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情于物  以明我志

                ——浅析古诗文中的“赠物传情”

乡土中国是一个熟人社会，以血缘和婚姻关系为基点，人情关系逐渐向外扩展。熟人社会里的亲密性可以通过互欠人情相互依存，人们交往非常注重“礼尚往来”。其中赠送对方礼物也是“礼尚往来”的一种重要的表现形式。《汉书·才士传》云“所谓托物寄情者也”，即以物为依托，借助物品来表达内心的情感和思想，物品即为人情感思想的外化，将主观的情感寄托在物品上，可以使受赠人通过物品更加切实的感受到赠方的情意，因此，赠物不仅仅是一种物质交换，更是一种情感的传递、文化的传承和社交礼仪的体现。

“赠物传情”现象在我国自古有之，随着历史的演变和社会的发展，“赠物传情”逐渐演变成为一种礼俗文化，大多体现在婚俗、丧葬、节日、庆典、生日等特定的场合与活动中。虽然赠物的种类、丰简、贵贱与场合可能因时代变化、经济状况等有些不同，但所赠之物与所传之情的内涵则呈现一种承继的稳定性。作为生活映照的文学，自然也会将赠物传情这一现象纳入自己的表现范畴。

文学中最早记载“赠物传情”礼俗的当属《诗经》。“君子来朝，何锡予之？虽无予之？路车乘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早在周王朝，诸侯来朝见天子，天子赠送马匹、华服、弓箭等来彰显自己的对诸侯的恩宠与倚重，但此时的赠物多是礼制的遵循。而在民间，所赠之物多为花草果实或玉器，这些赠物多与当时的风俗婚恋有关，更多寄托的是男女之情。

到了汉代，乐府诗中开始大量出现玳瑁簪、金错刀、双玉盘等贵重物品，颇有以物品的贵重来表达情感之浓重真切的意味。魏晋以后的赠物诗中所赠物品越发宽泛，除了动植物、珠玉宝石、乐器剑器之外，还涉及到饮食类、拄杖类、药物类和像月光、云、风、瀑布等的自然物象，礼物的馈赠选择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趋势。

古诗文中的赠物，既有实物也有虚物，所赠之人既有“确有其人”也有“虚有之人”，所传之情除了爱情、友情、亲情之外还有抒发自己的志向与情感。对于这些物品，人们通过它的谐音、数量、特征等去赋予它特殊的比喻义或象征义，使之负载人们特定的情感。如，柚子谐音“有子”，送人柚子寓意多子多福，家庭美满；新年送人“葫芦”，谐音“福禄”。中国讲究成双成对，所以在赠物的诗文中能看到“双鲤鱼”、“同心鸟”这样的物象。梅花因其开在寒冬，不畏严寒，凌霜傲雪而被赋予了坚韧不拔、淡泊名利的高贵品质；鹤与龟都属于生存年限比较久的动物，于是被赋予了长寿的美好寓意。

仔细研究文学作品中所提到的所赠之物，虽然多种多样，但可以大体归纳为：花草植物类、珠宝玉器类、动物类、饮食类、日常用具类、特殊物象类。

花草植物因其外形、特征、气味等成为“赠物传情”的热门选择。常见的有莲、梅、兰、菊、蕙草、杜若、荃、柳、芍药等。

古代男女经常赠送花草植物表达爱慕之情。《诗经》中《郑风·溱洧》“维士与女，伊其将谑，赠之以勺药。”三月三日上巳节，少男少女互相调笑戏谑，赠送芍药来进行约定。芍药，又称将离草。王先谦在其《诗三家义集疏》云“韩说：‘勺药，离草也，言将离别赠此草也。’^[]宋代朱熹在其《诗经集传》：“且以芍药为赠，其结恩情之厚也”，清代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以勺与约同声，故假借为结约也”。男女之间互赠芍药一方面表达离情，另一方面有男女之间结爱之意。《邶风·静女》“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其中女子所赠的“彤管”是一种红色的管状植物，也有解释说是香茅草的芽心。朱熹说：“彤管，未详何物，盖相赠以结殷勤之意耳。”而“荑”指的是初生的嫩白茅，象征爱情纯洁，又因它的根部相互牵引，女子送男子以白茅来象征男女情绵意合，多育根荄。所以“彤管”与“荑”都象征着美好的爱情。

除了花草之外，植物果实也是古时候男女之间结情的信物。果实是植物生命的结晶与延续，古人将果实与人类繁衍结合起来，将果实视为血脉传承、生生不息的象征。闻一多《诗经研究·诗经通义》云：“古俗于夏季果熟之时，会人于林中，士女分曹而聚，女各以果实投其所悦之士，中焉者或以佩玉相投，即相约为夫妇也。”^[]《木瓜》中就有“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的句子，这里的“木瓜”、“木桃”、“木李”都是植物的果实。《陈风·东门之枌》中也有“视尔如荍，贻我握椒”之语，花椒的香气浓烈和子实繁盛，以此传情，不言自明。

花草植物除了表达男女之间的感情之外，也融入了作者自身的意志，表达作者自身的志向与追求。战国时期，屈原在《楚辞·离骚》中有“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其中江离、辟芷、秋兰等都为香草的品类。屈原将这些江离芷草披在肩上，把秋兰结成索佩挂在身上，表达自己品行贤良、道德高尚。司马迁称赞屈原“其志洁，故其称物芳”，从此香草常被古人来形容君子的美德，来寄托自己悠远的情怀。

花草植物也常常用来表述想念、思念之情。《楚辞·九歌》中有“搴汀洲兮杜若，将以遗兮远者”“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折疏麻兮瑶华，将以遗兮离居”等场景描写。值得注意的是，屈原在这里并不是真的采摘和赠予杜若、疏麻，只是想象了采摘香草的动作，也并非人物之间面对面的赠送，而是一种虚拟的赠送，是具有喻义的，单方面的、向内的赠送，承载了诗人自己深切的思念。东汉时期的《古诗十九首》中也有类似的诗句，如：“庭中有奇树, 绿叶发华滋。 攀条折其荣, 将以遗所思。”（《庭中有奇树》），“涉江采芙蓉, 兰泽多芳草。 采之欲遗谁? 所思在远道。”（《涉江采芙蓉》），这些句子不仅表达了抒情主人公对远方之人的爱慕，而且还有浓浓的思念之情。曹植在《离友诗》中“折秋华兮采灵芝。 寻永归兮赠所思。”，范云的“寒枝宁共采, 霜猿行独闻。 扪萝忽遗我, 折桂方思君”（《送沈记室夜别诗》）、谢眺的“芳洲有杜若, 可以赠佳期”（《怀故人诗》）、张炎的“折芦花赠远，零落一身秋”（《八声甘州·记玉关踏雪事清游》）等直接模仿了屈原折花寄思的手法，通过采花折草来表达离别思念之情。

魏晋六朝时期，诗人进一步把相互赠答的诗比喻为香草香花，或者通过描写赠送花草来写女子的美态。如潘尼 《赠陆机出为吴王郎中令诗》: “昔子忝私, 贻我蕙兰。”这里的“蕙兰”指的就是陆机赠予潘尼的诗。施荣泰的《杂诗》中“折柳贻目成, 采蒲赠心识。来时娇未尽, 还去媚何极。” 诗人通过描写折柳送蒲的场景, 表现了燕赵女子的美态。

赠送动物也有传情之功能，人们根据动物的习性、外形等因素赋予它们不同的寓意和品质。

鸟、鱼等动物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经常接触的物种，但又不像家禽一样被居于一隅，它们有着广阔的生活空间，因此被人们看作是“信使”的象征，用这些动物的隐喻，跨越阻隔传递情感。汉代诗《饮马长城窟行》中“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上言加餐食，下言长相忆”，唐代大诗人杜牧《春思》中“绵羽啼来久，锦麟书未传”，顾夐《酒泉子》中“锦麟无处传幽意，海燕兰堂春又去”，杜甫《天末怀李白》中“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等都是希望通过鱼和鸟这样的“信使”传递消息与思念。

鱼与鸟往往有成双成对出现的特点，所以也用来形容男女之间美好的爱情。孙作云在他的《〈诗经〉恋歌发微》中，从民俗学的角度研究了“鱼”意象的隐语内涵。他认为“因为古代男女在春天聚会、在水边祓禊唱歌，即景生情，因物见志，所以在诗中往往用钓鱼来象征求爱、食鱼来象征娶妻，于是鱼成为一种专门性的隐语”^[]。赵沛霖在《兴的源起：历史沉淀与诗歌艺术》也提到“以鱼类为‘他物’起兴，其‘所咏之词’多为爱情和婚姻”^[]。关于“鸟”，孙作云在探讨《豳风·九罭》一诗中指出，“鸿”是下水捕鱼的鱼鸟，但是它在诗中却只在路上飞，更显其求偶之意，古代婚礼的六礼里有“下达，纳采用雁”“纳吉用雁”的习俗，借大雁来表达人们对爱情忠贞、生活美好幸福的期待与祝福。歌颂爱情的诗篇里会常常出现“比目鱼”“同心鸟”“比翼鸟”的意象。比如傅玄《拟四愁诗》中“佳人贻我明月珠，何以要之比目鱼。”“佳人贻我兰蕙草，何以要之同心鸟”就是在讲以鱼、鸟回赠表达情意。

赠物诗中，写马的诗词也不在少数。马作为古代普遍的交通工具和重要的资产被人们所重视。又因马能奔走千里、骁勇矫健的特质被人们所喜爱，马也被赋予了勇武、忠诚、贤良、奋进等优良品质，成为了进取贤能的象征。因此，人们送马就寄寓了赠送人对受赠人飞黄腾达、平步青云、建功立业的美好祝愿。比如李绛的《和裴相国答张秘书赠马诗》：“伏枥莫令空度岁，黄金结束取功勋”和白居易《和张十八秘书谢裴司空寄马》：“丞相寄来应有意，遣君骑去上云衢”。

中国人在农耕文明的影响下，与自然建立了密不可分的联系，中国人提倡“天人合一”观念，人们敬畏自然、顺应自然、热爱自然，并在于自然的相处中参悟生命的真谛，探寻宇宙的奥秘。在赠物的诗歌中除了赠送实有之物，古人也会赠送像月光、云、山水等这样虚有的自然物象。

马塞尔·莫斯在其《礼物之谜》一书中提到礼物不一定是具象化，可以是非物质的或是想象的。古人将思想、情感与自然万物相融合，于是有了“送君无可赠，持此戴瑶华”的月光之赠，有了“白云明月皆有我，碧水青山忽赠君”的山水之赠，有了“明月留照妾，轻云持赠君”的轻云之赠等等。这些自然物象。有寄寓“思家步月清宵立，异地看云白日闲”的思友怀人的离愁别绪，有“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的思念与无奈，有“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的对宇宙永恒的感悟，有“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的自由随性的向往，亦有“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的生命悲叹。

究其实，中国人喜欢以赠物来传情与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息息相关。民族文化心理是指一个民族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来并以精神文化形式积淀下来的集体性的心理走向和精神状态。

中国人提倡中庸之道，表达情感不喜欢过于直白或者过于保守，在表达之前往往还会有一段铺垫或者借助物品的隐喻间接表达自己的情感。在赠物选择物品时，送物之人一定有诸多考量，有的是基于物品本身的作用，有的则是根据物品引申出来的内涵，让受赠之人可以直观地感受到赠物的象征义，这样既可以更好的传递情感与祝福，又可以间接体现赠物人的志向与审美。比如骆宾王《送别》中吟道：“寒更承夜永，凉夕向秋澄。离心何以赠，自有玉壶冰。”这里的“玉壶冰”指代的是高洁的情操。鲍照在《白头吟》中写到：“直如朱丝绳，清如玉壶冰。”意思是说志士像红色的丝绳那样正直，如玉壶冰那样高洁清廉。骆宾王给友人送别，用玉壶冰比喻两人坦诚纯洁的友情。古人讲：“君子之交淡如水。”就是在说的朋友之间的情谊像清澈见底的水一样纯洁。临别相赠的不是客套的祝愿，不是金银细软，而是“我”的一颗冰清玉洁的心，这更体现了两人脱俗的品格和胸怀。

其次，中国人崇尚礼制。《礼记·曲礼上》云“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礼物的赠予与交换人类社会重要的交际方式之一。每一个朝代、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按照当时的文化底蕴为依托所形成的一套礼俗系统与交换原则。 无论是古时的朝觐，还是高门大户的迎来送往，上层名流之间的雅赠都是以礼物的交换与馈赠为媒介。^[]礼物样式的选择和变换，反映了中国人情社会发展的特点，比如人情、面子、经济水平等因素。人们会根据不同的社会关系选择不同的礼物。并且随着社会的变迁与发展，礼物的象征的情感意义也逐渐弱化，功利性因素逐渐增强，礼物成为了联系人际交往的重要纽带。其一，人们可以通过赠送礼物进行情感交流，分享日常生活。颜真卿《谢陆处士杼山折青桂花见寄之什》一诗写诗人收到一枝来自远方朋友所寄的青桂花，从而联想到曾经与之一同游览杼山，桂花飘香的美景。其二，中华民族悠久的农耕文化让中国人形成了浓厚的家族邻里观念，人们可以通过礼物相互接济，互帮互助。唐代大诗人杜甫就在诗《酬高使君相赠》中提到“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蔬”。其三，通过赠送礼物可以进行官场应酬。唐代著名文学家护国就在其作品《赠张驸马斑竹柱杖》中写到“此君与我在云溪，劲节奇文胜杖藜。为有岁寒堪赠远，玉阶行处愿提携”，就是借助拄杖的搀扶之意希望得到对方的提携和帮助。

综上所述，礼尚往来是刻在中华民族血脉里的文化基因，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投桃报李”“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名言俗语。国际交往中，懂得感恩的中华民族通过“赠物”这一方式向外界传达着善良、温厚、和平的信息；日常生活中，赠物传情更是随见于婚俗、丧礼、寿诞等活动。它不仅是简单的物质交换，更是情感的交流、文化的传递以及社会关系的建构，当然，“赠物传情”也为文学表达增添了更为丰富的内容，值得人们推究与体味。

其它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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