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籍，是指法典图籍等重要文献。是一个国家或民族文化的载体，是文明的主要象征。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民族绵延不绝，与典籍的保护和传承息息相关。

众所周知，对世界文明作出重大贡献的国家当属中国、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四大文明古国。然而，除中国外，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均随着历史的推移，连同他们所创造的辉煌成就，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由于历史文献的匮乏，往往令人难以窥见其庐山真面目。古巴比伦崛起于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苏美尔地区的美索不达米亚【今伊拉克境内】，早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古巴比伦文明就进入了鼎盛时期，苏美尔人发明了楔形文字、太阴历，数学分数、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和一元二次方程，建造了千古奇观空中花园。公元前2000年左右，阿摩利人以巴比伦城为首都正式建立巴比伦王国。公元前1792年，汉莫拉比继承王位，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成文法典，即《汉谟拉比法典》。公元前689年，巴比伦王国为亚述所灭。公元前605年，新巴比伦王国灭亚述。公元前538年，波斯灭新巴比伦王国。于是，以两河文明为依托的古巴比伦文明由此而斩。古埃及文明肇始于公元前4500年左右，公元前3100年至2686年，美尼斯建立古埃及第一王朝，成为古埃及第一位国王。阅数千年，今天，我们除了依稀从他那残存的象形文字和巍峨的金字塔想象他曾经的辉煌之外，很难借助历史文献用语言文字来描述他那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全貌。古印度，汉译身毒、天竺。公元前2500年至1500年，达罗毘荼人创造了哈拉帕文化，后来由摩掲陀统一全印度。创造了佛教、哲学、科学、文学、艺术等绚丽多彩、光耀人寰的印度文明。然而，直到公元七世纪，印度尚无一部完整的历史，直到唐代高僧玄奘自印度东归，撰成《大唐西域记》，对其产生深远影响，印度才有了真正意义的历史学。

关于典籍的保护与传承，前人以三件事为要。

其一，公私庋藏。中国藏书大致可以分为四类，即官方藏书、私家藏书、书院藏书、寺观藏书，而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官方藏书与私家藏书。官方藏书可上溯至殷周之际，时官方设有专藏甲骨文献的“龟室”，系中国最早的国家图书馆，而史官“贞人”，则是中国最早管理文献的官吏。《史记》称老子为周守藏室之史，所谓“守藏室”，当指收藏文献资料的所在。清末民初学者叶德辉说：“藏书曰藏”，“汉以后，曰观，曰阁，曰库，不曰藏”。即是说，先秦以前中国官方藏书的地方称“室”或“藏”，汉代以后则叫做“观”、“阁”、“库”，后世还设有皇史宬。官方藏书形成规模，当在汉代。汉朝堪称中国的正统。地域辽阔，一统天下。民族独立，血脉纯正。经济繁荣，国富民强。大兴教化，四夷宾服。至今，世人仍称中国人为汉人，称中国的语言文字为汉语汉字云云，可见汉朝复兴民族文化不遗余力，盛极一时。汉代始兴征书之策，秦始皇焚书坑儒，使古代典籍遭受空前浩劫，汉高祖刘邦攻克咸阳，萧何尽收图籍，从秦火的余烬中抢救了一大批典籍。汉武帝刘彻曾下诏征书，以致“百年之内，书积如山丘”。此后，历代因之，略有损益。至清代，官方藏书进入鼎盛时期，时有文渊阁、昭仁殿、武英殿、皇史宬、乾清宫等大型藏书楼，皆广征博采，庋藏宏富。私家藏书由来已久，隋唐时私家藏书大都集中于京都等通都大邑，至宋代始有名家，有文献可考者逾千，如当时的知名学者李昉、宋敏求、王钦臣等，皆藏书甚富，尤以北宋李氏山房和石林别馆为最。明清之际，私家藏书开一时之风气，私家藏书楼层出不穷。明代最为著名的私家藏书楼有嘉兴项氏的天籁阁、宁波范氏的天一阁。明末清初，有钱谦益的绛云楼、徐乾学的传是楼。而清末的钱塘丁氏八千卷楼、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聊城杨氏海源阁、归安陆氏皕宋楼则被称之为天下四大藏书楼。黄丕烈、周仲涟、顾之逵、吴又恺被称之为四大藏书家。公私富于藏书，反映了中华民族历来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并且使中华文明得到有效地保护与传承。

其二，刊刻发行。刊刻书籍，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之所以从来已久。《易·系辞》：上古结绳而治，后世易之以书契。叶德辉云：“古代卜吉以龟，货币亦以龟,故其契龟削甲，实为文字鼻祖。”所谓“契龟削甲”，即在龟甲上用刀刻字，以为甲骨文。甲骨文是中国最早的文献，“下迨商周之际，沿而未改”，至春秋战国时期始以钟鼎、竹简代之。秦汉以后书籍皆以手钞，如《隋书》所载梁《庾仲容子钞》、唐魏征《群书治要》、马总《意林》，是为明证。隋朝发明雕版印刷，据陆河汾《燕闲录》云：“隋文帝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废像遗经，悉令雕版。”系中国印书之始。其后获得长足发展，“雕本肇自隋时，行于唐世，括于五代，精于宋人”。宋庆历年间，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刊刻发行书籍始形成规模。上自朝廷专门印书机构，下至州府县、全国各大书院、城市坊间，无不刊刻图书。元明清继续发扬光大，至清末，名臣张之洞倡言：“凡有力好事之人，若自揣德业学问不足过人，而欲求不朽者，莫如刊布古书一法。其书终古不废，则刻书之人终古不泯。如歙之鲍、南海之伍、金山之钱，可决其五百年中必不泯矣，岂不胜于自著书自刻集乎？且刻书者，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亦利济之先务，积善之雅淡也。”此言既出，“海内刻书成风，几视乾嘉时相倍”。今天，图书出版已被现代印刷技术和电子书所代替，较之刊刻已事半功倍，然而，前人着力于图书刊刻，不仅保护和承传了古代典籍，而且催生了无数新的图书，丰富了民族文化的内涵，促进了华夏文明的广泛传播，光被后人，功不可没。

其三，编纂汇集。保护和承传典籍最有效的手段是编纂类书和丛书。所谓类书，是指将一类或多类文献资料按照类、韵、字等进行编排，以供人检索的工具书。类书类似于西方的百科全书。丛书是指选择若干种书编为一套，在一个总名称下刊印的书。中国最早的类书当推魏文帝时的《皇览》，其后相继有唐代的《北唐书钞》、《艺文类聚》，宋代的《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明代的《永乐大典》，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其中尤以《永乐大典》为最，比法国狄德罗所编《百科全书》和《大英百科全书》要早三百多年。《永乐大典》成书经历两次修纂。第一次为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由解缙、胡广、胡俨、杨士奇等人负责，召集一百四十七人，历时两年完成。第二次为永乐三年，明成祖朱棣命姚广李、解缙组织人员重新编纂，参与编纂的人员达二千一百六十九人。为了丰富该书的内容，朱棣下令开放皇史窚、文渊阁，允许编纂者使用所有藏书。同时还下令不惜代价征集民间藏书，收集大量经史子集、佛藏、道藏、诗歌、小说、戏曲、工艺医药、志仭⒃邮返仁榧胗凇队览执蟮洹氛叽锲甙饲е种唷！队览执蟮洹防绷瓿墒椋槎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一万零九十五册，三亿七千余万字，堪称煌煌巨制。《永乐大典》的意义在于保存了十四纪以前中国历史地理、文学艺术、百科文献等典籍，如《旧唐书》、《新唐书》等重要典籍均在这次编纂中挖掘出来，得以保存完好，流传至今。《永乐大典》彰显了明成祖朱棣的文治武功，对北征瓦剌、六下西洋，明代的科技勃兴均产生了深刻影响。清代《四库全书》的编纂是继《永乐大典》之后中国历史上又一浩大的文化工程。乾隆皇帝炫烨曾分别于乾隆六年【1741】、十五年、三十七年三次下诏征集天下图书。乾隆三十八年，下旨修《四库全书》，诏开四库全书馆，命皇太子及大学士为正总裁，纪昀为总纂官。陆锡雄、戴震、周永年、卲晋涵等皆入馆。乾隆三十九年，诏派人勘宁波天一阁，并于文华殿后仿天一阁建文渊阁，以待《四库全书》之藏。乾隆五十七年，纪昀所撰《四库全书总目》定稿，至是，历经二十年，《四库全书》这一浩大的文化工程得以圆满完成。《四库全书》罗络自先秦至清前期中国的重要典籍，收录图书三千四百六十二种，七万九千三百三十八卷，三万六千余册，约八亿字。分经史子集四部，四十四类，七属。内容包括哲学、历史、文艺、政治、社会、经济、军事、法律、医学、天文、地理、算学、生物学、农业、占卜等，是研究中华历史文化最为完备的百科全书。民国时期，由张元济等人发起，由商务印书馆编辑发行的大型丛书《四部丛刊》，分为初编、续编、三编，共五百零二种，三千一百册。虽然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相比，其规模与价值均相去甚远，但对于保存古代典籍、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仍然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中华五千年，沧桑往事，治乱兴衰，是是非非，成就得失，典坟所载，不绝于缕。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十五十六世纪，欧洲尚处于野蛮的中世纪，文艺复兴，催生了一个崭新的欧洲。今天，我们正在努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励精图治，锐意进取，必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