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博物馆藏一枚金环，尺寸不大，但制作很精（图1：1）。金片围成一个直径2.6厘米的环形框，框里安排五组缠枝荔枝，——薄金片为叶，细金条为枝，穿起五颗锤成形的荔枝果，拢起的叶边和荔枝的表面均装饰细密的金粟粒。环之背光素无纹，惟于扁平的表面焊接一对如意式小系。金环出安义县石鼻山南宋李硕人墓，李系兵部郎中杨恢之妻①，墓葬年代为宋理宗淳?九年。

类似的银环、玉环，南北各地所出尚不止一例。如赤峰市克什克腾旗二八地一号辽墓出土的一枚龟纹银鎏金环，直径2.5厘米，环表锤六只环游的小龟，墓葬时代为辽中期偏早（图1：2）②。又湖南省博物馆藏一对银环，出临澧县柏枝乡，直径3.4厘米，九个大连珠和每个大珠周边的小连珠均系锤而成，形制简质，并且格外轻薄，时代约当宋末元初（图1：3）③。玉制品则有杭州老东岳元鲜于枢墓出土的一对连珠白玉环，式与澧县银环相同，环表碾作十个连珠，其背扁平，直径3.9厘米（图1：4）④。

这一类式样大体相同的金环、银环、玉环，应该都是巾环，亦即头巾环子，宋代多为武人所用。它的流行大约是由北及南，由辽金而至宋元明。

苏轼《谢陈季常惠一揞巾》：“夫子胸中万斛宽，此巾何事小团团。半升仅漉渊明酒，二寸才容子夏冠。好戴黄金双得胜，休教白苎一生酸。臂弓腰箭何时去，直上阴山取可汗。”诗作于元丰年间黄州团练使任上。“揞巾”之揞，在这里为覆意。“半升仅漉渊明酒”，用陶渊明葛巾漉酒事；“二寸才容子夏冠”，用西汉杜钦二寸小冠之典。“好戴黄金双得胜”，宋施元之注：“按世人巾裹，以黄金为大环，双系其带，谓之得胜环，疑用此事。”⑤关于得胜环故事，岳珂《展史》卷七有一则纪事，曰秦桧以绍兴十五年得赐宅第及银绢千万，“有诏就第赐燕，假以教坊优伶，宰执咸与。中席，优长诵致语，退，有参军者前，褒桧功德。一伶以荷叶交倚从之，诙语杂至，宾欢既洽，参军方拱揖谢，将就倚，忽堕其幞头，乃总发为髻，如行伍之巾，后有大巾鯼，为双叠胜。伶指而问曰：‘此何鯼？’曰：‘二胜环。’遽以朴击其首曰：‘尔但坐太师交倚，请取银绢例物，此鯼掉脑后可也。’一坐失色”。情节相似的记述又见南宋赵《养疴漫笔》，却是绍兴初杨存中制二胜玉帽环献高宗，旁有伶人云云。《展史》系之于秦桧，而于环的用法叙述详细。所谓“叠胜”，即两个菱形环相套叠。总发为髻，覆巾如行伍巾之式，然后把巾之两端分别穿入叠胜环的两边，环于是可以用作固定，一面又可以调节松紧。“好戴黄金双得胜，休教白苎一生酸。臂弓腰箭何时去，直上阴山取可汗”，是为武人妆束也。宋元小说对此更有传神的形容，如宋话本《红白蜘蛛》描写在东京开着金银铺和一所赁库的张员外出行时节“打扮得一似军官”，——“裹四方大万字头巾，带一双扑兽匾金环，着西川锦苎丝袍，系一条干红大匾绦，挥一把玉靶压衣刀，穿一双靴”。同篇又有东京破落户的一番妆束，道是“裹一顶蓝青头巾，带一对扑匾金环，两上领白绫子衫，腰系干红绒线绦，下着多耳麻鞋”。可知“军官”式的结束也为商贾富户乃至一班市井浮浪子弟所喜。山西平阳金墓砖雕多有裹巾束环的形象，如侯马董海墓前室西壁的打马球图，又后室西壁的骑马出行图，墓葬时代为金章宗明昌七年（图2）⑥。

金银及玉做的巾环之外，又有减铁一类的巾环，如元高文秀《黑旋风》杂剧状写白衙内的装扮，——“那厮绿罗衫，绦是玉结；皂头巾，环是减铁”；又孙仲章《勘头巾》杂剧中提到“芝麻罗头巾，减银环子”。所谓“减铁”，“减银”，原是金银器加工方法的一种称谓，前者是在铁物上嵌银丝，后者是在银器上嵌金丝。此项工艺似起源于北方，宋佚名《百宝总珍集》卷六“减铁”条前所冠口诀云：“减铁元本北地有，头巾环子与腰条。马鞍作子并刀靶，如今不作半分毫。”⑦敖汉旗四道湾子镇太平营子墓葬出土一件嵌银铁马镫，便是“减铁”工艺之例，墓葬时代约当唐中期（图3）⑧。而减铁巾环似乎两宋时代也还是北地产品。

关于巾环的流行由北及南，前举辽墓出土的龟纹银鎏金巾环可以算作一证。目前所知，早期实物的出土多见于金代墓葬。北京丰台区金乌古伦窝伦墓出土一枚竹节式玉巾环，直径4.9厘米⑨（图4：1）。北京房山县金太祖陵出土一对竹节式金巾环，直径4厘米（图4：2）⑩。巾环的使用则见于黑龙江阿城金代齐国王完颜晏墓，墓葬出土了保存完好的头巾，其中之一为齐王妃物，内有铁丝编就的胎网，即《金史·舆服志》所谓“盛子”，盛子之外覆皂罗，它是用头巾稍后两侧的带子穿过一对竹节式金巾环而系结（图4：3、4）。一个很好的对照是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南宋陈居中《文姬归汉图》（图5），图中蔡文姬的妆束原是以金人为蓝本：花珠冠，冠侧的玉饰，系结花珠冠的巾环，乃至衣裙的纹样，相似几如齐王妃的一幅写真，虽然在多次翻制的印刷品中巾环已不大容易看清。《宋史》卷一五四《舆服六》说到宋人联合元兵夹攻金人于蔡州，所获“亡金宝物”若干，其一为“碾玉巾环”；叶子奇《草木子》卷下·杂制篇云“巾环”，“金服也”。又元好问《续夷坚志》卷一云，宣和方士烧水银为黄金，铸为钱，“汴梁下，钱归内府，海陵以赐幸臣，得者以为帽环”。海陵，即金海陵王完颜亮。此所谓“帽环”，便是巾环。方士烧水银为黄金固不可信，但金人得金钱而把它熔铸后制为巾环，应非虚构。

中原男子久有发髻裹巾的传统，虽然不同阶层的人头巾式样各有不同，然而宋代以前均不施巾环，或者因为庶民之巾本来是简朴的妆束，士人之巾则是闲居之服，因此皆不必求奢华之饰。而辽、金的“头裹皂头巾”却是可以用于正式场合的服饰，其上用玉、用金加意妆点自在情理之中。

头巾环子为宋人习用之后，其实颇有所取舍，——第一，未如金人那样施于女子，这当然是宋、金女子服饰不同的缘故。第二，它在士人当中始终不很流行，或者也可以说，是很少使用的。此外更有一个很大的发展变化，即巾环渐由实用兼装饰而变为纯粹的装饰，因此它多是用另外两根极细的带子穿在两边而系缀于巾的两侧约当耳轮之上的位置，此由绘画中的人物形象可以看得很清楚，如故宫藏南宋《大傩图》（图6：1），波士顿美术馆藏元《货郎图》（图6：2），东京艺术大学资料馆藏明吕文英《货郎图》的《春景》之幅（图6：3），又故宫藏明商喜《关羽擒将图》（图6：4）。虽然末一例的巾环已经不是早期“环”的样式，但它与环的演变关系却是明显的。北京海淀区青龙桥董四墓村明墓出土一对“镂空人物金帽花”，似可作为图中巾环的实物之证（图7）。

开篇所举南宋李硕人墓出土的荔枝纹金巾环，正面的纹饰制作精致而纤细，自然不便像金人那样用作穿巾带以调节巾之缓急，则它应如《大傩图》所绘，即只是用作装饰。背面的一对如意式小系便是用来固定。荔枝作为装饰纹样宋代最先大约是用于金带涑，据欧阳修《归田录》卷二所云，是始于宋太宗，时称御仙花，而用赐高级官员。江西省博物馆即藏有遂江县北宋政和四年郭知章墓出土的一组十三枚荔枝纹银鎏金带涑。荔枝纹用于巾环，或者也是有意的选择。李硕人墓中随葬的装饰品，除此之外均为女子所用，如并头花筒金钗，金缠臂，满池娇金霞帔坠子，金梳背等，这一枚巾环则应是其夫亦即兵部郎中杨恢之物。而巾环完整的组合本来都是成对，如果依情理作一大胆的推测，那么原本一对的巾环在这里或是用了夫妻各持其一的办法以寄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