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的人生境遇及其思想行踪，《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有所记载。然而，司马迁的这篇《老子传》，自宋代以来，便不断地遭到怀疑与诘难。陈师道《后山集》卷二十二《理究》曰：“世谓孔老同时，非也。”又陆九渊《象山集》卷二十四《策问》曰：“传记所载，老子盖出于夫子之前，然不闻夫子有辟之之说。”[1]有清一代，承其说者，乾嘉年间，汪容甫、毕秋帆、崔东璧诸老亦相继考异与辨疑[2]。降及民国，因胡适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以时代先后为序评价先秦诸子哲学，将老子置于孔子之前，引起了梁启超的提诉。事隔不久，张煦以《梁任公提诉老子时代一案判决书》为题撰文反驳梁启超。于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关于老子其人及《老子》其书的问题，便成为当时学人普遍关注的一大焦点。此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又将老子放在孟子之后庄子之前，于是稍稍平息的老子论争又起波澜。这场论战先后卷入的学者之众，其历时之长久，其成文之浩繁，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罕有其匹。并且，时至今日，关于老子其人及《老子》其书的疑案，仍然悬而未决[3]。

    司马迁的记载受到怀疑与诘难是情有可缘的，因为《史记·老子传》本来就不是一篇确凿无误的信史，而是晚周秦汉间关于老子的传闻汇编。姑先录其文：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名耳，字聃，姓李氏。周守藏室之史也。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问者，其人与骨皆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网，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终。   

    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

    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                            

    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隐君子也。

    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假仕于汉文帝。而假之子解为膠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齐焉。

    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

围绕这篇《老子传》，前辈学人做了大量的笺释与考证，将司马迁可能用以作传的原始材料从晚周秦汉间的典籍之中一一剔发出来。如《老子传》云老子为“周守藏室之史”，学者认为此源于《庄子·天道》：

    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子路谋曰：“由闻周之征藏史有老聃者，免而归居，夫子欲藏书，则  试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见老聃，而老聃不许。

又孔子问礼于老聃之事及老聃语孔子之言，有学者认为亦本于《庄子》：

    孔子见老聃归，三日不谈。弟子问曰：“夫子见老聃，亦将何规哉？”孔子曰：“吾乃今于是乎见龙！龙，合而成体，散而成章，乘云气而养乎阴阳。予口张而不能嗋，予又何规老聃哉！”子贡曰：“然则人固有尸居而龙见，雷声而渊默，发动如天地者乎？赐亦可得而观乎？”遂以孔子声见老聃。（《天运》）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来。”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与容知，斯为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外物》）

刘汝霖《周秦诸子考》认为《老子传》中老聃语孔子“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云云，本于《庄子·外物》“去汝躬矜与容知”；而《老子传》中孔子曰“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云云，本于《庄子·天运》[4]。其实，汪中、崔述早发此议，梁启超亦仍其说。尔后，罗根泽亦一脉相承[5]。但高亨则不同于此说，认为今《老子传》与《天运》《外物》小同而大异，不宜因见某书有小同之处，“遽曰此出于某书”。但高氏亦认为孔子问礼于老聃“必有其事”，且列《史记》而外之三证以成其说：一，《礼记·曾子问》载孔子述老聃讲礼之言，此即孔子曾见老聃之证；二，《庄子》屡载孔子见老聃之事；三，《吕氏春秋·当染》载“孔子学于老聃孟苏夔靖叔”，与问官郯子，访乐苌弘，学琴师襄同类。“孔子学于老聃”，“殆指问礼而言”[6]。

    当然，学者们剔发《老子传》的史料，同时也发现“史迁记其事不知何据”。如《老子传》首揭老子“姓李氏，名耳”。马叙伦曰：“春秋之际二百四十年，列国之臣无李氏者。古亦不闻有李姓”[7]。高亨亦云“古有老姓而无李姓”，“李姓之起甚晚，老子之世，未闻有之”[8]。又《老子传》云“道德之意五千余言”是老子“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所作。而刘汝霖据《吕氏春秋·不二篇》将关尹列在墨子之后列子之前曰：“墨子以后之关尹，绝不能得见老子”，“无论如何，关尹绝不能与孔子同时，亦不能强老子著书”。高亨虽然不同意刘说，认为“关尹与老子同时，有相见的可能”，但高氏亦说“史迁记此事，不知何据”。关于《老子传》的史料考证，头绪纷繁，决不仅此二端。有关著述俱在，兹不赘述。

    由于《史记·老子传》并非准确无误的信史，而是晚周秦汉间人关于老子的传闻汇编，在史料细节上的考证结果，必然是疑者援据证其非，信者引据申其是。是是非非，永无了结。不过，倘若综合考察疑信双方提出的各种互为相反的证据，则不难发现，《史记·老子传》虽然是一篇传闻汇编，在史料细节上或有不无可议之处，但它仍然不啻为一篇最为传神的老子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