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锣，一猴，一抖手，一张张脸谱瞬息而变，动作止处，老者现出本相，一声嘻笑，面目生辉。这是电影《变脸》中的变脸王，也是艺术舞台上的老爷子朱旭——在一次高校交流活动中，朱旭曾告诉在场学生，演员要做到的是“一人千面”。

2018年9月15日，著名表演艺术家朱旭与世长辞，引发大家的无限哀思与追忆。他曾说，舞台上的演员要做到“一人千面”。然而，在今天这样一个时刻，当曾经和现在的观众们尽皆默念“我们天上见”来表达对老爷子的不舍之时，我们想起的，便不仅仅是朱旭曾在舞台、荧幕上“变脸”般演绎过的“一人千面”，更是那诸多形象背后的“千面一人”：那个后来常被看作“中国父亲”的老人一生中拿捏过各种人物，但支撑着这些人物焕发光彩的，始终是那融入角色之中的生命底色。“千面”不死，“一人”永在。

“中国父亲”的“变脸

1996年10月，东京国际电影节的闭幕式上，凭借在《变脸》中的精彩表现，66岁的朱旭赢得了“最佳男演员”的荣誉。而就在差不多一年前，他参演的中日合拍片《大地之子》开始在日本NHK电视台放送，旋即引发巨大反响。

在电视剧中，朱旭扮演了在抗日战争后收留日本孤儿的中国养父陆德志，虽然其戏份相较上川隆也、仲代达矢等日本演员并不占强，但经由自身的人生体验对人物心理的把握，他的演绎仍然感动了万千日本观众，朱旭的“中国父亲”形象由此在日本深入人心。

因此，在不久后“来到”日本的《变脸》中，无论是代表着中国传统艺术的“变脸”绝活，还是变脸王作为父辈（爷爷）的身份，无疑都继续凸显了已然镌刻在朱旭表演史上的那两枚“勋章”：“中国”与“父亲”。

“中国父亲”不止是一种只在外国观众中产生的简单印象。自1990年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下称北京人艺）离休，逐渐将表演重心转向电视和大荧幕之后，由于年龄限制，朱旭常常扮演的都是父亲/爷爷一类的角色，这些“父辈”往往与“中国”或关乎“中国”的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关联，比如《阙里人家》中在家庭宗族关系里负担着中国历史的孔令谭；《刮痧》里在中美文化冲突间惘然若失的老父亲等。

然而，仅仅以“中国父亲”来看待朱旭的大荧幕表演，难免有明显的符号化之嫌。毕竟，同样是父辈，朱旭的演绎随着人物境遇而各有不同：

《变脸》中的变脸王一心想求一个孙子传绝活，好不容易从人贩手中购得小孩，享了一阵天伦之乐，却又突然发现买来的“孙子”竟是女孩，其作为一个爷爷/父辈的态度，既烙上了传宗接代、重男轻女等封建思想重负的深刻印痕，又有被“孙辈”欺骗感情的愤懑，还夹杂着必须强压的对孙女的些许怜爱，再加上变脸王作为一个跑江湖的“孤命人”，既有着对自己一手绝活的自信乃至自负，又难掩卖艺者在夹缝中讨生活的落寞、憋屈与无奈，种种情绪混合在一起，使得变脸王这个“中国父亲”具有丰富的层次，而不能简单地化约为一种“中国”或“父亲”的符号。

《洗澡》中那个会在跟傻儿子比赛跑步时作弊，会坐在屋顶看着满目老北京感叹“房子跟人一样，老了再修也就这样”，熟稔各种搓澡拔罐按摩技巧且会在澡堂客人遇到困难时挺身而出的老刘；《我们天上见》里对孙女既严厉又慈爱，既会用戒尺惩罚孙女又会偷偷假装孙女父母，悄悄给她写信的机务段老师傅……

这些人物都展现着朱旭借助“中国父亲”而又超越“中国父亲”这个符号，并由其生命与角色共振所生成的不同面向。

“不会演戏的演戏，会演戏的演人”

尽管我们可以用很多名称、术语来描述、限定朱旭的表演方法与风格，尽管宋凤仪女士（朱旭夫人）在她的书中满怀诚挚又略显正襟危坐地将朱旭的表演功绩归因于北京人艺的表演体系，但我以为，完全没有必要将他“一人千面”而又自带底蕴的风格理论化，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体验”与“体现”在这里不过是掌声与欢呼的后缀（朱旭还曾庆幸自己没按斯坦尼说的方法来演戏），现实主义也好，民族化也罢，归根到底一句，就是朱旭常常引用的那句导演洪深的名言：不会演戏的演戏，会演戏的演人。

怎么演人呢？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是，作为话剧表演大家的朱旭，竟然是个结巴。北京人艺的另一位老艺术家田冲就曾经作诗调侃，说朱旭是“台上口悬河，台下结巴嗑”。

正因为结巴这个毛病，朱旭一开始就想放弃表演，并多次向组织申请回到他最初所在的灯光组。而他最终之所以能克服这个障碍，除了自己的刻苦练习外，最关键的还是在于他逐步领悟并摸索出了说台词——也是话剧表演——的窍门：把台词变成自己想说的话。

也就是说，通过把角色融入自身，或者相反，让自己进入角色，使自己与人物完美贴合，心声一致。这就不仅需要一定的表演技巧和对人物性格、心理和境遇的精准把握，还要有足够的生活体验和人生阅历，才能使表演者与对象能够迅速接榫且严丝合缝。

而这些条件，在朱旭丰富的人生经历和对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中都得到了满足——他1930年出生于沈阳，父亲是张学良的部下。朱旭出生后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全家随东北军撤往关内。由于朱旭太小，不便跟随大部队行动，家人便将他托付给军队的伙夫照顾。伙夫晚上要打牌娱乐，怕婴儿哭闹，便在晚饭时给朱旭喝点酒，长此以往，这酒就上了瘾。朱旭多次谈起，自己的酒龄就从那时候算起。

后来，到了北京，家里仍是颇多军人往还，朱旭耳濡目染，便熟悉了不少军人习气。这后面一段经历，帮助朱旭在曹禺话剧《蜕变》中塑造出了非常地道的军人形象。而前面一段喝酒趣事，则在2009年的电影《我们天上见》中变成了“蒋雯丽姥爷”的一句台词：“我今年八十九，酒龄八十八。”与此类似，朱旭拍戏时在小山村买酒的经历，后来也被他自己用到了电影中，成为了变脸王与卖酒掌柜的一句玩笑：“您这是酒里掺点儿水，还是水里掺点儿酒啊？”

正是这种“演人”的方式，使得朱旭的风格呈现出自然妥帖、松弛自如的状态。在话剧成名作《哗变》中，他饰演的舰长魁格有一段长达近八分钟的独白，放任何人那里，要想演好这一段都非易事。但朱旭愣是凭着自己对魁格偏执狂心理的深刻体会和“百炼成钢”的精湛台词功底，把这一大段台词说得是流畅自然而又跌宕起伏，既展现出一个舰长的果决气魄又透露了一个偏执狂的愤懑与混乱。

时至今日，这段表演仍然是中国话剧史上难以超越的经典。朱旭82岁高龄时，曾上过一次北京卫视的节目，在节目现场，他在未看任何台词的情况下，当众一字不差地再度演绎了这段经典对白的部分片段，风采不让当年分毫，使得在场的“戏精”后辈冯远征立马相形见绌。

当然，朱旭的台词好，不仅源于其根本上的人戏合一，还在于他融入了中国传统说唱艺术中的道白技巧。正如宋凤仪所言，道白是以夸大了音韵的四声来说话，而朱旭对其进行改造后将其融入话剧，便大大地增强了他自己说台词的表现力。

所以，如果说后来常常被称为“中国父亲”的朱旭真的潜在地携带了什么传统，那么这台词上的考量可算是能被直接指认的显然一例。但是，他并不会将自己的方法强加给后辈，在冯远征接手《哗变》中的魁格一角时，朱旭就告诉他，不要演得跟自己一样，而是要演出不同来——这才是真正的“父辈”的“目光”，它并不强加，而是包裹、温暖、照拂着那些走着同样路途的后来人们，就像他在电影中“守望”着那些子孙辈一样。

传统不死与“千面一人”

像那些“中国父亲”式电影的结局一样，朱旭终归驾鹤西去。同时，他开始被许多人指认为一种“传统”。但那是什么“传统”呢？2005年，朱旭以75岁高龄重登话剧舞台，再演《屠夫》时，曾这样说道：“现在戏剧发展很快，也许我们赶不上年轻人的脚步和潮流了，但我相信传统这两个字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这些老头儿重聚在这里，为传统现实主义的戏剧写上一小笔。”

那么，传统就是现实主义戏剧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或许，我们不能也不必用任何一种“传统”来框限住曾经和未来的“朱旭”。毕竟，他不仅热爱现实主义的戏剧、电影，还热爱书法、二胡、下围棋。晚年时，他还爱上了“杀人游戏”，会在电话里给急着找他的老伴说，“我正忙着‘杀人’呢！”因此，如果说真的非得认为朱旭指出了什么“传统”，在我看来，他恰恰暗示了传统自在的多样性，暗示了那个“中国父亲”的“一人千面”。

2013年，《变脸》的导演吴天明逝世，三年后，他的遗作《百鸟朝凤》上映。在电影中，他悲愤地呈现了唢呐这一中国传统乐器在当代遭遇的衰落命运。面对后辈们带来的新潮玩意儿，吴天明导演留下的是自己的圆睁怒目。

每忆及此，我总想起朱旭的爽朗笑声。在那总是先于他人爆发出的笑声中，似乎包孕着怒目而视之外，“传统”的更多可能。在这个意义上，朱旭或许并未真正远离，毕竟，只要那些“千面”还在，那“一人”，也就还在。（杨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