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不去的怀师学生时代

文/范庆元

    最近，在抖音平台看到闲置多年的怀宁师范学校已被怀宁县自来水公司整体接受改建，心中不禁有戚戚之感。因为这一改建，怀师将永远成为一页历史，只能存留于人们的记忆里了。

坐落于安庆石牌镇猫山街91号的怀宁师范，曾是怀宁县的最高学府。创办于1951年，占地面积4567亩，校舍235间，自创办以来，曾为怀宁县，乃至安徽省各地培养输送过难以计数的师资力量。在我的印象中，怀宁师范的学生除大多数来自本县以外，还有桐城、枞阳、潜山、望江，有几年还招收过长江以南的东至县学生。创办之初曾有小学毕业进校的初师生，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后主要是初中毕业的中师生（三年制）和民师进修学员（两年制）。因教育布局政策的调整，怀宁师范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没有像安庆师范（挂靠安庆师范学院，现为安庆师范大学）、桐城师范（升级为桐城师专）升格成功，2001年停止招收普通师范生，后临时改招普通高中生，又因同在县城内的怀宁中学、怀宁二中办学历史更为悠久，教学质量更富说服力，终于于2006年与黄龙中学、怀宁职中、皖河高中等学校合并为石牌高中，怀师的教学设备全部转移至原来的怀宁中学旧址，怀宁师范最终只剩萋萋草树和空寂楼舍，被抛落于岁月的角落，任荒草疯长，鸟雀筑巢了。

我是1982年9月以中考怀宁县第34名的成绩进入怀宁师范就读普师班的，当时的班级编号为311班，普二普三班号即为321班和331班。我原来已被怀宁中学录取，我除一个聋哑哥哥外，还有两个弟弟，父亲从教每月工资不足70元，母亲务农常年生病，家庭经济实在困难，父亲通过各种关系，硬是将我从怀中改报到怀师，意思是早出来一个，早吃商品粮，早减轻家庭一点负担。82年怀师普师班计划招生100人，结果那年怀师实际招生101人。到83年6月1日，同班的一位高河的姓张同学与几位好友放学后偷偷到附近的皖河里游泳，结果因雨后河水暴涨，被淹死，到85年毕业时，普师生仍为100人，不知这是否真为一种天意。我们在怀师二年级时，学校又招收两个民师班，也是100人。

记得当时还是改革开放初期，学校建设还极为简陋，我们普师两个班男生（每班大约35人）分别集体住在一个由大礼堂隔成的两个大宿舍里，两个宿舍中间只是一个半墙，因此每晚就寝前免不了互相斗嘴，热闹得很。好在那时大家都年轻，睡觉很少有打呼噜，也许年轻人嗜睡，即使有呼噜也听闻不了。宿舍连着学校食堂。那时，生活条件不是很好，十几岁的孩子也正处于长身体阶段，每个月的饭票34斤，菜票10.72元，是很难满足成长营养需要的。早餐是一个馒头和二两稀饭，馒头装在一个大竹筐子里，每天早读结束时，由两名值日同学到食堂抬到教室分发，稀饭则是米少水多，学生都戏称为“怀宁稀饭，洪湖水浪打浪”。中晚餐都是四两饭，五六毛钱的菜，通常是包心菜、黄瓜丝、麻婆豆腐之类，五毛钱一份的米粉肉装在比酒盅大不了多少的粗陶瓦碟里，每周只能两三次买来打打牙祭，油水不够，学生们每到食堂打菜窗口时，都要将头伸进一尺见方的窗口里逡巡一番，寻找有油渣或肥肉的蔬菜，打上一份，以慰枯渴的肚肠。晚上九点五十下自习，晚饭的几两米早已消化得差不多了，看来挨不过漫漫长夜的煎熬，有的学生就到学校门口的小卖部里花上一毛一分钱买一条石牌贡糕，就着开水填巴肚皮，也有机灵一点的学生晚自习前，将从家里带来的生米，抓上一把装进保温瓶里，灌上三分之一瓶开水，到下自习时，正好粥熟，用两根长棍掏出，喝饱睡觉。当然也有条件好一点的同学带来一点芝麻炒米粉，平时藏在床下木箱里，实在饿不过时抖出一小碗，用开水冲泡。但这粉实在是太香了，往往还没冲泡，旁边的学生就闻到了香味，一个个一跃而起，在木床间跳跃，像一只只猴子一齐奔向香源，然后一人一勺，分而食之，而主人却呆呆望着瓷碗底所剩无几的残物，不敢生气，也不能表现出舍不得。

我的床铺就在寝室门边双人床的下铺，因此每晚就寝关门的任务自然就落在我的身上。门闩当然是没有的，每晚只能拿一只小凳子支着门，冬天风大，门边特别寒冷，就不得不另外加一根木棍。特别令人烦恼的是一位姓张的男生，学生会副主席，每晚要配合查寝，12点左右才能回寝室，后来与班上一位长相娇美的女生谈起了恋爱，有时甚至到下半夜才回来睡觉，因此我就不敢过早地将门关死，常常要等他回来后才安心歇息。这位张同学因此对我特别友好，那时他大概有20岁，身高力大，经常带我去食堂里面打饭菜（这好像是他的特权），免除了我排队的烦恼。说实话，排队打饭实际上就抢饭，几百号人同时下课，饭菜窗口前的队伍一直要排到食堂外面，打饭排一次，打菜又要排一次，虽然能两人分别排队合作，但有时也因关系亲疏不同，找不到合适的合作伙伴，打一次饭菜估计需要半个多小时，饥肠辘辘，漫长等待，实在难熬。开始队伍有序，每次也有两名学校学生会干部在校领导带领下值班维持秩序，有时校领导有事不能到位，光凭学生会干部就无法维持秩序了，身强力壮的学生就从窗口两边侧翼抢先，这时完全失控，任凭值日干部喊破喉咙也无济于事。两边夹击，打好饭菜的学生只能从夹击中后退撤出，有时人已出来，瓷缸还在夹击的人里，猛力一拉，缸把脱落，一顿饭顿时化为泡影，欲哭无泪。尤其是早餐打稀饭，猛地一扯，缸里稀饭洒出，飞溅到夹击的人们身上，因此怀师学生衣服往往都有一个特征——粥迹。这种现象一直到后来物质丰富以后才有所好转，肚子不是太饿，也就不急于吃饭，食堂秩序自然就文明了许多。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此言信然！

师范二年级时，我们宿舍搬到教学楼北边的一溜儿平房里，还是三十多男生一个大寝室。寝室后窗下就是一条通往厕所的大路，大路紧邻一个小山丘。山丘上载有十几棵梨树，更多的是一人合抱粗的松树。山丘那边就是师范学校正大门，因此这条大路实际上就是围绕山丘开辟的进校大通道。寝室地势明显比食堂旁的宿舍高出很多，空气自然好很多，每天我们都能在松间百鸟的和鸣中醒来、出操。地势虽高，但寝室地面常年依然是湿漉漉的。因为学校没有专门的男女生洗澡间，男孩子运动量大，每天都要出汗洗澡。我们就从食堂开水间打来一两瓶开水，掺在冷水里，站在宿舍走廊里，用毛巾擦洗身体。走廊里污水漫流，寝室里自然也就干不了。

寝室用木板床在中间横摆一隔，就变成了两个区间，情趣相投的凑在一起，仿佛两个男生的世界。很有趣的是，一个男生不愿出早操，一到起床铃一响，就迅即钻进中间空床铺被子里。当时担任我们班主任的是一位姓朱的老教师，极严厉，每天都要亲临寝室查看，他从前门进来，偷懒的学生就滚进靠里一边的床铺上，等班主任绕到后门进来时，他早已滚到靠外的床铺上，屡试不爽，自鸣得意不已。而这位同学也是晚上自习太过勤奋太晚睡的一个。他这样做的次数也不是很多，往往是在考试前夕。每晚大约十点半，寝室就要熄灯，这位同学竞争求胜心理较重，趁大家熟睡之际，偷偷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看书复习。时隔多年，这位同学依然为大家津津乐道，他确实是一个精灵独特的人，导演出了至今想来依然令人捧腹的糗事。

为了考试的高分，他的勤奋夜读是一招，结果弄得大家都有点不安，觉得舒适地睡大觉实在是一种罪过，一到考试前夕，半夜起来打电筒躲在被窝里看书的竟有十几个了。但他的另外一招，别人想都没想过。那时制卷老师办公室就在与我们寝室并排的一栋房子里，制卷都是钢板铁笔刻印，制卷的是一位楞头小青年，经验不足，刻完蜡纸推印好一张试卷后，就随手将废蜡纸丢在门口水沟里，这位同学发现后，趁人不注意捡起，贴在粉白的墙上，用纸小心抚平，整个试卷的内容基本上就一目了然了。有时不好在寝室里看书，他就偷偷地等值班老师休息后，潜回教室，点起蜡烛复习。第二天，我们往往也能知晓某某女同学桌肚里有某个男同学写的肉麻的求爱信等等私密信息。至于他半夜在教室里，复习看书之外还做些什么，自然心知肚明，弄得一些有青春想法的男学生紧张得不得了，再也不敢造次，恨得牙痒痒，但也无奈得很。由此，这位同学也赢得了“克格勃”的外号。

其实，我们这些来自于农村山野的孩子，虽然读的是中师，但对读书都是很重视的，对师范生活也是很满足的，觉得充实又新鲜。

当时师范学校不学英语，教材也不统一，语文学科开设《阅读与写作》、语言基础知识、小学语文教材教法，数学学科开设《函数与几何》、小学数学教材教法，还有师范生必修的《教育学》《心理学》等，物理、化学、体育、音乐、美术等都是高中教材。对于这些，我们并没有感觉有什么不妥，都是尽最大努力学好，我们唯一的目标就是顺利毕业，多考高分。

我们班主任朱老师是教教育学的老教师，他是一个比较古板的老头，好酒，一口的山东口音。他的板书一丝不苟、条分缕析，每次课上到一半，就会将滑到鼻尖的老花眼镜取下，放在讲台上，侃侃谈起自己的过往经历，顺带对我们进行一番政治思想训话，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你们不要以为进了师范，就可以草鞋换皮鞋了，如果不守规矩，成绩不好，我也要将你们手中的铁饭碗敲个缺口。说真的，这句话还真把我们震住了，普师两个班，我们班班风学风最好，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中我们都是佼佼者。

数学是一位刚从大学毕业的青年教师教授的，每节课都是两三黑板的板书，考试题目最难，还经常有一些偏题、怪题，大概他是把我们当作普通高中生准备高考来教的，因此我们对数学最怵，花的时间也最多。

心理学教师也是一位刚毕业的新教师，年龄比我们大不了四五岁，脾气极好，与班级年长学生打成一片，一块儿打篮球、喝酒、打扑克。他在黑板上一个字几乎要占到五分之一，他的课往往是上午最后一节，此时我们年轻的胃早已饥肠辘辘、咕咕作响，用食堂里有米粉肉来讲解心理学上的条件反射原理，结果大家乐不可支，而肚子却更饿了。

教音乐的是一位30岁左右的女教师，当时正在恋爱，男朋友在市里。每次音乐课前，我们都要到学校中心一棵法梧树下去看有没有告示牌，三年中我们经常告示牌上写着：XXX老师因事请假，音乐暂停。结果，除了期末考试考乐理和琴法，女教师在教室里之外，大部分时间都不见她的踪影，整个师范阶段我们音乐书只上16页。

三年的语文教师是作家协会会员陶明国老师。陶老师有着一双修长的拿笔写作的手，脑门宽大而有光泽，这手和脑袋在我们学生看来是理所当然的，否则，陶老师是写不出风行一时的小说《山乡情笺》《大先生小传》的，是不会编出《借鸡腿》这样幽默心酸的电视小品的。他的每一堂文选课说得不多，但一字一句都极为鞭辟入里，他更注重学生的写作实践，每学期他都要我们小练笔、大作文二十多篇，他还带领我们编印小报《文学爱好者》。在他的带动下，当时班级五十人中写诗、写散文、写小说、写评论的就超过一半。中师一年级下学期，我们接触新闻单元，学习之后照例是写作，我以家乡开办小煤窑带动当地经济为素材，上交了一篇200字左右的新闻稿。当天晚上，陶老师将我叫到教室外，仔细评点了我的这篇作文。我简单地做了一些修改，不久就被陶老师推荐给怀宁县广播站播出了，稿费五角钱，然而就是这五角钱却在班里引起了一阵轰动，因为当时我们师范生每月的伙食费是11元7角2分，这笔稿费可以到学校食堂多吃到两碗米粉肉。但在我心中却不是这米粉肉美味，而是一种从未有过的自信感，甚至是虚荣感。自那以后，我便想方设法搜集素材写起新闻稿来，甚至规定每个月起码要播出两篇稿件，一旦计划没有完成，心里就难受得不行。83年暑假，在陶老师的鼓励和指导下，我的散文处女作《竹林园》参加华东六省一市中学生作文竞赛获三等奖，84年我的另一篇作文又再次获二等奖。我在全校几千人的面前上台领奖，我成了老师同学眼中的“小才子”。我已不记得我曾多少次站在陶老师那宽大的办公桌边，看着他用那尖长的指甲轻轻搔着光滑的额头，用纤细的手指在我的习作稿纸上慢慢滑动，我不记得我曾多少次默默伫立在他的窗前，凝视那深夜不熄的灯光，我知道他正在用红墨水笔在一字一句地斟改着我的文字，那昏黄的灯光正如一粒烛火引领着我在文学路上痛苦而又艰辛地继续前行。

85年我因为学业成绩和文学才名被陶老师（当时是师范学校的教导副主任）推荐参加当年的全国高考（全校只有两个名额）。当时我正带着一组同学在高河中心小学实习，被匆匆召回学校复习时，离高考只剩下一个多月。陶老师主动向学校申请，我可以不上课，不参加毕业会考，并叮嘱其他同学帮我打饭、打开水，让我尽量节约时间沉下心来准备高考。为了让我补充营养，他还经常将我叫到他家里，吃一顿他亲手擀制的江苏风味的馄饨水饺（陶老师是江苏丹徒人）。虽然我最终还是因6分之差无缘高校，但陶老师这种爱生如子的情怀却永远留在了我的心底，温暖着我的整个生命。

作为中师学生，我们都很明确自己今后的工作方向的，对于学校开展各种学习和活动，都是很上心的。我们都是通过自己的智慧和艰辛努力才能百里挑一考上中师学校的，不落下风成为了我们骨子里的一种特质。我们力争在师范生基本功各个方面都能力拔头筹，每个人心里暗暗较着劲。

应该说，我们对付师范文化课程都学有余力，多余出来的精力只能自找发挥的空间。班级学生中有好几个都热衷于文学，写诗、写小说、写童话，我就是其中一人。在文选教师陶老师的指点下，整天都在搜罗写作的素材，写树，写花，写山，写水，写乡村生活，写未来理想，那时感觉我几乎把世间能写的东西都快要写尽了。晚自习在教室里没写完，就赶在寝室熄灯之前，将一块画板横放在被垛上，用铅笔在用大白纸装订的本子上，忘乎所以地写。写小说，写诗歌、写散文，但满意的作品却没有几篇，这些东西后来也不知所终了。但这样一路写下来，我意识到我是不适合写小说、诗歌的，因为我总想把一切细枝末节的东西写进作品里，总难割舍，以至于最后写就的东西已完全不是预想的模样，同时，我那时总认为诗歌是要超越现实的，不食人间烟火，诗人虽然长于烂漫，但思维诡异，其生命的结局也往往令人唏嘘。因而，到现在为止，我还是常以散文为主。我很敬慕孙犁和贾平凹的散文创作风格，简淡蕴藉，三十年来，我也一直朝着这个风格目标追求。毕业多年，同学相聚，再谈起那几个文学分子，他们都早已搁笔不写了。

除了文学，还有一批同学拉起二胡，吹起笛子，有的以前就有基础，有的从“噗噗”（吹笛）“杀鸡”（二胡）开始，后来也有模有样得很，每晚饭后自习前，整个教室里男女胡琴笛子一起上，各拉各的调，各吹各的曲，此伏彼起，倒也热闹得不得了。那时港台歌曲风靡大陆，我们用练习本一首一首的把简谱和歌词抄在上面，到毕业时，每人手上都要两三本。

八十年代初期，电视机还是稀罕物，我们学校外不到一百米就有一座福利院，福利院会议室里就有一台十四英寸的彩色电视机。那时，风靡周润发主演的《上海滩》，还有《霍元甲》，几个男生以生病等各种理由请假，翻墙进到福利院里看电视，结果还是被班主任老朱识破，在教育学课上整整批评了半节课。

还有几位，将多余的精力放在恋爱上。班上有一个男生，相貌俊美，二年级时担任学校学生会主席，每两周六晚都要联系县电影院到我们学校放一两场电影，作为一个学生，能做好这些事情，我们觉得他真是能力高强的人物。自然，女生中这样想的也不在少数。班上有一女生，身材娇小，嗓音清亮，唱起歌来，真是美妙极了，我们都称她为“小百灵”。他们不知什么时候好上了，我那时还是对这类事情懵懂无知的，只记得班上时不时就会传出他们在后山约会的趣闻轶事。有一次，男生感冒病了，女生端着冲好的蛋花来我们男生寝室看望，当时我也在场，感觉十分奇妙。青春期荷尔蒙的激增，让其他几位心有戚戚的男生耐不住了，他们四处搜罗恋爱的对象，无论本班、本届，还是下一届，他们像二哈一样到处嗅嗅，神神秘秘地请人吃食堂米粉肉，帮忙传字条，好像地下工作者一般，一心耽于写东西的我一直感觉当时学校里到处弥漫着一种神秘而又刺激的气息。男生似乎总有一种蓬勃不衰的表现力，他们在篮球场上，听到观战女生的尖叫声就像打了一剂兴奋剂，拼了命地冲、跳、投，甚至裸着上身故意秀肌肉；出墙报时，见有女生驻足观赏，就在一个插图上斟酌每一笔每一画；晚饭时，总有一群男生端着饭缸，搬来椅子并排坐在校园中间大道上，看见有女生提着饭碗经过，就会莫名其妙地爆出一阵大笑，或者吹出一串暧昧的口哨，惊羞得女生风吹梨花班四散而逃，甚至有一次，一位女生慌急之中歪了脚脖，住了好一阵医院。

对于这一些，从没有看见有学校老师出来干涉过，他们似乎永远在自己的家属小院里忙着自己的事情，也许他们认为学生的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很正常的吧。这真是一个自由的空间。

时间总是过得很快，转眼毕业时间到了，发了毕业证书，最后一次具体大会餐，脸盆装肉，汽水当酒，男女生此时再无顾忌，频频举杯，有哭有笑，泪流满面，抱头相拥，一直到月挂梢头。那天晚上，三十多人的大寝室里，只有寥寥几个人在默默地收拾第二天的行李，其余的人在哪里，好像清楚但又很茫然。离别的氛围盖过了一切。

不久以后，我们慢慢得知，班上好几个女生留在县城，做了县城干部家的媳妇，那一对帅哥靓女也最终没有结果，女生嫁给了县中某位领导的儿子。理想和浪漫终究敌不过现实。

现在，掐指算来，我们从这所县城师范毕业已经36年了，当年的有些同学如风中云烟，飘落何方不可知，听说有几位早已去了另外的世界，人生啊——

最近几日，又见微信消息，怀师被彻底推平，连一根草都看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