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媒体就事论事的评论铺天盖地，人云亦云，难免出现形势误判。举三个例子：

1 误判美中贸易逆差。

特朗普上台后高调“减少贸易逆差”，疯狂加征关税。当时学界有这样的共识：虽然逆差会有所减少，但是美国消费者利益受损，“关税战”是一把双刃剑，长远看贸易双方经济都会收到伤害。

经过一年，美国贸易逆差没有较少，此时有学者评论：加征关税减少逆差的效果会逐渐显现。

又经过一年，实际状况并没有明显变化，美国贸易逆差却已经不再是热门话题，人们更多关注：开打“科技战”、长臂管辖，金融制裁。

四年后的今天，特朗普下台，人们发现;美国贸易逆差不仅一直没有减少，相比2017年有了明显增加。

谈到贸易战，学界就事论事，盯住“交易成本”，并由此推论：增加关税给美国消费者增加负担，同时给美国本地产品减少竞争压力，它是一把双刃剑。看起来这样的认知很全面，颇有辩证思维，可就是做不到“由表及里”。

为什么特朗普坚持加征关税而美国贸易逆差会明显增加？深层原因是在于美国实体经济萎缩。特朗普执政这四年，美国实业依旧在继续萎缩，没有改观，但是美国依旧是财富第一大国、消费第一大国，由此它就必定是贸易逆差第一大国，相关“交易成本”显然不会是关键性因素。

唯物史观告诉我们：观察社会百像，必须关注社会结构，否则你滞留于表层现象逻辑推理，只能就事论事，不可能“由表及里”。

2 误判疫情后出现“逆全球化”。

很多人提起100年前那一场起源于美国的“西班牙流感”，是它让第一次世界大战提早结束，因为各国都没有更多兵力再投入作战。

就此必须厘清：当年大流感疫情只是“暂停键”，不可能改变历史走向。唯物史观讲的清楚：只有人类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世界历史走向，这是一个大道理。

对于两次世界大战的本质，人们都有共识：经历过第二次工业革命高潮之后，发达国家之间，经济发展明显不平衡，殖民秩序的划分不对等，世界大战就是重新瓜分殖民地的帝国主义战争。

尽管那一次大流感致死病人2500-4000万，相比一战中死亡人数还要多，但是疫情严重也不可能改变历史走向，国际矛盾不能缓解，在疫情之后再次爆发二战，事出必然。

有人说那一场大流感之后，英国走向衰败，美国开始取代英国的霸主地位，这显然是罔顾历史。

英国是第一次工业革命领头羊，美国德国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佼佼者。20世纪英国衰败、美国称霸，这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是第二次工业革命改变了世界秩序，再大的流感疫情也不是决定性因素。

经济全球化来自资本跨国经营，资本走出国门始于60年代成立跨国公司，由此，生产力推动人类经济活动国际化已然长达半个世纪，眼下这一场病毒传染疫情就会让国际化资本再次退回国内“脱群离世”，这怎么可能？若是你看不清资本结构的变化，也就看不懂经济变局。

不只是疫情，就是战争，也无法改变社会生产力水平，在两次大战之前，德国生产力高于英法，两次大战后的今天，德国生产力依然高于英法。

3 误判外企跟随“逆全球化”离开中国。

外资何时进入中国？是在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之后。那以后呢？中国经济走上快车道，今天成了世界公认的两个第一：配套齐全的工业生产体系，潜力最大的中产消费市场。

投资者青睐中国市场，客观上并非偶然，主观上也不是一时心热，因为这两个第一直接关系到投资利润率，还因为这样的市场体系和消费市场实在不可多得。会有哪一家外企愿意减少利润？会有哪一家外企会离开中国？最终，决定资本走向的动力在于“逐利”，这是一个最基本规律。现实也很清楚，2020年中国引入外资世界第一。

时下是唯心史观占据主流位置，一次次误判都出自唯心史观。举一例：疫情爆发后，中新社“国是直通车”采访新加坡学者郑永年，发文称：疫情冲击或超大萧条，全球化可能退回“经济主权时代”。

谈话中提到“疫情是一次改变世界发展进程的大事，因为它影响了整个社会心态。换句话说，疫情之后人们的“活法”会变，国家的想法也会变”。这显然是在讲“文化决定历史”，人们的心向决定社会走向。

与唯心史观不同，唯物史观讲“生产力发展决定历史走向”，“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

因为昨日世界就是今日历史，今日世界就是明日历史，人们观察世界想要减少误判，离不开唯物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