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研究综述

　　明清之际，张岱得到了时人的充分肯定。20世纪30年代，人们开始关注他的文学作品，特别是散文。20世纪40到60年代是张岱研究的低谷期，直到70年代后张岱再一次回到人们的视线中。对这位易代之际的“奇人"和“奇文”的研究逐步盛行起来，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对他为人为文的各方面梳理更加系统。关于张岱作品的研究多数以文学为主，且作者多为古代文学研究者，如黄桂兰《张岱生平及其文学》(中国文化大学硕士论文，文史哲出版社，1997年)，此书是第一部研究张岱的学位论文，也是公开出版的第一部关于张岱的研究型专著。此后，陈清辉《张岱生平及其小品文研究》(国力高雄师范学院国文研究所硕士论文，198l年)、陈进泉《晚明张岱《陶庵梦忆》戏剧资料之研究》(中国文化大学艺术研究所硕士论文，1985年)、夏咸淳：《明末奇才——张岱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郭荣修《张岱散文理论及作品研究》(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1992年硕士论文)、蔡丽玲《从晚明“世说体"著作的流行论张岱的《快园古道》》(清华大学文学研究所1992年硕士论文)、陈丽明《张岱散文美学之研究》(台湾师范大学国文学系1995年硕士论文)、蒋静文《轮张岱小品：从生命模塑到形式意义的完成》(中正大学中国文学系1996年硕士论文)、陈忠和《从刘勰“六观"论张岱小品文》(高雄师范大学国文学系1999年硕士论文)、徐世珍《张岱《夜航船》研究》(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系2001年硕士论文)、江佩怡《张岱小品文由雅入俗研究》(台北市立师范学院应用语言文学研究所2002年硕士论文)、胡益民《张岱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郭秉融《张岱及其散文研究》(台北市立师范学院应用语言文学研究所2003年硕士论文)、胡益民《张岱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佘德余《张岱家世》(北京出版社2004年)、余德余《都市文人——张岱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这些论文著作中也部分涉及到张岱的史学，但由于专业分工不同的原因，古代文学研究者对于明代史学的各方面了解不深，所述研究作品显得缺乏深度。

　　美国著名史学家史景迁I临终前完成了英文传记作品《回到龙山：一个晚明人物的记忆》中认为张岱不仅是史家，也是热爱历史的文人。他书写张岱的一生、内心转折及过往追忆的同时，更深入的分析作为知识分子的他，在得与失之间，唯有捕捉消逝的回忆，以书写对抗遗忘，才能坦然面对、甚或抵抗世事的变迁与生命的无常。这一点，无疑反映了历史与书写的本质与关系。但是他却将张岱的历史写作本身摆到一个相当高的位置，学者评价不高，称没有其早期作品《王氏之死》那般灵动奇诡的叙事。《回到龙山》的论述中却不见“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的幻灭感。

　　史学研究者研究张岱的史学著作也有几十年的历史了。香港大学中文系陈国平的硕士论文《张岱及其史学》(1976年)是目前所见第一部研究张岱史学作品的论文。接着，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吴幅员从事《台湾文献丛刊》编辑之余，撰《《石匮书后集》后记——略考明遗民张岱及其所著《石匮书》》(《东方杂志》，1977年第10卷12期；后改名为《张岱及其《石匮书》与《石匮书后集》》，收入作者《在台丛稿》，1988年)。

　　仓修良在《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中(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简明扼要地介绍了张岱的史学成就。李新达的《张岱与《石匮书》》(《河北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属于介绍型，最大的贡献在于确定使用了《石匮书》，他认为生处易代之际的张岱，在亲身经历国破家亡的变故之后，出于对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极度优虑，对子孙后代寄予深切的希望，向他们宣传爱国思想，教育他们要保持崇高的民族气节。对封建制度和统治阶级腐朽没落的一面有所认识，敢于承认和暴露，也能作些分析批判。

　　黄裳《张岱的史阙》(《读书》，1988年第1期，也见《黄裳书话》，北京出版社，1996年)介绍了张岱手稿本《史阙》的史学价值，认为此书属于史抄，可以说是一部放大了的《世说新语》。张岱追求史书的真、美，懂得细节在建构历史中的重要性，认为从历史阙事中寻找历史的完整性是可能的，所以称之为史阙。同时他提出作为文学家出身来写史缺乏警惕性，没有很多考据，以致于什么都信，就会走向非史之路。这篇文章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夏咸淳：明末奇才——张岱论》(1989)涉及了张岱的史学、较多地运用了《石匮书》里的原始资料。

　　20世纪90年代初，内地有陈仰光《张岱与《石匮书》》(《浙江学刊》，1992年第6期)，该书主要介绍了张岱《石匮书后集》，基本上是《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中相关内容的细化。佘德余《：张岱的史学》(《绍兴师专学报》，1993年第3期)分为三个部分，他认为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思想下，在艰危的政治气候和极端困苦的生活条件下，张岱孜孜苑苑，笔耕不已，具有实录直书的治史精神：在编写体例方面，运用娴熟的语言技巧和严谨的编撰；也有一定的缺陷，因为作为史学家的张岱无法跨越时代条件和阶级立场的限制。此文中虽引用了很多《石匮书》的资料，但显然作者对原著不熟，部分内容转自夏咸淳《明末奇才——张岱论》。这两篇文章均属于介绍型，但缺乏史料的考订。钱茂伟《张岱的文史之学》(《浙东学术史》，1993年)虽也有参考夏咸淳《明末奇才——张岱论》，但较之有很大进步，对《石匮书》的史学地位作了论述。丁红：张岱与《古今义烈传》》(《浙江学刊》，1996年第1期)表明了张岱撰写的这部包含了历代义烈典型之士的传记体史书除了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外，从行文中也窥探出作者一定的道德倾向。一是受到晚明崇尚个性解放思潮的影响，作者的忠义思想具有鲜明的特征。二是对黑暗腐败的政治激发了作者的著书激情。三是作者借写史来抒发郁积胸中的亡国之痛，表明君爱国的思想情绪。

　　随着1995年《续修四库全书》本《石匮书》和《石匮书后集》的出版，张岱史学研究开始向深层次发展。钱茂伟《如此续修怎堪忧》(《中华读书报》，2000年3月8日)注意到续修四库全书》本《石匮书》存在的乱帙问题。同时他还发表了《敢于龙门争胜场的《石匮书》》(《明代史学历程》，2003年)。安徽大学中文系胡益民写《张岱评传》的时候也较多的参考了《石匮书》。虽读了张岱原著，胡益民在《张岱史学著述考》(《江淮论坛》，2001年第5期)中的论述新意并不多。他在《张岱卒年及《明史纪事本末》作者问题再考辨》(《复旦学报》，2004年第5期)却提供了两点新知，确定张岱卒年应为1680年，时年84岁。另外他提出了《明史纪事本末》里面虽有不少内容与张岱的史学作品相似，但张岱应是参与作者之一。他通过史料证明了《明史纪事本末》参考过张岱稿本，《明史纪事本末》系张岱所著的说法不成立。赵令扬发表了《从张岱史学观点看明代文化思想变迁的历程》(香港大学赵令扬主编《明史研究论丛》第6辑，2004年)。李灿朝《：论“三不朽"说对张岱及其史著的影响》(《江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中从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思想解读张岱的作品，张岱私家著史所体现的经世情怀的志向，使“三不朽”思想落到实处，用意新颖。

　　台湾香港的学者对张岱史学的研究比较关注其史源考察，深度讨论张岱史学作品的史料来源。杨文信《张岱对王世贞传纪文章的评价一从《石匮书》谈起》(2004)圆首开《石匮书》史料来源考察之风。接着，梁绍杰也关注这个问题，他指导其研究生明柔佑完成了《张岱《石匮书》研究》(2005)。全书重在分析《石匮书》的成书过程，史学价值和史源承袭。全书分五章，第一章为清代私修概况；第二章为张岱生平简介；第三章《石匮书》撰写动机、过程及流传；第四章《石匮书》史源分析；第五章《石匮书》史论的分析。此书的核心成果见梁绍杰、明柔佑《关于张岱《石匮书》的几个问题——以撰写过程及流传为中心》(2005)回。赵一静的《张岱的《四书》学与史学》认为，学界对其《四书遇》及其史著《石匮书》和《石匮书后集》的研究关注甚少。张岱的《四书遇》的治学特点既反映了明清之际的治学经风，也反映了他个人的治学特色。他的治学特色主要表现在：注重义理的阐发；兼采众说，自己不着多墨；注重体验与体会：儒释道汇通；反对朱注。在其哲学思想上受阳明心学影响较深，但也有自己的特色。在本体论上以心为本体，强调自我、突出自我；在人性论上继承了王畿的无善无恶说，并把人之善恶归于后天的习染；在格物论上继承了王阳明对“格"的解释，释“格"为正，在格物的方法上提倡知行合一，强调践履的重要性。张岱的历史观主要体现在：变易的史观；重在人事的史观；民心史观；宿命的史观等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