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的洋人社区中，唐纳德·曼尼是一个熟悉的名字。他于1899年来到上海，任上海屈臣氏大药房的董事经理，在义和团运动期间，他加入公共租界中的准军事组织上海义勇队(Shanghai Volunteer Corps)，并且有出色的表现。

　　曼尼早期的摄影生涯，比如从何时何地为何开始摄影等问题仍困惑着摄影史学者。早期的摄影师往往需要自己购买药品配制显定影液，而这些药品在当时都由药房经销。曼尼供职的屈臣氏大药房也经销照相器材及照相药水、材料。

　　无疑，工作上的便利为唐纳德·曼尼提供了研究摄影技术的条件。据上海业余摄影协会的资料，早在1903年4月，曼尼就曾与该协会的成员分享过使用手持照相机(hand camera)的经验：“关于手持照相机，很遗憾我无法传授给大家一些新奇或有趣的摄影方法，只是希望我的一些经验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1904年6月，他又在该协会分享了自己使用慢性感光印相纸(gaslight paper)的经验，而他在1905年12月的讲座则是关于如何给照片上色。

作为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摄影家，曼尼摄影技术精湛，坚守着传统的湿版摄影工艺，作品为二十世纪初极具个人风格的画意摄影佳作。他并不注重特定内容，但十分注重拍摄的角度和画面的效果，无论是晨雾、湖泊、江河、风光，还是桥梁、街市、胡同甚至灰尘漫天的篷车队，都十分注意光影、阴影和质感与层次，喜好侧逆光，作品呈现着朦胧而细腻的独特美感，有些照片还具有国画般的情趣，可以作为中国文人画意摄影的参照物，去感受东西方摄影文化的差异，因此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上海租界，加大对英美等所谓敌国侨民的管理，并于1943年设立上海集中营。据研究上海集中营的美国学者莱克(Greg Leck)在《帝国的俘虏： 日本在中国与香港的集中营》一书中介绍，唐纳德·曼尼在1943年3月进入龙华集中营，恶劣的条件使已年近70的他健康情况恶化，随后被转移到医院治疗，不幸于1944年1月在上海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