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教我们音乐课的是个四十多岁的女老师，叫江玲。
江玲老师不仅歌唱得好，嗓音细细的，像夜莺，而且毛笔字也写得好，是那种秀丽的颜体。所以江玲老师也教我们书法。
江玲老师很漂亮，可从不打扮自己，始终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咔叽布衣裳。
江玲老师待学生很和善，对谁都是笑吟吟的，像一个慈祥的母亲。我们喜欢上江玲老师的课，不仅仅是我们喜欢唱歌写字，我们更喜欢见江玲老师那张美丽的笑脸。
可是，好人总会与噩运相伴。没多久，文革开始了。美丽的江玲老师成了揪斗对象。
戴上写着“特嫌分子”大牌子的江玲老师，苍白的脸上依然现出一丝微笑。
据说，江玲老师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是上海一家报馆的记者，经常与社会名流混在一起，是个有名的交际花。
江玲老师被关在学校地下室一间昏暗的仓库里。我和几个同学经常偷偷溜到地下室，趴着钉着木板条的窗户往里看，江玲老师就着昏暗的灯光正在写交代材料。听见窗外有响动，就抬起头，见是我们，苍白的脸上现出微笑。后来听说，江玲老师的交代材料反复写这么一段话：“写了稿子得了稿费怎么花？同事说我漂亮，应该买花裙子。我说买小鸡，小鸡长大可以下鸡只，鸡只可以孵小鸡，小鸡长大还可以下鸡只……”
其他几个挨斗的老师，有几个已经放出来了，继续教课，学校认为江玲老师不老实，就一直关在地下室。
有一天，学校操场闹哄哄的，正是下课时间，我们都跑去看。操场上人山人海，都仰着脖往学校的大烟囱上看。大烟囱有三十多米高，方形的。以前我们还经常打赌，看谁往上攀登的阶梯高，结果最多也就能攀登两三层。
我们几个同学也随着所有人往烟囱顶端看，当我们终于看清楚时，都大吃一惊——烟囱的顶端站着的是江玲老师。虽然看不太清楚江玲老师此时是否还在微笑，但看清楚的是她穿着一条在那个年代很少见的花裙子，被风吹着，像一束鲜花在摇曳。
下面有人在大声喊着，让她赶紧下来，不要自绝于人民。
突然，操场一下子安静下来，我们看见，江玲老师平伸出两条胳膊，又把胳膊向上并拢，在大烟囱的顶端，如同跳水运动员一般，纵身一跃——那空中优美的姿势，连同那条飘飞的花裙，像极了飞舞的蝴蝶……
重重的落地声伴随着一片稚嫩的尖叫……
那一年，我12岁。
在我眼里，烟囱，从此成了血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