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像雕塑在雕塑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是以表现人物的头部(五官肖像)形象为主体的雕塑，以突出肖像部分为雕塑的主要内容和表现重点的。用肖像的形式塑造人物，为的是浓缩人物的人生历程，突出人物的性格与精神，使被雕塑的形象生命既存在于物质材料之中，又脱颖于物质材料，用它特有的材质分量和形象体量叙说着关于历史和人的命运。在古往今来的艺术中，肖像雕塑总是沉寂的，往往被喻为凝固的音乐，而在它们起伏的材质表面，却闪动着艺术家情感的光芒;在它们坚实的体块深处，蕴含着内在的生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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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真实性、艺术性与个性的统一

       形象性和艺术性是雕塑的一般特点，对于肖像雕塑来说却是根本的特点。离开艺术的形象，肖像雕塑便无从确立，因此，把握形象真实性与形象艺术性的统一，便成为肖像雕塑创作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但我这里所说的真实性与艺术性的统一是高于传统"形神兼备"的概念的，它所承载的意义应该同时涵盖客体与主体两个方面，即融合在艺术家自身的艺术个性下的一种创作方式。倡导肖像创作艺术家个性的自觉展现是中国肖像雕塑走出"旧"的困境的措施之一。在肖像雕塑中，选择人物是创作的出发点，集中地反映了雕塑家的艺术思想。

       凡西方雕塑大师的肖像作品所展示的艺术家自身的艺术个性是显而易见的。米开朗的《布鲁德斯》并不缺少作者形体雄伟的一贯特点，以及他英雄式审美价值的一贯取向;乌东的所有肖像作品不管反映对象个性及造型角度多么不一样，但并不失他个人那种严谨、深邃及华贵的艺术风格;我们再看罗丹，从他的肖像作品《达鲁》、《雨果》、《法尔尼埃》到《巴尔扎克》，不管进行怎样的演变，罗丹的那种特有的塑造方式与光阴追求是明显的;布德尔完全可以把自己建筑感的追求放进他的肖像;爱泼斯坦的那种表面的琐碎的塑造机理一直展现在他各种不同的肖像作品之中;而曼祖的肖像作品与他的其它作品一样，总是洋溢着属于他自己的那种简洁大方，平易含蓄的艺术意境。属于艺术家自己的"形与神"，在肖像中的反映是多方面的，它受艺术家独特的审美价值取向所左右。这种创作主体的"形与神"的展示，也许是艺术家研究和表达对象的独特方法，或者是特殊角度;也许是艺术家所惯用的独特塑造语言，或者是个性化形体语言;也许是艺术家所一贯崇尚的审美意境等等。

每一次面临创作，我们都要认真思考如何将人物的原型形貌与作品的艺术性有机结合起来，使作品具有充沛的学术质量。在着手创作前，要将人物置放到他(她)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与历史情境中去，找到人物的时代位置，在塑造形象时研究、刻画人物与时代的关系，使创作出的形象首先具有历史的真实，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并在肖像作品中融入自身的创作特色和个性特征，只有把形象性和艺术性以及创作者的个性三者融合汇通于一处，才能创作出让人叹为观止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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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验的积累和再创造

       肖像雕塑犹如文学中的传记，在创作时会受到传主的经历与实际形象特征的制约，形象的可信度也将受到各方面的审视，因此，肖像雕塑需要充足的形象资料。但在创作实际中，由于所作的人物大多是历史人物，只有照片作为基本依据和像主亲属的描述提供一定的参考，形象资料是有限的。如何通过有限的资料接近人物的真实，依赖于雕塑家在形象资料和形象创造力之间形成通畅的联系。我们要不断地积累经验，发掘生活中的新鲜信息，要从对有限的形象资料研究中获得造型的灵感，更能以自己的创造力去点化资料。在深谙人物造型的根本在于捕捉“形而上”的“神”，研究人物的精神气质，以“神”写“形”，重在传“神”，使形象以艺术的真实呈现鲜活的生命与灵魂。这样的作品才能经得起审视的，获得包括像主亲属在内的广大观众的赞许。

      例如程允贤创作的肖像雕塑《鲁迅》，眉宇轩昂，正气凛然。画龙点睛之笔，是坚挺耸立的头发，显出“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倔强气概。而作者正是掌握住所要塑造人物的精神内涵，来突出鲁迅的风格和气度的。

三、肖像雕塑新的表现形式

       肖像雕塑的传统在当代观念的审视下，在雕塑家手下呈现出了丰富面貌。雕塑家们在肖像雕塑的空间形态，造型方式，材料运用，与观众交流沟通的方式等等都进行了积极有益的尝试。

朱尚熹的《马三立》是根据人物具体的特征，或添加道具，或加以夸张，改传统肖像雕塑以五官为主，为以突出人物性格和身份为主，这种改变，使雕塑将“格式”则退到了次要位置而强调人的精神和性格。王中的《梁启超》、石向东的《詹天佑》则是把当代雕塑创作的成果引入了肖像雕塑的领域。他们在人物的表现上，更强调的是通过空间形体、多样的材质，采用象征的方式，对人物的精神和境界进行符号化的处理。这种做法，强调了雕塑的空间特点和形体语言，为肖像雕塑的发展，拓展了丰富的表现空间。何镇海的《施光南》则采用构筑的方式，以场景化、装置式的组合，将人物放置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这种将人物和环境融为一体的组合式的方式，也是过去肖像雕塑所少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