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汉字源远流长，其萌芽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商代的甲骨文是现代汉字的鼻祖，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这是我们祖先对人类的重大贡献。汉字是由形音义组成的方块字，结构有其独到的优点。历史上有的少数民族按此方块字模式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如契丹文字（主要是拼音方式）、西夏文字（与汉字造字法相同）。时至今日，亚洲有些国家还原封不动地在使用汉字，最突出的是日本。

日本是我国一衣带水的近邻。在两千年前的日本，偏居在一个孤立的小岛，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在我国汉代，日本输入汉字，以记录其语言。日本当时是中国的倭奴蕃国。《后汉书》明确记载，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春正月辛未，“东夷倭奴国王遣使奉献”，愿为东汉臣蕃，并求汉皇赐名。光武帝赐以“倭国”，并赐“汉倭奴国王”的金印。此印现为日本的国宝，珍藏在日本九州岛的福冈。这也是后来出现“倭寇”一词的源由。

由此可以想见，古代最早的日本语是完全用汉字书写的。但是，日本的语言与汉语完全不同，不是同一语系。日本语是阿尔泰语系，属于粘着语（胶着语）。我们使用的汉语属于汉藏语系，属于孤立语，两者截然不同。后来日本发明了“假名”，是以拼音方式记录语言。但因汉字的多义以至多音，假名无法全部取代汉字，因而出现了我们见到的，现代日语由汉字和假名混合书写的情况。

千百年来，日本在使用汉字中，结合本国的国情做出了不少改进。就本人常识所及，大致有：（纯属门外文谈）

1、使用假名

假名是一个音节，可以分为“平假名”和“片假名”。它们就像英语中的大小写字母一样，具有相同的读音，只是在书字方法上有些不同。平假名是由汉字的草书演变而来的，在书写的时候也与我们汉字的书写笔划有些相似；而片假名是由汉字楷体的偏旁部首演变而来的，书写起来一笔一划，犹如在写楷书。 在日常生活中一般使用平假名，片假名多是用来书写外来语和一些特殊的字符。

2、限制汉字的数量

日本政府于1946年进行了一次文字改革，规定了一些汉字作为使用的范围，共有1850个，称为“当用汉字”。这1850个之外的汉字不再使用，改以假名表记。但这只是政府的规定，仍还有人按习惯使用非当用汉字。1981年10月1日，日本政府又公布实行了“常用汉字表”，规定1945个常用汉字作为一般社会生活中使用汉字的大致上的标准。

3、简化汉字

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中日两国相同的简体字，如万、当、旧、会、国、党、来、乱、体、医、尽等；二是中国历代异体字，如決、弔、氷、咲、処、仏等；三是属日本式简化字，:如圧、栄、応、拝等。

4、汉字的训读和音读

训读是写汉字，读日语的音。例如汉字“川”的意思就是“河”，日语本来把“河”读如“喀哇”，于是将汉字“川”读如“喀哇”，这就是训读。按照汉字的原音读汉字，就是音读，当然，由于历史原因，它的读法与现代普通话很不相同。

5、旧词赋予新义

例如汉语“料理”一词，词意是办理、处理、照顾、安排、排遣、修理等。日语中引申为烹调、饭菜。“料理屋”就是饭馆。

6、创造新的字和词语

日本借鉴或模仿传承汉字，创造自造汉字的（一般不见于我国文献典籍），如畑、匁、辻、峠等；日本自明治维新后，西方文化进入国内，为了相适应，创造了许多词汇，如“手段”、“手续”等。

    由此可见，日本输入汉字后进行了利用、限制、创新。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日本人新词汇的创造。上世纪初，西学东渐，西方有许多著述需要翻译，不少新知识、新理论中的词语，在中国的固有文字中找不到适当的词来表达。于是有音译，也有自创，如严复在翻译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天演论》时，创造了“天演”（进化）、“天择”（自然选择）、“群学”（社会学）等词汇。而大量的是从日本输入。如“社会”、“价值”、“要素”、“崇拜”、“绝对”、“唯一”、“谈判”、“打击”等等。这些词汇，我们已经常用，并早已列入字典辞书之中。问题还在于，直到今天，在大街市巷，多能看到如“料理”（饭菜）、“量贩”（批量销售）、“出演”（演出）等日本词汇，或许以为时尚或者其它原因。汉字是我国输入日本的，现在又反过来使用他们拼凑的词语。好比输出原料，输入成品，确实值得人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