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体制历经245年，人们眼看着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始终不可能缩小。这是为什么？

1 富人财富增长率高于社会财富增长率。

看最新数据：2020疫情爆发，美国全年GDP萎缩3.5%，创1946年以来新低，贫困率出现50多年来最大幅度上升，而此时美国660名富豪总资产增长38.6%。

回看美国经济腾飞时期：19世纪60年代起，美国与德国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领头羊，经济提速30年后，美国经济实力达到世界第一，同时美国富人财富暴涨，出现了洛克菲勒、杜邦等八大财团。

再看中国经济腾飞：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经济提速，30年后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中国富人财富暴涨，根据《2020方太·胡润财富报告》统计，拥有亿元人民币资产的“超高净值家庭”数量达到13万户，拥有3000万美金的“国际超高净值家庭”数量达到8.6万户，它们在30年前的数字都是0。

无论经济潮起潮落，富人在市场竞争中总是赚大钱，这个现象客观存在。正是因为富人财富增长率高于社会财富增长率，社会贫富差距一定是越拉越大。

2 经济学界出招无法缩小贫富差距。

如何缩小贫富差距？经济学界出招很多，本质都是压上提下。“压上”削减富人财富，例如加税调节；“提下”增加穷人财富，例如缩小行业收入差距、缩小城乡差距、增加社会福利。

这是典型“非黑即白”二元论，把社会财富看成是富人财富和大众财富“二合一”，前者少了后者多了，差距也就缩小了。显然这就是一种表层推理。

媒体报道：纽约市低收入民众不满税收政策，要求纽约州政府对富人阶层征税，救济生活困难的人。据研究报告显示，2020年即便在有疫情的情况下，纽约州富有人群收入仍然超过了870亿美元,低收入者希望通过向富人征税取得额外500亿美元财政收入，帮助弱势群体。

很清楚也很遗憾，今天经济学界思维与纽约州低收入者没有差别。只是这样的思维如何能够解决社会难题？

今天理论界必须认知：你不从源头改善，只想着压上提下缩小数字差，徒劳无功。

人们使用二元论构成财富模型，以此来制定政策缩小贫富差距，不可能见效，因为社会贫富差距越拉越大的内在源头是：富人财富增长率高于社会财富增长率，贫富差距和行业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均等化无关。

况且我们更不能无视：任何缩小差距的办法都是在削弱社会经济活力，它不是无代价的获益。想一想，一些先工业化国家咋就跌进了“高福利高税收高赤字低增长”的困境？再想一想，那些高福利国家贫富差距没有减小还在增加。

事物对立统一，经济社会也是如此：一方面，人们财富差距越大，社会越不稳定，这个逻辑很清楚；另一方面，经济效率就是生命。讲效率就有了差距，效率高的收益高，效率低的收益低，由此必然出现贫富差距。有效率就有了差距，没有差距就没有了效率，这个逻辑也很清楚。

如是，市场经济的贫富差距总会存在，而且任何缩小贫富差距的办法都会减少经济活力，拉低发展效率，切不可随意滥用。

3 如果经济学根本说不清贫富差距源头，如何能够解决？

要缩小贫富差距，必须从内在源头分析，把它说清楚。现在抛弃“非黑即白”，把社会财富分成三份：大众私有财富，社会共享财富，富人资本财富。

大众私有财富主要来自百姓从业收入，即非资本收入。社会共享财富包括社会福利保障基金、公营社会服务、国资国企、国家机器服务。

富人财富增长率之所以高，源头在于资本财富增长率高。如果国家拥有大量国资国企作为社会经济主体，这一部分国有资本财富的增长率或许还低于富人的资本财富，但是它高于大众私有财富。于是大众财富作为私有财富+共享财富之和，其增长率大大提高，从而减弱了社会贫富差距被拉开的走势。

观察中国实践，国家保持有适当规模的国资国企，同时不断改善运行效率，不仅可以就此缩小社会贫富差距，而且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2020中国贫困县“摘帽”。

目前，经济学使用基尼系数来观察一个国家贫富差距并不科学，尤其是应用于中国更不科学，因为它没有考虑社会共享财富人人有份，更没有考虑中国“以人民为中心”拥有最多社会共享财富。

我们要实现中华复兴，“必须更加注重共同富裕问题”，让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可是，未来20年如何才能避免“在市场经济大环境里贫富差距越拉越大”？

在主流经济学找不到参考答案，中国经济学必须独立解答这个历史性课题，关键在于看清楚资本财富高增长率，由此社会资本断不可以全部私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