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悬崖上》是邓友梅创作的短篇小说，最初发表于1956年9月号《文学月刊》（《鸭绿江》前身）上。小说通过讲述一个技术员的爱情婚姻波折，相当集中地刻画了20世纪50年代青年的爱情婚姻观和那个年代的情感波动

小说中的技术员“我”，身边的两个女人，“我的妻”和加丽亚显然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事物与立场，我的妻于我，是理性的引领，而加丽亚则是我深藏于内心的真实渴望。

理性的引领-我的妻

妻是工地上的团支书，是青年的领导人，“不仅在思想上督促我进步，生活细节她也处处操心”，她说“你瞧，你总是不在政治上注意别人，对我还这样呢，对同志们又该怎样？”“为了纠正我不爱读政治书的毛病，便把俄文移到早上去念，晚上叫我念政治书给她听”。在妻的正确引领下，我改掉了一向追求表面华丽的设计作风，竭力从实用和大方抢着手。生活作风上，也逐渐改变自己言过其实，锋芒毕露的毛病。作为一个正在申请入团的积极分子，妻给予我的，似乎全是正确的引领。即使是后来察觉到我的冷淡，变心，妻也只会耐心的规劝，最不济，也就是委屈的埋怨式的哭泣，甚至于最后我提出了离婚，妻还给我写了封长长的规劝信，还愿意给我最后的机会。而我也因此悬崖勒马，重建了与妻的感情。如此看来，邓友梅笔下的妻这一形象似乎太过于理性，脱离了人的真实存在。即便是作为团支书，青年领导人，妻的角色设定是一个“妻子”，一个女人，作为一个女人，面对丈夫的出轨，能够做到不大吵大闹，而是从头到尾的好言规劝，甚至于连一点“出格”的举动都没有，那就理性的脱离了人的真实存在了。作者邓友梅在妻的这一形象塑造上，带有太强的政治色彩了。

内心的真实渴望-加丽亚

德国姑娘加丽亚，有相貌，有风度，有趣味，有着梦幻般的想象力，她随心所欲，过着诗意般的生活，她约我散步，送我哥萨式羊皮帽，给我塑像，留纸条，让我觉得她在不停暗示我。然而在我掏出心给她看时，她却说只把我当哥哥……原来，加丽亚对我的一切暗示，不过是出于对哥哥的友好，而我才是一厢情愿。我实则是一个带有小资产阶级趣味的人，加丽亚身上的爽朗、热情、风度，都是我内心真正所喜爱，所渴望的东西，只不过在以前的生活中，在正确的理性的引领下，我内心的小资产阶级情趣都处于被压制，被驯化的状态，而当遇到加丽亚，这一具体的物象化的存在时，我内心的渴望就被全面激发了出来。

我最后是因为加丽亚的拒绝，又恰逢妻的宽容才有了退路，重回妻的身边。从这里可以看出，我内心深处，实则更偏向于加丽亚，也就是说，我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在所有情感中是占主导地位的，不过是因为作者邓友梅的结局设置，切断了我小资产阶级情调继续发展的可能，才将我拉回了正确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