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传《春秋》之书，出于孔子之手。有“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之说。《春秋》，在语言上极为简练，遣词有序。然几每句皆暗含褒贬之意，后人遂称之为“春秋笔法”。

    然而正因文字过于简质，后人不易理解。故诠释之作相继而出，对书中的记载进行解释和说明，称之为传。其中以《春秋左氏传》《春秋谷梁传》《春秋谷梁传》最为知名，合称《春秋三传》。 此三传中皆有经传，经即春秋所记原文；传即三人对春秋所记之经做出的解释和说明。

    试举一例：《春秋》中记隐公元年：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左传。隐公》隐公元年经：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后面便在元年传中注解了这个事件。原文，大家皆知，且较长，故不录于此。作者把发生在两千七百多年前之一历史事件，写得俨然如一篇完整而优美的记事散文。让事件具体可感地呈现于读者面前，于文中，作者未置一褒贬字，却让两千多年以来的人们，都能通过郑伯、段、姜氏三人惟妙惟肖的言行中，看到郑庄的阴险狡诈、姜氏的偏心溺爱、叔段的贪得无厌。
    故事本身，不是重点。后人评论，亦不是重点。
    由经中记载可以看出《春秋》用字之讲究。郑伯克段于鄢，区区六个字，颇得玩味。因为我们知道，在古代，人因身份不同，而用字有所不同。譬如人之死，有夭、亡、死、薨、崩等等。《春秋》中杀人有杀，有克，有弑等等。且诸侯国国君之子，将来继其位者称之为世子，其余诸子则称公子，公子之子称公孙。以郑国为例，郑武公掘突有两个儿子，长子寤生和次子段。武公立寤生为世子，人称之世子寤生。称段即为公子段，段之子奔卫者名滑，人称公孙滑。那么，在这六个字中，作者用克字，而不用杀；称段名，而不称弟，亦不称公子段。其为何也？
    《春秋公羊传》传曰：克之者何？杀之也。杀之，则曷为谓之克？大郑伯之恶也。曷为大郑伯之恶？母欲立之，己杀之，如勿与而已矣。段者何？郑伯之弟也。何以不称弟？当国也。其地何？鄢也。齐人杀无知，何以不地？在内也。在内，虽当国，不地也。不当国，虽在外，亦不地也。
    《春秋谷梁传》传曰：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杀也。何以不言杀？见段有徒众也。段，郑伯弟也。何以知其为弟也。杀世子，母弟目君，以其目君知其为弟也。段，弟也，而弗谓弟；公子也，而弗谓公子，贬之也，段失为弟之道也。贱段而甚郑伯也。何甚乎郑伯？甚郑伯之处心积虑成于杀也。于鄢，远也，犹曰取之其母怀之云尔，甚之也。然，则为郑伯者，宜奈何？缓追，逸贼，亲亲之道也。
    由以上例子，我们完全可以看出，春秋及三传各自的特色与区别。
    辞不达意，试说如下。
    春秋的宗旨，是孔子修之的初衷：以警后世之乱臣贼子。故春秋不在记史实，只在写孔子个人心中，对实事的评判，不在于今日所谓史学，而是发挥古代良史，以史的审判代替神的审判的庄严使命。可以说这是史学上的使命，所以它是经而不是史。

    春秋大义，并非史义，史学作品不仅应该记载事实，还要展示作者的思想。这是历史上多数学者都赞同的看法。但史学思想源于史实，且不能脱离史实而独存，这点即使极端的如克罗齐、科林伍德也不曾否认。春秋大义不同于历史学家的思想，春秋只是作者将政治思想赋予历史的形式而已。春秋系以先王之志，亦即是以政治的理想为归趋，但乃虽史实之曲折而见，故谓之志而晦。就春秋而言，历史是形式、皮毛，政治是内容核心，以褒贬曲笔为形式的春秋笔法，正是春秋微言大义之所系，去此则大义不存。
    春秋记史的笔法与史记不同。司马迁明确指出：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但春秋的微言大义并不意味着言是失实的。张京华这样评价：如果说良史实录代表了古代史学的基本原则，微言大义则是代表史学的最高境界。也许正因为如此，左传才会说：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孰能修之。
    左传在叙事能力上表现出惊人的发展，许多头绪纷杂，变化多端的历史大事件，都能处理的有条不紊，繁而不乱。其中有关战争的描写，尤其写得出色。对于每一场战役都放在大国争霸的背景下展开，对战争的远因、近因、各国关系的组合变化，站前策划，交锋过程，战争影响，以简练而不乏文采的文笔写出，且行文精炼，严密而有力。这种叙事能力，无论对后来的历史著作还是文学著作，都具有极有重要意义。对后世的战国策，史记的写作风格，产生很大影响，形成文史结合的传统之一。
    左传有鲜明的政治和道德倾向，其观念较接近于儒家，强调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重视长幼尊卑之别，同时也表现出民本思想。作者要求担负有领导国家责任的统治者，不可逞一己之私欲，而要从整个统治集团和他们所拥有的国家长远利益考虑问题，这些地方都反映出儒家的政治理想。它代表了先秦文学的最高成就。贺循评价为：左氏之传，史之极也。文采若云月，高深若山海。它不仅是历史著作，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著作，后人与史记并称：文之有左马，犹书之曦献。《经学通论。春秋》评论说：左氏叙事之工，文采之富，即以史论，亦当在司马迁、班固之上，不必依傍经书，可以独有千古。
    通观左传之后，我感慨颇深。在我看来，左传行文，不着一褒字，亦不着一贬字，而褒贬自出读者心中。就是作者的个人思想或观点倾向，在真实而客观地叙述和描写事情的发展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显示出来。且其用字简练，详略得当。令人为之倾倒。
    公羊、谷梁二者主要讲微言大义，对春秋中作者紧要之处用字多作解释，使后人明白孔子之所以如此用字之用心良苦之处。 晋范宁评“春秋三传”的特色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指多叙鬼神之事）。《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简单来说，毂梁、公羊有“春秋大义”，《左传》则很少或者说没有，其里则有学术。李零认为“春秋三传”的区别是：一种是讲历史细节（即班固所说的“本事”），一种是讲微言大义，两者都是古人理解的传。前者是《左传》，后者是《公羊》、《毂梁》
       总而言之，春秋于三传虽实有别，然亦相辅相成。若要彻底了解春秋与春秋这段历史，四者皆不可缺。特别是左传与公羊、谷梁二书，从左传了解历史的真实，从公羊、谷梁了解春秋之微言大义。如此，则既知历史真实，又长思想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