧的长城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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鹰飞倒仰、北京结、三岔边

约莫半个小时以后我终于气喘吁吁地登上了九眼楼，蓝天白云下经过维修的九眼楼不伦不类的矗立在火焰山之巅，让人不免唏嘘长叹。在中国这种体制下老百姓说什么都没有用，但我还是想呼请相关职能部门能够作为一下，让历经四五百年风雨沧桑的长城不再饱受人为摧残，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些珍贵的历史遗存而不是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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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眼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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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眼楼旧貌（照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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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前的九眼楼内部（照片来自山水子游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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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眼楼西侧同样经过维修的军堡

据《北京市延庆县地名志》载：九眼楼为明嘉靖二十（公元1543）年巡都御使王仪建，距今已有470多年历史，因敌楼四面各有箭窗九眼故名，为明代长城第一楼。敌楼西北侧新修建的平台墙壁上镶嵌有多块诗词碑刻，与其它地方诗词碑刻多为文人墨客所作不同的是，九眼楼的诗词碑刻均为明代军事将领所做，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九眼楼的地位与众不同。据网名为山水子游的博客（地址为：）：从万里长城第一楼到北京结（怀柔箭扣长城驴行记）记述：

九眼楼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色就是众多的诗词碑刻，据说应该不少于24通，但由于几百年风雨侵蚀大部已漫漶不清，只有少部分碑刻还可以勉强读出诗词内容。其中（由此往后为博客原文）一通诗刻，从碑身首处序言“万历乙酉予巡行上谷兼叨视师抵东偏六月望日同工总戎丁宪副刘少参登火焰山漫题二首”和尾处“姑苏徐申题”，可知这是明代巡按宣大御史徐申于1585年（明神宗朱翊钧即位的第13年）巡行到此地留下的七律两首。《咏延庆诗词选》记载：徐申，苏州人，万历十二年（1584）巡按宣大御史，万历十三年登火焰山，留下的第一首七律是：

天际丹梯拱帝州，高台插汗眺燕幽。

风云北极凭栏处，星斗西垂倚剑流。

龙啸层巅朝雨霁，虹垂大漠夕阳收。

辜簪白笔巡行暇，暂向青山纪胜游。

其二是：

晓雾扬兵紫气重，振衣一上最高峰。

树从碣石晴霞绕，酒近华阳采雾封。

双阙去凤吹薜荔，九陵明日挂芙蓉。

群公鸣佩山云起，仿佛相携尘外纵。

紧邻徐申诗刻的是吴礼嘉《登火焰山楼》碑，2000年6月在九眼楼下一层台上出土。吴礼嘉，浙江鄞县人，万历十九年（1591）任巡按直隶监察御史。其诗云：

白云层里插危台，俯首穷荒亦壮哉。

万叠关山皆北向，九天灵采自东来。

风清鼓角龙沙净，光闪旌旗海曙开。

仗剑登高霜气肃，欲凭火焰暖霞怀。

徐申和吴礼嘉都是御史。明清两代的监察御史均为正七品官，品级虽然不高，但奉命巡按地方时职权和责任却非常重大。明代巡按御史“代天子巡狩”，即“钦差大臣”，可见其位高；“大事奏裁，小事立断”，可见其权重；“凡政事得失，军民利病，皆得直言无避”，可见其职宽；“御史犯罪，加三等”，可见其责严。明代洪武年间开始设巡按御史。全国巡按御史的分派是：“北直隶二人，南直隶三人，宣大一人，辽东一人，甘肃一人，十三省各一人。”徐申是巡按宣大御史，吴礼嘉是巡按直隶御史。

紧邻吴礼嘉《登火焰山楼》碑的是一块残碑，面积不及原碑四分之一。从残碑上苍劲的字体辨认出若干字迹，再对照宋国熹先生在新浪博客上发表的《中国长城史》，还原出这是明代张佳胤的《同郭西圃侍御登火焰山》其中一首：

青春做伴好行边，与客扪萝万仞巅。

玉案近凭千障供，沧溟遥借一杯传。

东来龙气山陵报，独立天门日月悬。

此地太平聊受简，摩崖全胜勒燕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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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碑图片

张佳胤（1526—1588年），字肖甫，重庆府铜梁县（今重庆市铜梁区）人，号居来山人。嘉靖进士，任右副都御史。[此处删去7个字——作者注]万历七年（1579年）复职，先后巡抚保定、陕西、宣府（今河北宣化)。万历八年（1580年），修长城万六千九百四十尺（约合十余里），升兵部右侍郎，授太子太保衔。其作《同郭西圃侍御登火焰山》共有两首，明代蒋一葵《长安客话》录有原诗其二，其一失传。这块碎碑的发现，弥补了中国长城网《九眼楼上的诗碑》（作于2005年）“九眼楼上至今未发现他（张佳胤）题诗的碑”的缺憾。”

离开九眼楼向西下到军堡处，刚刚还蓝天白云，突然雷声隆隆，密集的雨点噼里啪啦的落在我身上，我赶紧收起相机，放弃沿长城返回垭口的打算，沿城墙左侧下撤路线迅速钻入密林之中，有密林的遮挡雨势稍有缓解，但没一会儿功夫我的两只袖管还是湿漉漉的黏贴在胳膊上。雨水伴着雷声一直不停地下着，我的手机虽然没有来得及关闭，但也不敢拿出来观看行走路线是否准确，只能凭直觉判断行进方向。

很快就下撤到了垭口，但雷雨并没有要停歇的迹象，为了安全起见也为了能够赶第一趟返程大巴回城，我只得选择继续下撤打道回府，也遗憾的与水彩画“东岔道”写生地点擦肩而过。

我在想：难道威廉.林赛和张保田（老普）也是和我一样的境遇，老天爷也在为威廉.盖洛一行保守着这个百年谜团么？

“东岔道”，我还会再来。

（未完……。目的达成时再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