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坑生产队是由原来的三个生产队合并而成的，田多劳力少，平均每个劳动力要种六亩田。队里老俵们分散居住在三个山坳里，范围很大，包括好些屋场，队长吹哨出工要绕着山道一路吹，还要站在高处吹一阵才能让所有的老俵们听见。所以出工的人群是拖拖拉拉地出门、分成好几路人马下田上山去干活。幸亏是前一天晚上开会时，队长就把分工负责的劳动任务布置下去了，第二天各司其职地去完成就可以了。这儿不通车不通电，人们往外送公粮、往里挑化肥、石灰全靠一根扁担。

这里的人们要购物得等到圩日去隘高圩镇上，顺便把自家的土产挑去出售，他们称此为“赴圩”。第一次去赴圩，队长看我们几个空着手去，就建议我们完成一个任务，挑担稻谷去圩镇上的碾米厂，碾成米和糠再挑回来送到队里的养猪场，既可以去圩镇玩儿又能挣工分，多好啊。我们觉得这主意不错，就一人领了一担100斤的稻谷挑起朝圩镇走去。这一路啊，可吃足苦头了！我们挑着100斤的担子走平路已属勉强，走在崎岖不平的山道上摇摇晃晃地，大冷天汗流如注，吃不消就不断地放下担子休息，五里路休息了20多次。身边川流不息地走着去赴圩的山民，我们觉得众人的眼光有点笑话我们不自量力，很不好意思。艰难地挑到碾米厂前的下坡道时，我们的腿颤抖着几乎要跪下了。碾完米挑着担子来到圩镇上，圩市都快散了，我们只好赶快挑起米和糠，回到生产队交差，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逛圩市。吸取这次教训，我们再也不敢挑100斤担子来回走山路了，送公粮我只敢挑70斤，与自己当时体重相符。

刚下乡不久就是春节，我们都没有回家。葛华介绍我们认识了一大群上海知青，他们热情地邀请我们一块过春节，很有意思。从年三十起，我们就一起吃正餐，每天去一个知青点拜年吃饭，轮到哪个知青点，那儿的人就将自己筹备的、家里邮寄来的年货倾其所有地贡献出来，大家一起动手做成一大桌丰盛菜肴，其乐融融地共享。吃完饭后就唱歌聊天，畅谈理想未来。他们两年前来的，人员齐整，精神面貌很好。我们是新来的，没有任何物资就纯粹成了“吃货”，天天去“吃大户”。

过完年，全公社的知青开大会，我们几个人淹没在上海话的嘈杂声中，经了解，二百多名知青除了我们几个全部是上海人。他们大部分来自上海的卢湾中学，高中生年龄稍长、一副大哥大姐范儿，做事稳重、发言讲话确有水平。初中生和我们年龄相仿，互相嬉笑打闹不得安静，一些追随兄姐来的则更显得稚气未脱。听说他们刚到虎山时赶上是圩日，老俵们沿小街摆摊出售的食品被他们误以为是慰问他们的，就像当年老百姓慰问解放军似的，所以他们随手拿起路边摊上的油条米果就吃，不付钱扬长而去。淳朴的山民看呆了，有公社干部出面解释安抚，又对知青加以教育，此类事情再也没有发生过了，反而成了日后调侃的笑料。

上海知青能分到江西来的已属照顾了，他们中能吃苦耐劳的人很多，懒散混日子的人也有，偶尔有些偷鸡摸狗的行为老俵们竟然也能够谅解并不追究。他们离家远，想回一次上海不容易，家里富裕的会寄来路费，不富裕的自己想办法解决。有的人定做大、中、小三个樟木箱，套着装起来像一个带回上海出售；有的用大樟木箱装满香菇、笋干等土特产回上海送人，赚点回礼。他们回到虎山时，又带很多包包，有自己的、也有为留守的人带的，包多了难免路上丢失一两个，自认倒霉罢了。那年代物资匮乏，知青们从上海带来的都是生活用品，还要送点香肠、肥皂之类的东西给房东、邻居等。有的知青家长会来事儿，特意送礼给虎山的各级干部，还邀请他们去上海玩，为的是自家孩子在招工、当兵、推荐上大学等方面得到关照，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当地有些干部贪得无厌，得了好几块上海手表还不满足，这在当时是很大一笔财富呢。知青办有个姓王的干部以“上调回城”为诱饵，竟敢无耻霸占了一对上海姐妹花，正赶上中央有关要严惩的文件下达，那人被抓进牢里。但他还传出口信给那对姐妹，威胁说出狱后还会来找她们，逼她们去为他求情，说是自愿受辱的，真是嚣张至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