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孔子说：“施政要依靠道德的力量，就好比北极星那样，它自己处在那个位置，而众多星星都环绕在它周围。”

孔子“以德治国”的理想实现的基础是为政者的自觉，为政者必须以身作则，其它事情才能顺理成章，可是有自觉的为政者，也会有不自觉的为政者，“以德治国”终究只是一种理想情况，而无制度的保障。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孔子说：“诗经的三百篇诗，用一句话来概括它，就是‘思想纯真无邪念’。”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孔子说：“用行政命令来引导民众，用刑罚来规范民众，民众行事只是为了避免刑罚却没有羞耻之心。用道德教化来引导民众，用礼节来规范民众，民众就会有羞耻之心且遵守规则了。”

孔子在这里将“法治”和“德治”进行了对比。法治是从表面来规范人的行为，法家强调“诛行而不诛心”，是否惩罚一个人只看他的行为而不看他内心的想法，因为人的内心世界太复杂了，谁敢说自己从来没有过邪念，如果诛心，那世界上大部分人岂非都该死？再说你怎么知道别人心中所想？；而德治是由内而外地改造人，通过对人的道德教育来规范他的外在行为，儒家特别注重自身的修养，对自身的道德要求非常高，判断一个人的好坏，不能只看他做什么，还要看他这样做的动机，一个人做了坏事，但动机是好的，也无需追究或可从轻处罚。两者相较，德治的手段似乎更为高明，从长远来看影响深远，但从短期的实际效果来看，法治更为有效。现代国家多以法治国而对德治有所荒废，以致道德滑坡、犯罪率上升，其实注重德育才是提升人民素养的根本，而为政者也须以身作则，否则所谓的“法治”，其效果可能会适得其反。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孔子说：“我十五岁时立志于学习，三十岁能够自立，四十岁不再感到困惑，五十岁时懂得天命，六十岁时听到什么都不会觉得奇怪，七十岁的时候做什么事都随心所欲却又不会逾越规矩。”

孔子在这里分享了他自身成长和修养不断提高的历程。人的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修养的提高更需要日积月累，不同的年龄阶段有着不同的使命、阅历和人生观。三十岁时要有三十岁的样子，四十岁时要有四十岁的样子，但三十岁时是什么样子，四十岁时又是什么样子呢，每个人生活的经历不同，样子自然不同，但至少有一点是相同的，都是在不断地变成熟。所谓的成熟就是孔子六七十岁时的状态，听到什么都不会一惊一乍，做事不用想都会合乎规矩，真正实现内心强大而丰富，行为无拘无束而又令人舒服，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在追求的。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孟懿子问什么是孝。孔子说：“就是不要违背礼。”樊迟驾车的时候，孔子告诉他：“孟孙问我什么是孝，我对他说就是不要违背礼。”樊迟说：“什么意思呢？”孔子说：“父母活着的时候，侍奉他们要合乎礼；父母去世以后，安葬他们、祭奠他们都要合乎礼。”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孟武伯问孝，孔子说：“对于父母特别应该担心他们的疾病。”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子游问孝，孔子说：“今天所谓的孝，就是能养活父母。对于犬马之类，也都能养活，没有恭敬的态度，这有什么区别呢？”

对于父母，除了在物质上赡养他们之后，更多地要在精神上关心照顾他们，使他们感到温暖，这样才是真正的孝。同理，与人相处时，也要真心相待，要投入自己的感情，不能只是机械地礼节性地交往，毕竟人都是有感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