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母则刚

                                孙为刚

“女本柔弱，为母则刚”是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梁启超在其惊世之作《新民说》中提炼出的一个观点。意思是说女人原本是比较柔弱的，而一旦成为母亲之后，则会因为母爱的天性和本能，表现出常人难以想象的刚强和勇敢。

我的母亲冯吉美就是一个“为母则刚”的范例。

                       （一）

我的左侧股骨头位置，有一个一元钱硬币大小的疤痕，这是当年得了一种叫做“贴骨流”的病留下的。

 “贴骨流”也称“附骨疽”，是一种毒邪深袭、附骨而生的化脓性疾病，即使在今天，也是一种比较难治、且致残率很高的骨科顽症。不幸的是，我在四五岁的时候患此顽症。我姥娘在世的时候，经常叫着我的小名说：“小×呀，你小时候得了‘贴骨流’，差一点儿成了‘瘸子’。”

关于治疗贴骨流的过程我已经没有多少印象，是我长大后从姥娘断断续续的述说中依稀想起了一些当年的情景。

那是个大热天，身高不到一米六的母亲抱着（或背着）我去医院。治疗过程的痛苦难以言状，每一次手术或换药都是一次痛不欲生的劫难。医生用手术刀切开患处，放出脓血，然后用刀片刮去骨头上的病毒，再将带药的纱布塞进伤口。我拼尽全力地挣扎，声嘶力竭地嚎叫。母亲和护士则用尽全身力气摁住我拼命挣扎的身体。每一次治疗，母亲都是满头大汗，满脸泪水。几天后的换药同样是一场酷刑。换完药，身材不高的母亲背着已到她腰间的我，一步一步地走回家。如此反复的刮骨、换药、塞纱布、包纱布，我的“贴骨流”终于治好了，且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只是留下一个圆圆的、浅浅的伤疤。后来，我读了《三国演义》，知道了“刮骨疗毒”一词。我想，我治疗“贴骨流”的经历大概就是刮骨疗毒吧？！

令我疑惑不解的是，我长大后，母亲从来没有在我面前提及当年她带我“刮骨疗毒”的艰辛和付出，但我知道，那份担心、焦虑和煎熬，已经深深地印在她的心灵深处，不愿再次触及。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10岁那年的秋天，一个风狂雨骤的夜晚至今令我难忘。

那时，母亲在离县城30多华里外的一个农村供销社工作。那天晚上，只有一岁的弟弟，发了几天高烧后突然身体抽搐，眼珠上翻，情况十分危急。村医说，赶紧上县医院吧，再晚了孩子怕保不住。当时的农村，没有救护车，也没有机动车，父亲在几十公里外的人民公社工作，远水不解近渴。外面，狂风携着暴雨，伸手不见五指，闪电划过夜空，炸雷隆隆而过，两个妹妹吓得蜷缩在炕角嘤嘤而泣。

去，还是不去？母亲斩钉截铁地说：“下刀子也得去！”母亲请来供销社的一位年轻力壮的李宝喜叔叔，让他自行车上绑上一个偏筐，上面搭上块雨布，带着弟弟。母亲穿上雨衣，带上手电筒，一头扎进了狂风暴雨中。那一夜的艰辛，我无从知晓。几天后，经确诊患脑膜炎的弟弟因抢救及时，转危为安，且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后来还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海军战士。

                       （二）

1967年5月，44岁的父亲在迁延病榻两年后不幸离世。那一年，母亲38岁。兄妹四人，我是老大，15岁，最少的弟弟只有6岁。

家中的顶梁柱折了，这真是天塌了一般。一个38岁的寡妇，带着4个未成年的孩子，这日子怎么过？

“爹死娘嫁人，个人顾个人”，这是自古以来中国社会流行的共识和惯常的做法。母亲还不到四十岁，不断有人上门劝母亲改嫁。有介绍当地的，也有介绍北京的、东北的。还有人出主意，两个大的都十几岁了，让亲戚帮着照看几年，自己带着两个小一点儿的改嫁。一段时间里，上门劝母亲改嫁的人几乎没有断过。母亲没有为这些轮番劝说所动，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然后语气坚定地说了句：“你们谁也不用再说了，是死是活都在一块儿了！”

更为严峻的情况还不止这些，母亲当时因为照顾父亲而失去了工作。

父亲患病后不久，由于病情加重，生活不能自理。由于当时的干部政策尚不完善，父亲的护理要求无人理会，母亲只好承担起照顾父亲生活的重担。为此，单位让她辞职，母亲坚决不辞。单位的领导就说：“你不辞职就发给你百分之四十的生活费！”“你愿发多少发多少，我就是不辞！”

父亲去世后，家中的主要的经济来源没有了，母亲百分之四十的生活费只有不到20块钱，加上我们兄妹四人的遗属生活补贴，全家5口人加起来的生活费只有40块钱。在那个年代，这个钱只能保证有饭吃，饿不死人，生活的拮据可想而知。刚强的母亲没有向生活屈服，没有向命运低头，她勇敢地挑起了这个五口之家的重担。

父亲去世后，不用再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父亲了，为恢复失去的工作，母亲走上了艰难的上访之路。写材料、上访、申诉，要求恢复工作的节奏不乱，步伐不停。遭遇的冷脸、白眼乃至呵斥不计其数，母亲据理力争，针锋相对，绝不退让。

两年后，母亲锲而不舍地努力终于有了结果，上级落实了政策，母亲重新恢复了工作，恢复了工资待遇。重返工作岗位，久违的笑容又回到母亲的脸上。

                     （三）

母亲晚年的刚强主要体现在与疾病的斗争中。

1990年，母亲正式办理退休手续（后按政策改为离休）。子女都已成家，第三代正茁壮成长，历经磨难，操劳大半生的母亲正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时光，可随之而来的各种疾病频频袭来。冠心病、胃病、糖尿病、疑似肺结核、阿尔茨海默症等多种慢性病同时或轮番向母亲发起进攻，母亲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气势，与各种疾病展开了顽强的斗争。

1995年春天，母亲感到胃不舒服，经过在县医院和市医院几次检查，高度怀疑胃癌，医生建议做手术。那一年，母亲65岁。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母亲没了主意。这个手术，做还是不做？在听了医生的分析和子女们的建议后，母亲自己决定：“那就做吧！”我们接母亲到烟台做了胃大部切除术。术后，大儿媳到病理室取报告，医生告诉她：“你们作子女的有福啊，老人的病理是良性的。”母亲躲过一劫，笑容重回家人的脸上。

80岁以后，在一次住院检查中，发现母亲肺部有磨玻璃影，做结核菌皮试呈弱阳性，医生怀疑可能是肺结核。于是，母亲就转到了肺科医院。又是经过一番化验检查，医生告诉我们，无法确诊就是肺结核，就按肺结核治疗吧。也就是从那时起，我知道了一个医学名词：诊断性治疗。于是，住院数周后，母亲回家继续吃一种治疗肺结核的特效药——异烟肼。这种药一个疗程就是半年，且有不少副作用。母亲坚持吃了半年的异烟肼，再去复查，肺部的磨玻璃影及其他检查结果依然如故。肺结核治疗也告一段落，不了了之。

85岁之后，母亲身上的阿尔茨海默症的症状不断表现出来，我们四处寻医问药效果甚微。认知障碍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对于子女的姓名、称呼，开始错乱。晚年的母亲，对重孙辈喜爱有加，就连最喜爱的重孙辈，也经常是张冠李戴，每每叫错。有时看到他们在面前嬉闹，母亲无奈地说道：“我这是怎么了，知道是自己家里的孩子，谁是谁，都分不清了，都分不清了。”

我们兄妹有时陪她说说话，说着说着，她突然戛然而止，看样子想说，但说不出来，只好无奈地说道“我不会说了，不会说了”。那种困惑、无奈、无助的神情，让人为之叹息。

进入暮年之后，母亲的身体状况一年不如一年，几乎每年都要住一两次甚至两三次医院。母亲既不悲哀，也不慌张，有几次病危后仍坦然面对。一次，因肺炎住院，病情十分危急，经抢救后转危为安。一天早上，我去病房接班，透过门缝，传出一阵熟悉的歌声：“木（没）有共产党，就木（没）有新中国……”推开门一看，是母亲安详地坐在病床上，神情专注地唱着这首她最熟悉的歌。

2021年农历6月8日，是母亲92岁的生日，我们全家20余口给母亲庆生。晚上，母亲突然发起烧来，我们赶紧把母亲送到医院。

母亲这一生，不知多少次的进出医院，但是这一次，母亲没有再走出医院的大门。在与病魔抗争了55天之后，母亲最后一次睁开眼睛，深情地看了看围在她周围的子女，然后安详地闭上了双眼。

这位15岁参加民兵，16岁入党，18岁脱产参加革命工作，38岁之后独自撑起一个家的坚强女性，历尽挫折磨难、刚强一生的母亲永远的离开了我们。

“忠心耿耿干革命，光荣在党七十五年忠诚可鉴；母爱殷殷为家庭，含辛茹苦七十余载恩泽后生。”在母亲的遗体告别仪式上，这幅挽联表达了子孙后代对母亲的崇敬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