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奇才张岱论》:张岱和袁宏道的虎丘

张岱认为，王象春与马之骏两位作家，一味逞才使气，不讲一点法度，这是创造上的失误，离开“大家”甚远。所谓“准绳”、“法度”、“矩辙”云云，都是一些外延较广的概念，既包括技巧、技法，也包括创作的基本原则和艺术规律。而对艺术规律是不能掉以轻心，弃之不顾的。张岱非常重视艺术规律，并有精深的研究疒他说，“一技一艺皆有登峰造极之理，至人必以全力注之”（《石匮书?妙艺列传》）。对于艺术之理”，艺术规律，必须下功夫钻研，熟悉它，掌握它，并在创作实践中灵活地运用它，即使“至人”天才也不能例外。张岱也反对死守规矩绳墨，在创作中把注意力过多地集中到技巧技法上。他主张在掌握艺术规律的基础上，自由地运笔，不必刻意求工，“古来之妙书妙画，皆以无心落笔，骤然得之”（《琅嬛文集?跋谑庵五帖》），又称赞司马迁与郦道元“纵笔直书，无意为好文字，而奇字奇句，磊落毫端，遂成于古绝唱”（《石匮书?天文志》）。他要求在创作中把自由与规律、立有意与无意结合起来，这是张岱美学思想中非常精彩的地方。
他的散文是体现了这一美学思想的。谨严而酒脱，整饬而有变化，有精心的构思，也有神来之笔，“闲中花草，意外烟云”，有工整精丽的炼话，也有疏落淡远而富有情趣的日常琐语。粗看起来，信手揮酒，无矩无法，仔细推敲一下，便可发现作者的艺术匠心，结构篇章，句法字法都有讲究。张岱之友王雨谦尝评其诗云：“许多法脉，正于无意处见之，洵非老手不能”（《张子诗秕》卷一）这句评也非常适合张的散文。
下面把袁宏道的《虎丘》和张岱的《虎丘中秋夜》这两文章比较下，说明二人风格的不同，张岱对小品散文的发展。
这两篇文章是二人的代表作品，内容基本相同，都写虎丘中秋月夜的盛况。宏道的文章共分三节，第一节写此日游人之胜，第二节写月夜乐声歌声第三节写将解职去吴。张岱的文章只有两节，内容与袁文一样，字数也相差无几。袁文作于前，张文作于后，而且是看过袁文以后作的，不然文章内容不会如此接近。但二者风格相去甚远，止少有以下两点不同:
第一，袁文轻快流丽，主观色采较浓，夸饰之处颇多。张文真切细实，刻面微若毫发，丝丝入扣。如写游人之盛：
袁宏道:
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游人往来，纷错如织，而中秋为尤胜。每至是日，倾城阖户，连臂而至。衣冠士女，下迨蔀屋，莫不靓妆丽服，重茵累席，置酒交衢间，从千人石上至山门，栉比如鳞。檀板丘积，樽罍云泻，远而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雷辊电霍，无得而状。
张岱:
虎丘八月半，土著流寓、士夫眷属、女乐声伎、曲中名妓戏婆、民间少妇好女、崽子娈童及游冶恶少、清客帮闲、傒僮走空之辈，无不鳞集。自生公台、千人石、鹅涧、剑池、申文定祠下，至试剑石、一二山门，皆铺毡席地坐。登高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
袁文词藻华丽，语多夸饰，感情奔放，画出了虎丘中秋色彩缤纷的图景，渲染了此夜繁闹欢腾的气氛，颇有感染力。但也有堆砌的毛病。张文只是平实写来，将各色人等一一交代出来，又点出游人所据的各个地点，这就比袁文所说“衣冠士女，下迨屋”，“从千人石上至山门”云云，具体多了。张岱几乎把所有形容词，美丽的词藻都刊落了，只留下一句一一“雁落平沙，霞铺江上”，有画龙点晴之妙，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藻饰太多，反而印象模糊。文平实朴素，没有袁文那样华丽又无多余的话，句句都落在实处。又如写一人歌唱：
袁宏道:
一夫登场，四座屏息，音若细发，响彻云际，每度一字，几尽一刻。飞鸟为之徘徊，壮士听而下泪矣。
张岱:
一夫登场，高坐石上，不箫不拍，声出如丝，裂石穿云，串度抑扬，一字一刻。听者寻入针芥，心血为枯，不敢击节，惟有点头。
两段文字都是描写歌者独唱，有些句子也很相似，但风格颇异。不妨逐句对照一下：“一夫登场”，二人都写进文章了“高坐石上”，是张岱添出来的，点出歌者地位，引人注目。“四座屏息”，为袁文所有，张文所无，因为下面还要写到听者”，歆不必重复。“不箫不拍”，张文所有，袁文所无，说明撤去一切伴奏，古人有“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之说，单纯听人的歌唱，更加美妙，所以添此四字不为多命。“音若细发”与“声出如丝”，未可轩轾。“响彻云际”与“裂石穿云”，立见高下。“裂石穿云”，不仅表现出歌声的响亮，而且还表现出音波的穿透力，深入人心。“裂”字“穿”字，甚见锤炼之功。“每度一字，几尽一刻”与“串度抑扬，一字一刻”相比，后者也比前者意义丰富。最后袁、张二入都是从侧面烘托歌声之感染力，也最能显示二人风格的不同。“飞鸟”二句，非常豪壮，但总嫌有点空泛。宏道写到这里似乎没有什么话好说了，示是信手添上这两句，也不管用得适当不适当，反正只要自认为是得意之笔就行，他的オ子气、他的草率散漫也正表现在这里。张岱可不一样，他扫尽一切大而无当、虚张声势华而不实的话，力求用精炼的笔墨，准确地真切地生动地勾画出事物的情状。在这里，他用了十六个字，细致地刻画了听者为歌声所吸引的心理活动和动作神态。
（评:所以说，红楼梦是丰神绰约、凝练传神之神品，是符合张岱特点的。也只能出自张岱这样的高手。）
第二，袁文信笔直书，有倒囊倾箧之势，不大注意布篇谋局，修词炼句，重复散漫等疵病也不暇及。比如本可以“雁落平沙，霞铺石上”精彩的句子结東上文，却又觉得余意未尽，添上“雷辊电霍，无得而状”二句，实为蛇足。在结构上也显得比较平，缺少层次波澜。一上来就用了许多华丽的词藻，下文接着用下去，最后来两句“飞鸟为之徘徊，壮士听而下泪矣”，想以此振起全文，但总不免有声嘶力竭之感。张岱在尹始交待人物、地点时，写得平实无奇，这不过是一个铺垫，无须大肄渲染。及至写到“天瞑月上”，鼓声大作之时，始有彩绘好象一出精彩的戏刚刚启幕。作者以“天暝月上”“更定”、“更深”、“二鼓”、“三鼓”等词语标示时间的推移层次非常清楚每一层次都有精细的刻画，写法各不相同，而且越写越精彩。“三鼓”之时，“一夫登场”，是全文的高潮，也是写得最精妙的地方。同时又讲究炼字炼句。如上面提到的“裂”与穿”。又如：“三鼓，月孤气肃，人皆寂圆，不蚊虻。”“孤”字托出了夜深人静的环境。又如：“二鼓人静，悉屏管弦，洞箫一线，哀涩清绵，与肉相引。”“缕”字有音有形，比下“管”字等形象，“哀涩清绵”四字，一字一义，非精通音乐者不能下此四字。又如将袁文的“远而望之”改为登高望之”，更加符合当时情景，和下面“雁落平沙；霞铺江上”两句比喻才接得起来。
通过上面两篇文章的比较，可以看出，张岱不仅矫正了袁宏道等人的草率散漫的弊病，而且把小品创作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进到了缜密、深细、精美的阶段，这是小品文的极至。（所谓江淹之生花妙笔。）
小品创作的第三个偏向是艰深僻涩。此病的产生往往同有些作家要求改变肤浅庸弱的文风，务去陈言，出新出奇的愿望和努力，有着密切关系。这种努力对推动文学的发展是有意义的，但追求新奇若不与明白畅达同步前进，必然会产生艰深、僻涩等弊病。明代弘治、正德年间，李梦阳为了反对台阁体弱肤冗的文风，力倡复古，其功甚伟。他的文章奇颯雄丽，但也有艰涩之病，开了明文险怪钩棘的先河。公安派兴起后，扫荡了模拟剽窃的习气，文坛风气焕然一新，袁宏道的开创之功值得大书特书。但开创者往往有矫枉过正的毛病，不矫枉便不能扫除积弊，冲破旧文学与旧观念的重重障碍。钟惺在评论袁宏道时指出：“大凡诗文，因袭有困袭之流弊，矫枉有矫枉之流弊。前之共趋，即今之偏废，今之独响，即后之同声。此中机换，密移暗度，贤者不绝，明者不知。”（《钟伯敬合集?与王樨恭兄弟》）他讲得比较辩证，而且指出流弊的产生往往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即使贤明之人也很难不受影响。公安派的流弊就在于浅俗、油滑刻露等等。产生了流弊，就会有人起来加以矫正，另辟新路，这样就推动了文学的发展。在这方面，竞陵派作家钟惺、谭元春、刘侗等所作的探索是颇有成绩的，其文幽深、宛曲、冷艳、生辣，与公安派的文章大异其趣，但也稍杂诡僻、纠结的弊病，这便成为某些文士大肄话毁的口实。还有些作家专门捜寻一些怪字，故意破坏语言结构，以显奇奥深刻，佶倔聱牙，不可卒读。虞淳熙、文翔风就是这一类作家的代表，其他如陈仁锡、倪元璐、王思任、陈继儒、张明弼等也部或多或少存在艰涩钩棘的弊病。著名小品选家陆云龙评文翔风之文云：“其文多奇崛艰奥，一字须作些时解，人诧为杨董复生＂（文太青先生小品短引）不个字要費许多时间才能弄明白，一句示箱更是难上加难，真好象是部天书。读不懂便说明自己的浅薄，作者的高深，故时人誉之为大儒杨雄、董仲舒复生。陆云龙又评虞淳熙云：“故发为文辞，幽奇奥渺，定尔石破天惊，了不可读。”（《虞德园先生小品序》）读者既然被“奥渺”懵住了，又如何能“破”能“惊”？。小品文本来就是在批判复古主义者艰深僻涩文章中兴盛起来的，现在有些小品作者又走回头路，这是同小品文的健康发展背道而驰的。因此遭到了有识之士的批评与抵制。
张岱在总结有代一代文章时指出:
“明文”二字，可以概我明一代文字。然而追论古人，孔子曰“辞达”孟子曰“言近”，与我太祖“不棘不艰”之训，其所风尚，曾有毫忽少异也哉？（《石匮书：文范传总论》）
他指出，“明达”是明代散文发展的主流，总趋势，是明代散文的大特征。他列举了明代历朝卓有成就的文家，如宋濂刘基、方孝孺、杨士奇、李东阳、唐顺之、归有光、袁宏道等，其文都有“明达＂的特点。而“艰棘”则是支流兀也不能传之久远，“间有文人オ士，或亦艰棘其词，而浮华艳语，稍用吟咀，味同嚼蜡矣”。张岱在批评文翔凤行文“棘涩几不能句”的时候再次指出“孔重辞达；孟善言近，则诗文之妙不在角奇斗险也。明矣。”（《石匱书文苑列传》）。在张岱看来，孔子所说“辞达而已矣”，孟子所说“言近而旨远”，亦即华明达”不但是明代散文的大特征也是文学创作的一条原则、规律，包指小品在内的一切文体必须循此而进，才能健康地蓬勃地发展起来。张岱谈艺也重新奇，但反对脱离明达追求新奇，“但要出奇，不顾文理”（《琅嬛文集?答袁庵》）。又重生鲜”、“涩勒”，同时又强调必须以“熟”为基础，“练熱还生，以涩勒出之，遂称合作”（《陶庵梦忆?绍兴派》）。他在创作实践中是贯彻了自己的美学思想的。他的文章，语言浅显，比较接近口语，也不避忌方言俚语。他长期生活在市民社会，同市民阶层有着密切的联系，又爱好、熟恐通俗文学和民间文艺，所以他不象正统文人那样轻俗重雅，而能把二者结合起来。他还善于在平常浅易的字句里翻奇创新，寓神奇尖新于平淡朴素之中。他的文章，多用短句、排句、偶句，活泼明快，酣畅淋滴。同时又掺以长句、散句、拗句，参差不齐灵活多变，使之适应各种复杂的思想感情，使文章具有生动的姿态，流面不滑，俗而不滥。
晩明小明这枝中国文学的奇花异葩，在万历以来新的社会气候的哺育下，不断滋长繁荣，行七十余年而未衰败充分显示了这一新兴文体的生命力。
在这七十年中，产生了大量清新隽永、精丽优美的作品涌现了大批风格各异、成绩卓著的作家，出现过具有革新精神和巨大影响的公安派与竟陵派。这是中国散文史上取得丰硕成果和辉煌成就的一个重要时期。
小品创作同任何新的文学潮流样，是在不断探索、回曲折中前进的。在探索过程中，出现过多次失误，产生过许多流弊，克服了矫正了，又出现新的失误流弊，再克服再矫正，经过许多反复，小品散文日趋成熟、完美。明末清初，随着适宜的社会气候条件的减弱，小品文发展的势头也渐渐衰退。在正是在这中国历史发生大转折的时代，产生了小品作家的最后一个杰出代表一张岱，从而使小品再度发出灿烂的光辉。
张岱是一位思想活跃，胸怀博大，识见不凡的一位学者，也是一位较少成见，较少宗派习气的一位作家。他能容纳百家，善于取去“眼明手辣，心细胆粗，”是他对待一切学术成果和文艺作品的基本精神、态度与方法。他远绍古代伟大散文家司马迁等优良传统近取本朝诸文章名家的创作经验，主要是吸收公安派与竟陵派的成果。同时又认真分析小品创作中出现的失误、流弊，并予以矫正。故能集诸家之众美而免流俗之弊病。
张岱曾评司马迁与郦道元的文章说：“其文字之古而灵，奥而动，整而变，奇而则，则非天下之大手笔，不能办也。”（《石匮书?天文志总论》）张岱也善于把创作中的各种矛盾因素和谐地统一起来，他的文章，篇短而意深，墨希而韵长，精炼而细致，缜密而闲逸，流畅而生，严整而能变化，道劲而有姿媚……。他也不愧是一个大手笔。
在明代小品散文发展史上，袁宏道具有开天辟地之功，张岱则发金声玉振之响。两人一前一后，如双峰插云，遥相呼应，不但是明代众多文章家中的翘楚，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流的散文家，将与司马子长、韩柳欧苏并传不朽。
张岱友人王雨谦在《琅嬛文集序》中这样称赞张岱：“文中之乌获，而后来之斗杓。＂“乌获”是古之力士，“斗杓”是指北斗星，比喻文章巨匠、宗师。这一评价极有见地。但是，这颗文学明星，生前穷愁潦倒，死后名声不扬，四百余年为重云密雾所隐没而未能尽放其光辉。
现在，这颗明星终于跃出来了。
（评:这可北极星只是被人认识了一面，还有很多面，比如说是红楼梦作者，有待人们认识。借用张岱一句诗结尾:“世上识者本无几”和红楼梦一句“谁解其中味”收尾。）

张岱的《虎丘中秋夜》是在向袁宏道的虎丘记致敬。

文章自古无定价。

张岱的这个仿篇有没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需要精细的技术性分析。夏咸淳在《明末奇才——张岱论》里分析的很好。俺是更喜欢张岱的朴素自然的风格的。袁宏道，词藻华丽，文采斐然，豪情激荡，有炫技的成分。而张岱平淡中见惊奇，神笔一支，传神凝练，坚实空灵。其文如冰山一角，回味无穷。

当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就喜欢袁宏道的风格。那也没什么错。

袁宏道《虎丘记》

虎丘去城可六七里，其山无高岩邃壑，独以近城，故箫鼓楼船，无日无之。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游人往来，纷错如织，而中秋为尤胜。

每至是日，倾城阖户，连臂而至。衣冠士女，下迨蔀屋，莫不靓妆丽服，重茵累席，置酒交衢间，从千人石上至山门，栉比如鳞。檀板丘积，樽罍云泻，远而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雷辊电霍，无得而状。

布席之初，唱者千百，声若聚蚊，不可辨识。分曹部署，竞以歌喉相斗；雅俗既陈，妍媸自别。未几而摇头顿足者，得数十人而已。已而明月浮空，石光如练，一切瓦釜，寂然停声，属而和者，才三四辈。一箫，一寸管，一人缓板而歌，竹肉相发，清声亮彻，听者魂销。比至夜深，月影横斜，荇藻凌乱，则箫板亦不复用，一夫登场，四座屏息，音若细发，响彻云际，每度一字，几尽一刻，飞鸟为之徘徊，壮士听而下泪矣。

剑泉深不可测，飞岩如削。千顷云得天池诸山作案，峦壑竞秀，最可觞客。但过午则日光射人，不堪久坐耳。文昌阁亦佳，晚树尤可观。面北为平远堂旧址，空旷无际，仅虞山一点在望。堂废已久，余与江进之谋所以复之，欲祠韦苏州、白乐天诸公于其中；而病寻作，余既乞归，恐进之之兴亦阑矣。山川兴废，信有时哉！

吏吴两载，登虎丘者六。最后与江进之、方子公同登，迟月生公石上，歌者闻令来，皆避匿去，余因谓进之曰：“甚矣，乌纱之横，皂隶之俗哉！他日去官，有不听曲此石上者，如月！”今余幸得解官称吴客矣。虎丘之月，不知尚识余言否耶？

【翻译】

虎丘离苏州城只有七八里。山上并没有险峻的高岩或幽深的谷壑，只是因为离城近的缘故，（达官贵人）装饰豪华、满载声歌的游船，没有一天断过。凡有月的夜晚，有花的早晨，或雪天的傍晚，游人来来往往，像穿梭织布一般，又以中秋这天更为盛况空前。

每到这一天，苏州城家家户户倾城而出，肩挨肩，人挤人，接踵而来。无论是官宦人家的男男女女，还是平民百姓，没有谁不是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很多人都在路边，用垫子摆上酒，席地而坐。从千人石到山门，密密麻麻紧挨着的游客多如鱼鳞。檀木所制的歌板堆积得就像山丘，酒器里盛的酒如云彩一样奔泻不停。远远望去，就像无数大雁落在平坦的沙滩上，又像彩霞铺在江面上。即使用电闪雷鸣也无法形容那热闹的场面。

刚摆上酒席时，唱歌的人成百上千，声音像蚊虫齐鸣，分不清（唱些什么）。分部安排好后，都竞相以最新流行的歌曲一争高低，雅乐俗乐都有，唱得好坏也自有分别。过了一会儿，摇头踏脚按节拍唱歌的人，就只剩数十人了。不久，明月高悬在空中，山石反射着月光，如同白练，所有粗俗之乐，都悄悄停了下来。应邀唱歌的人只有三四个了，他们伴着一只箫，一只笛，一人舒缓地敲着歌板歌唱。管乐和人的歌声一起发出，清幽嘹亮，使听众陶醉不已。到了深夜，月影疏疏落落，月下树影斑驳，这时，连箫和歌板也不用了。一个人登场歌唱，四座的人都屏心静息地倾听。他的歌声细如发丝，直冲云霄。每唱一字，差不多要一刻时间。飞鸟仿佛也为这舒缓悠长的歌声所感动，徘徊不忍飞去，壮士听到这样的歌声，也忍不住要落泪。

剑泉深不可测，飞耸的岩石像刀削的一样峭立。千顷云好像是以天池等山作几案，山峦沟壑秀丽无比，这里最适合飨宴宾客。但中午过后，阳光强烈，（游客在此）无法久坐。文昌阁（景色）也好，傍晚的树更好看。它的北面是平远堂旧址，空旷无际，只有远处的虞山一点遥遥在望。平远堂荒废已久，我和江进之商量修复它，想在这里建个祠堂，祭祀韦应物、白居易等先贤。但不久我就生病了，我已经请求辞官归去，恐怕江进之修复平远堂的兴致也大减了。（可见）山川景物的兴盛荒废，确实是有时运的啊！

我在吴县做了两年县令，曾六次登上虎丘。最后一次是和江进之、方子公同去的。我们坐在生公石上等待月亮出来。唱歌的人听说县令来了，都躲开藏了起来。我就对进之说：“官吏的横暴，差役的庸俗，也太过分了啊！以后我辞官后，一定要在这生公石上听曲，以月为证。”现在我幸好解免官职，客居吴地，虎丘的明月啊，不知道还记得我当年的话吗？

张岱《虎丘中秋夜》

[原文]

虎丘八月半，土著流寓、士夫眷属、女乐声伎、曲中名妓戏婆、民间少妇好女、崽子娈童及游冶恶少、清客帮闲、傒僮走空之辈，无不鳞集。自生公台、千人石、鹅涧、剑池、申文定祠下，至试剑石、一二山门，皆铺毡席地坐。

登高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天暝月上，鼓吹百十处，大吹大擂，十番铙钹，渔阳掺挝，动地翻天，雷轰鼎沸，呼叫不闻。更定，鼓铙渐歇，丝管繁兴，杂以歌唱，皆“锦帆开，澄湖万顷”同场大曲，蹲踏和锣丝竹肉声，不辨拍煞。

更深，人渐散去，士夫眷属皆下船水嬉，席席征歌，人人献技，南北杂之，管弦迭奏，听者方辨句字，藻鉴随之。

二鼓人静，悉屏管弦，洞萧一缕，哀涩清绵，与肉相引，尚存三四，迭更为之。

三鼓，月孤气肃，人皆寂阒，不杂蚊虻。一夫登场，高坐石上，不箫不拍，声出如丝，裂石穿云，串度抑扬，一字一刻。听者寻入针芥，心血为枯，不敢击节，惟有点头。然此时雁比而坐者，犹存百十人焉。使非苏州，焉讨识者！

[译文]：虎丘八月半，当地人以及客居的人、官员和他们的家小，还有各色表演者、妓女、美女、娈童、奴仆、江湖骗子等各色社会上的人都聚集在一起。从生公台、千人石、鹤涧、剑池、申文定祠，下至试剑石、一二山门，所有人都铺席而坐，从高地望去，就像大雁停在沙地，晚霞铺在江上。

天色渐渐黯淡，月亮升起了，你能听到百十处的地方在演奏着乐器，其中还有合奏的曲目，比如名曲“渔阳掺挝”，大吹大擂，各式的乐器都有。动地翻天，雷轰鼎沸，呼叫不闻。

初更时分，鼓声渐歇，丝竹乐器又开始演奏起来，还能听到有人在歌唱，都是像“锦帆开”、“澄湖万顷”这样的著名曲段。众人一起喧闹，乐器与歌声交杂，场面欢乐。

二更天，人们渐渐散去，官员们和家小都坐船去水中游玩。每个桌上都有人在表演节目，南北的歌曲混杂在一起，管弦交替，聆听的人仔细分辨着歌词，品味其中的意味。

到了夜深时分，管弦的音乐也没了。只听到一缕洞萧之音，哀涩清绵。到了后半夜，一轮圆月挂在空中，气氛肃静，人们都不出声了，蚊虻四处飞动。忽然，一个人来到舞台上，高坐在石上，既不吹箫也不拍打乐器，放声歌唱，声音如丝一般，裂石穿云，吐字抑扬，一板一眼，听的人十分仔细，心潮澎湃却又不敢拍打节奏，惟有点头。这个时候坐着的观众还有百十个人，秩序井然。若不是来到苏州，怎能看到如此的景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