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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闽粤边第一山之客家祖山——项山甑
第一篇
推及寻邬地理环境,向处赣闽粤三省边界,地在万山之中。其以境内潺潺奔腾之寻邬水而得名。盖“寻邬水出寻邬堡新窖路山,屈东南,合马伏岽水,又西南至城东大陂角,会马踶江、河岭水、太湖洞水,入广东龙川”,气势最雄。其地武夷、九连两山脉相接,赣、闽、粤三省接壤鼎立,山势崔嵬,溪泉众多,向为灵源圣地。诸山之中,又以项山为最。清邑人吴孔兴《五古邑志.项山》描述项山山脉“像拔地柱,青冥云中”;清光绪丁未(1907)八修《长宁县志》记述项山时,还有“北户如犬牙,纵横如趴趾”,“山叠万回,溪回百线”等绮丽、壮美的记载。
项山之雄,要为最峰巅,地在距项山乡数里之遥的“项山甑”。《寻邬黄金潭潘氏族谱》绘《题像图十二章》之《项甑祈祷图》(卢实夫作)题识称“踞长宁东南偶,雄镇粤、闽”,海拔1529,8米。号赣南第二高峰。顶有两峰,曰大、小甑。“高出云表”,登甑环望,云海浩浩,青翠叠秀,更为绝景。
如此胜地,历代诗人迭有诗赋歌颂。清贡士卢荣苍《项山甑即景》诗谓:“巍巍项境冠群山,山在虚无飘渺间。云拥奇峰浑莫辨,烟笼仄径杳难攀。甑分大小层耸立,峰列儿孙四面环。此地由来多胜景,骚人羽客自回还。”又,清邑庠生卢和蒸《项山甑八景之四》诗称:“两峰似削好盘桓,深锁浓烟一望攒。象列万千成胜景,甑分大小耸奇观。遥连三省岚光见,高插层霄气势宽。对面南屏如画里,开门不厌百回看。”近现代世界著名艺术大家卢是晚年《石头城夜雨忆故乡山溪》一诗更云:“我家居山谷,四面翠屏开。溪泉长流水,潺潺响咚咚。鸟语山花艳,竹楼夹道幽。四季晴云雨,朝朝各不同。君不见,一夜狂雨雷电乍,高山急雨挂悬溪,层层飞瀑真雄奇。”
闽西武平县于项山山脉之北面武夷山南西端,属闽西南上古生代覆盖层。北部中低山纵横,间有指伏山间盆谷;南部低山丘岭起伏,多低丘河谷,全县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北高南低。北部的大禾、湘店、永平、桃溪镇大部分地区为低山、高丘地貌区。中部的桃溪镇新澜、新华,中堡镇大绩、梧地、新湖、罗助、林坊、朝岭、章丰一带为中山、低山地貌区。与寻邬密尔连接之西部、西南部的大禾乡西部、东留乡和民主乡大部分地区,属武夷山之项山山脉北段主体,为高丘,“巍然出众峰间,拱揖蔽翳,如鸾飞凤舞,深郁万状,层峦千嶂掩抱间,……”境内群山环绕,溪流密布,呈放射形向东西南北流出县境,分属韩江、汀江、赣江三个水系,青山重叠,小路蜿蜒,碧波荡漾,引无数骚客援诗泼墨。
“至山水平远,云势石色,皆天机所到,非学而能。”(《唐才子传·王维传》)项山甑那独特的自然风景,陶醉了一代代的程乡赤子,在粤北人眼中,它的一切是如此古朴清静,如此安详仁慈,正如古人吟诗项山甑:“项甑翠巍直接天,夕阳斜照白云颠;苍苍古木浑天际,野鸟回巢扫残烟。”平远差干清贡生谢完卿《项岭飞霞》诗曰:“谁把红绡与绛纱,标来峻岭认飞霞。微茫红树高低合,隐约丹岩吐纳斜。彩夺垂虹和日曜,影随孤鹜到天涯。昆山五色遥相对,化作卿云入望赊。”人们把项山甑与昆仑山等同以望,一样美,像母亲一样之亲。在广东程乡古地,项山甑作为文化视野下的传统山水风光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极强的文化生命力,又如《笔峰拥翠》诗云:“笔峰讵啻大如椽,篱藻缤纷带雾悬。日月两轮磨碧汉,烟霞万幅扫瑶笺。春融染翰频添秀,雨过濡毫更着妍。想是大文光宇宙,和云和露写青天。”
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与优越的地理生存环境,使得客家系列的项山卢氏及同乡的潘氏和方园几百公里项山山脉中居住的谢氏、赖氏、林氏、刘氏、王氏、凌氏、陈氏、黄氏、杨氏……世世代代均注重读书传家的优良传统。以至“烟火百里,孝友睦婣。为麟趾,为凤毛,类不乏人。”并呈现出浓郁的桃源客家原乡色彩,人文蔚起,方兴未艾。故世代居住在赣闽粤边的客家人视项山甑为客家的精神所在,视若客家祖山。《差干乡谢氏乐粤公祠堂记》云:“自其龙言之,来自西北,层峦叠嶂,大祖少宗,蜿蜒迤逶,奔赴百里而至龙虎寨,开屏列嶂,嶂角顿起,体势尊严,辞楼下殿,俨同贵人坐拥。”
“自其龙言之,来自西北”者,即项山甑。平远县内有104姓,其中逾万人的姓有九个:林、刘、谢、姚、张、陈、凌、王、李,其居住地的来龙皆发脉于项山甑!
项山甑依武夷山一路南行,走过重山来到闽粤赣边,东江走出水源,远行三万六千平方公里大地,哺育三万六千平方公里大地的客家人民,穿越佗城、惠州,走向繁华似锦的珠江。韩江从长汀上坪山、砦白山岽二路走来,在项山山脉下交汇,远行三万平方公里大地,哺育三万平方公里大地的人民,穿越潮州,汇入南海。赣江在项山山脉的北边远行,孕育八万平方公里大地,哺育八万平方公里大地的人民,穿越客家摇篮赣州市流向长江。此三江流域广袤丰饶,自然资源丰富,百姓勤劳勇敢,富有开拓精神。
客家人比较信风水,我们把发脉的山称为“来龙”,又称为“祖山”,乃凝聚精气神之所在!
第二篇
崇尚大山是客家人与生俱来的秉性。同为中原南迁的客家人与潮汕学佬和广府人最大的区别是我们客家先民南迁后开始以大山为依靠,称“靠山聚族而居的中原移民”,此是客家形成之最基本特征。赣南、闽西、粤北分别代表了客家孕育、成长、成熟的三个阶级,而赣闽粤边区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同时经过了这一发展过程,尤以古代大帽山(今项山)山脉世外桃源色彩的地理环境造就了该地具有客家原乡的本质属性。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派屠睢为主将、赵佗为副将率领50万大军平定岭南。通过四年,公元前214年,岭南总算顺利地划进了大秦的版图。
随即秦王朝在番禺(今广州)设南海郡治,赵佗在龙川筑城辟地以为治所。
秦二世时,由于他的暴政激起了公元前209年的陈胜吴广起义,接着就是刘邦和项羽的“楚汉相争”,中原陷入了一片混乱状态。公元前208年,南海郡尉任嚣病重,他临死前把时任龙川县令的赵佗召来,向他阐述了自己依靠南海郡傍山靠海、有险可据的有利地形来建立国家,以抵抗中原各起义军队侵犯之谋划,让赵佗代行南海郡尉的职务,嘱咐他“秦政无道,中原扰乱,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五岭北来峰在地,九州南尽水浮天。”倚山临海,北控五岭,近扼三江。赵佗洞悉广州防御要领,为了防止北方战乱南延,封关断道。于各水源隘口派重兵驻防。
不久,任嚣病亡,赵佗向南岭各关口的军队传达了据险防守的指令,曰:“盗兵且至,急绝道聚兵自守。”于秦朝灭亡后的公元前203年,赵佗在当地汉越两族士民的拥戴下,建立了以番禺为王都,占地千里的南越国。南越国的疆土,与秦设三郡辖区相当,北、东、西三面分别与长沙、闽越、夜郎三国交界,东及南面濒临南海。“东西万余里”的广大地域。北至南岭(今广东北部、广西北部和江西南部一带),西至夜郎(今广西,云南的大部),南至南海(今越南的中部和北部),东至闽越(今福建南部)。都城在番禺,今广州市。自此,岭南有了人类文明的标志——城堡和文字。邬堡这一军事防御建筑就在古老的寻邬水流域出现了。
东江上游之今寻邬就是南越国的北疆。据古籍记载,东江之名北宋前曰“氵盾江”,南宋时有写成“循江”的。不知何故,“氵盾江”之“氵盾”后没有了,而有以“潯”代之,上游即循邬水(潯邬水)。邬是秦汉时中原居民修筑状如蒙古包式具备军事防御功能的城堡,很大的可能是赵佗派遣驻扎在循邬水关口要塞的秦兵修筑的堡垒,循邬水因循江上游有邬堡而得名,后来,循江改称东江,循邬水也因方言“循”与“寻”谐音而称“寻邬水”。
南越国历111年,汉武帝时期归附了汉朝。汉武帝划全国为13个监察区,称13部州,为加强中央统治,13部州的辖区犬牙交错。为了加强对南岭的统治,汉武帝将东江上游寻邬水流域的广大地区划至豫章郡属扬州刺史部。赵佗驻扎在寻邬关口的秦兵即成了当地的土著。
赵佗的秦兵抑或称之赵兵在东江上游的驻地一说在今筠门岭至水源一带,一说就在大帽山(今项山)中。考《项山卢氏族谱》,卢氏开基项山井头之卢屋村,古时名曰邬坑村,项山河古称邬水,《长宁县志》曰“帽山插天、邬水经地”中的邬水是否单说这一河水亦未可知。不过,无论赵佗驻兵在筠门岭还是在大帽山,都大帽山山脉之中。
纵观中原汉民南迁史,50万秦军下岭南为第一次中原汉族大规模南迁,其中有些成了广府先民,有些成了客家先民,而故项山于中原汉民第一次南迁时就有了客家先民,尽管这些先民在漫长的岁月中最终与当地土著混杂而融进了土著,却对于客家祖山之项山甑即意义非凡。
项山乡黄金潭潘氏与卢屋村卢氏均于宋未开基,现为泱泱大族。据说开基时卢屋村便有李、黄、萧、赖、邬、谢、何等7个姓氏定居,现仅有卢氏。潘氏入居时亦与何氏、游氏杂居,亦有骆、冯、刘、谢、张、吴、林等姓氏居住。考《项山卢氏族谱》与《项山黄金潭潘氏族谱》其开基项山后十世婚姻配偶中发现有五十多个配偶娃氏。古代交通封闭,一般情况下在方园百里内择偶,从配偶姓氏亦可见项山周边在宋元明时期人多姓杂。
考《黄氏族谱》,春秋时期黄国被楚国所灭,黄国遗民四散隐居,在秦汉时期黄姓遗民便散居江右、闽粤边和湘、鄂、川、黔交界的广大地区。秦时期,楚国江南这些地区被人民现为“南蛮荒服”的不毛之地,是瑶、濮、蛮、越等少数民族生活和栖息地带,也是最原始、野蛮和落后的地区,黄姓人迁来后,由于长期与当地土著“蛮越”杂居生活,渐渐地被他们影响同化,到秦汉后,有一部分被完全同化而融合到少数民中,但他们既然被同化,却始终保住了自身的血缘徽记——姓氏,从而形成了我国南方蛮越土著民族中的“汉”姓。
溯黄氏其中一支峭公系,在晋朝永嘉之乱时迁至福建、江苏、江西,宋朝又自江西向广东迁徙。其五世祖秩彝公,原居于镇平县东厢村黄江夏(今蕉岭横岗下),其时因裔孙代代人丁单薄,常遭外姓所欺,无奈之下,至十世钟祖妣,被迫携幼子迁至深山沟居住,“其披荆斩棘,开山造田,披星载月,抚育儿女,历尽风霜,建立家园。”
南宋未叶的恭帝德佑二年前后,民族英雄文天祥在赣粤边组织民众抗元,值黄氏修谱,有感于黄氏邵武始祖黄峭山分家送子出征的壮举,为《黄氏族谱》撰序,称《原序》。
考《赖氏族谱》,赖姓以国为氏,约于公元前540年-公元前529年间,赖国为楚国所灭,赖氏子民流漓,四散播迁。其中一支转徙颖霍地(今河南汝南县一节)。至赖忠诚公,官任江西虔州(今赣州)太守,居于松阳(江西之宁都)后,人丁繁盛,有“松阳世家”之誉,后裔远播闽粤赣。迨明朝年间,赖二郎公由今平远大柘徙江西长宁(今寻乌)。其子美君公开基留车罗溪坪,生子四,嗣后繁衍播及自项山以南整个南半县,且远播于四川、广西、广东、湖南、台湾诸省及江西各县、市。(参大明永乐乙未年八月中秋日赐进士出身赖方鼎撰《赖氏历代源流全序》)
宋咸淳九年癸酉(1273年)二月,时任枢密院大学士、日理万机的文天祥亦为《赖氏族谱》作《赠序》曰:“……今天下多事之秋,赖氏立身于万世之表,而于谱牒讲究,不亦盛哉!观晋隋唐五代之间,仕者以尧舜之道辅吾君,以伊周之志为己任;不仕者贯六经百史之文,焕三代两汉之词也;贞节者摄淫奔而骇史笔也。呜呼!定风丕振于前,菇公丕显于后,云礽丕振于累世,实赖氏积德而后至也。……君璋,余至友也,群居不倚,独立不惧,实又赖氏之白眉者。”
同一时期,文天祥为修谱撰序的还有广东平远《谢氏族谱》。据《谢氏族谱》载,其初修谱是北宋年间,苏轼为其作《原序》,文中说:“熙宁三年,余以谪通判杭州……因判杭未久,徙知密州,越岁余,……并访越王勾践困栖晋大傅(今项山大中村谢氏先祖―笔者注)隐居遗迹,大傅后裔多绅士,钱遮道迎,余登其堂,则江左、江右、青、豫、闽、粤谢氏贤俊咸在焉。谒见毕,知为会修谱牒萃也。……”苏轼在文未记撰序的时间是“宋元佑五年(1090)孟冬月”,可见,谢氏也在北宋年间在项山甑的南北山鹿定居了。据《谢氏族谱》明万历二十一年文林郎谢贵撰《谱序》曰:“祖先浙江钱塘人,讳宗贺,公拜礼部春官,生讳琚,任邵武知府,卒于官。家于黄基堡,生九嶷公兄弟五人,(第三子)均得之后成茂暨子观受,及由闽之粤,择程乡差干堡焉。”至若“差干谢氏”之称谓,习惯上,客家人以开基地为本族望号,项山大中村谢氏在叙述望号时为平远“差干谢氏”。《寻邬乡土志》的作者邑人谢竹铭先生便是项山大中村的。
随宋主南迁于项山且至今仍在项山定居的还有:聪坑村沈氏,沈北灵从福建永定堂堡乡迁徙。另还有丘氏、王氏、杨氏等十大姓。
至于邬氏,今在寻邬长宁镇仅有几户人,而在今山西省河曲县一个邬姓聚居的村中,有一块石牌,碑文明显镌记:“河曲县邬姓追根究底起源于江西省寻邬县”。碑文记述“明洪武二年(1369)军籍邬氏族人奉旨戍边守卫长城,先至河南偃师县,又迁移到山西省火山军(河曲县)”。
现在的山西省河曲县邬氏还保留一种成人传统游戏“抢西瓜”,从当地游戏锣鼓队以“鸣鼓而进、鸣金收全”中仍可看到明朝军人的影子。
河曲县邬氏到底是否从寻邬迁入,抑或是否就是元未明初从项山消失的“邬氏”?有待进一步的考证。
项山“多屋围”原是何氏定居地,原名何屋围,于宋淳熙年间开基项山,时为项山望族,历二百年左右后却举族外迁四散至本邑之今长宁、桂竹帽、晨光、三标等地和远居各省各县。另有游氏于宋朝落基项山,亦建祠堂及围屋,即居游寮背之游坑,何屋围与游坑现居民为潘氏,潘氏为纪念他们,此两地现在分别建了何氏、游氏的神坛,里面奉有神位。
寻邬因为地缘等关系,历史上移民相当活跃。特别是闽、粤两省移民,在明清时即大批迁入。
据1985年版《江西省寻乌县地名志》记载,全县共有1599个自然村,移民(包括省外和江西本省县市移民)建立或迁来定居的村子共有216个,占14%弱。这些村落建立的具体时间一般都难以考证。但《地名志》记载了大多数村落移民开基或迁来居住到修志时的代数,因此,大概的时间还是可以推知。
如:竹园头(村),朱氏于明洪武年间由福建迁入己30代历750余年,往前溯即1235年,与所载洪武年间相距约100年。
在所有216个移民村落中,除少部分迁来时间不可考外,大部分是可以推知的。历30代以上或6代以下的寥寥无几,即明代以前和清代以后迁入的居民很少。可以肯定,明代以前有不少居民迁此落居,但因年代久远,《地名志》没有记载,我们不得而知。查寻出明清时期迁入寻乌的村落,并据此列成表格(见下表)。据此可知,明前期,外境人口迁入寻邬的还是较少,明中后期和清中期是外境人口迁入寻邬的主要时期。
附表:
明清时期迁入寻乌境内的村落统计(单位:个)
迁入代数:26~30代,20~26代,17~20代,10~17代,6~10代
相当于历史时期:明前期,明中期,明后期,清前期,清后期
建立村数:10,7,11,23,7,13
在所有的移民村落中,来自本省的有:吉水曾氏建立的上津村,会昌周氏建立的3个村落,会昌刘氏、古氏、江氏、蓝氏、邹氏等各建立的1个村落,吉安宁氏建立2个,王氏建立1个村落,瑞金刘氏建立的3个村落。此外,还有上犹刘氏、信丰甘氏、定南方氏、泰和尹氏、婺源汪氏、万安袁氏、赣县王氏各建立的1个村落。省内移民主要来自安远,共有24个移民村落迁入,主要姓氏有刘氏、谢氏、赖氏等。来自省外的移民除闽、粤两省外,还有浙江和江苏等地的移民。但大多来自闽、粤两省,计有福建移民19个姓氏建立的43个村落,主要的姓氏有钟氏(10个村落)、张氏(6个村落)、朱氏(4个村落);来自广东的有37个姓氏建立的88个村落,主要的姓氏有刘氏(9个村落)、钟氏(8个村落)、黄氏(5个村落)。闽、粤移民特别是粤籍移民构成了寻邬移民的主体。
移民在寻邬县境内分布如下:长宁镇4个村落,罗塘乡17个村落,水源乡14个村落,澄江乡20个村落,三标乡13个村落,剑溪乡6个村落,文峰乡19个村落,吉潭乡19个村落,项山乡4个村落,中和乡15个村落,南桥乡24个村落,菖莆乡7个村落,留车乡26个村落,岑峰乡21个村落,桂竹帽垦殖场11个村落。这些移民村落大致分布于寻乌江及其支流附近的河谷地带,东面的项山、剑溪两乡分布较少,西面的桂竹帽垦殖场和菖莆乡也较少。南部较北部多。
以上表明,成熟的客家开始走出大山,占据河谷平地。但在成熟期的初级阶段,大山依然是客家的首选。
1、(弘治丙辰九年)初立关隘。……安远县九处……曰黄乡老虎曰双桥都司曰双桥雁洋曰南桥藤岭曰腰古十二排曰滋溪黄竹湖曰寻邬黎坑磜。
2、(正德)庚午五年大帽山及汀漳郴桂诸山峒盗起。
辛未六年秋七月,以巡抚大同右副都御史周南巡抚江西等处。……近来流贼自江西劫掠奔入大帽山,聚众集恶为患。
3、壬申七年春正月,集各道兵夹攻大帽山等诸巢贼,平之。正德辛未,江西闽广三省交界山谷贼首张番坛、李四子、钟聪、刘隆、黄镛等,聚徒数千,流劫乡村,攻陷建宁、宁化、石城、万安诸县,支解平民,捉掳官吏,僭号称王。福建镇巡等官题乞征剿,敕都御史周南来抚四省边徼,相机剿捕前盗。檄下三省,聚兵积粮,刻期于正德壬申正月甲子。江西兵从安远入,攻破巢穴七,曰丹竹楼、曰淡地、曰双桥、曰黄竹湖、曰项山、曰寒地、曰甑背,擒斩贼首何积钦、罗得清、黄璘,并其从一千五百一十三名。广东兵从程乡入,攻破巢穴九,曰大帽山、曰大峰嶂、曰瓮渎、曰五子石、曰十二排、曰香炉嶂、曰鸬鹚角、曰军山笔、曰圆子岩,擒斩贼首李四子、张番坛、黄镛、张玉瓒、黄枥保并其从二千一十九名。福建兵从武平入,攻破巢穴八,曰岩泉、曰上赤、曰中赤、曰下赤、曰悬绳峰、曰挂坑嶂、曰黄沙、曰大刘畲,擒斩贼首谢得珠二千四百一十九名,总计擒斩首从七千有奇,贼属俘获者一千八百有奇,夺回良善一百四十有奇,贼仗一千一百有奇。……叙讨贼事云:……于时咸用向导,熟其地里险易。整搠并举,呼声振天地,势如摧枯拉朽,不数月而诸窟次第告平。间有据险负固未下者,岭表元戎分遣东兰等州目兵,以神弩乘之,应手而破。贼首若程乡之李四子、张番坛、黄镛、张玉瓒、黄枥保,武平之谢得珠、刘隆、钟章,安远之何积钦、罗德清、黄琳,皆相继授首,及徒党就擒戮者合七千有奇,贼属俘获者一千八百有奇,夺回被掳者一百四十有奇,贼仗一千一百有奇,焚荡巢穴以屋计之七千九百有奇。间有一二胁从如朱贵叶芳等,又皆赴所在将领求活,报到南亦悉遵朝廷恩例许其自新归农。
4、夏五月,班师纪功奏捷,奉敕颁赏。……故敕有功……新招向化土兵朱贵、何积玉。
5、乙亥十年春二月,请留官员以安招民。先是监生林大纶、唐卿等与通判徐珪,议招黄乡新民何积玉叶芳等,后用之攻破大帽山、太平营、黄畲、筀竹等巢,擒斩僭号巨寇张仕锦兄弟及潘璘刘魁等,地方人民安靖,总制御史陈金、镇守太监黎安奏授何积玉双桥巡检司土巡检,叶芳等安插黄乡等堡。正德七年又攻大帽山等寨。八年五月内调征姚源洞等处,惊疑回还,积玉据城以叛,虽被义兵杀死,而叶芳等惧罪反侧,尚未悔过,自此新旧招民互生嫌隙。本年十一月,监生林大纶授云南府经历,将赴任,黄乡老人刘振德等以大纶为新旧招民素所信服,乞保留填注本处或府或卫经历,往来省谕新旧招民以安地方。督府允其议,为之奏请。
以上资料从另一个侧面去看,可见在明中期己有大批的“农民”涌向项山甑!
第三篇
在历史上,促使人口迁移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既有政治的、经济的因素,也有军事的、自然方面的因素,有时甚至是几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人口的自然流动总是趋利避害,从生存条件差的地方流向生存条件好的地方。就整个赣南山区而言,南宋前人口不多,南宋人口迅速增加,元代又大幅度下降,每平方公里仅8.9人。其原因是宋政权南渡后,大量北方人口南迁,相当部分进入了赣南。赣南山区恶劣的生产条件和蜂拥而至的大量人口发生矛盾,致使南宋时赣南成为农民起义首选的地区之一,地主阶级的血醒镇压使赣南人口大量死亡或外迁。
宋元之际,赣南地区和闽粤山区成为抗元的重要地区,人口大量减少。直到明朝前中期,景象依然如故。杨士奇称:“赣为郡,居江右上流,所治十邑,皆偏远民少,而散处山溪间,或数十里不见民居。里胥持公牒征召,或行数日不底其舍。而岩壑深邃,瘴烟毒雾,不习而冒之辄死,而死者常十七八。”杨士奇的话不免有些文学夸张,但也反映了赣南山区的基本情况。
我们再来看寻邬。据《长宁县志·名宦志》载:“杨霄远。字云鹤……洪武初为安远典史。邑小民寡。四郊多旷土。”杨霄远即今寻邬人。所在的山区荒凉,人烟稀少,为人口的迁移创造了条件。但是,我们发现,寻邬在明前期人口迁入较少,这是因为其周边地区如赣南山区、闽西山区、粤东山区的情况与寻邬大致相似,皆“民寡”而“多旷土”,在人地矛盾不突出时农民们还是能勉强生存下来的,他们安土重迁。所以这时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再则,明初对人口的控制也是很严格的。洪武十四年,开始在全国编造黄册,以更严密的制度登记掌握人口。据《弘治会典》卷130记载,早在洪武年间,明王朝就曾推行“路引制度”,“凡军民等往来,但出百里者,即验文引”,“沿途各地巡检司对过往行人加以盘查,对无文引者要擒拿送官,进行查究。老百姓当然就不得自由流动。据《大明会典·户部》载:“其各里甲下或有他郡流移者,即时送官给行粮押赴原籍州县复业。”因此,明初移民在法律上是不许可的,也没有十分必要的经济原因。
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繁衍,人口问题在赣南山区渐渐严重起来。因为赣南山区和整个闽西、粤东、粤北山区,耕地资源都十分有限,“万顷山冈一线田而已”。如寻邬县“邑处万山,山无生息,所恃以谋生者,止山罅之田。故从事南亩者,披星戴月,无地不垦,无山不种,无待劝也。地之所出,仅足敷食。今户口益稠,倘遇歉薄,则仰给他处甚”。土地有限,生齿日繁,而明中后期土地兼并日益严重,人地矛盾日益尖锐。徐贞明在《西北水利议》中指出:“东南之境,生齿日繁,地苦不胜其民,而民皆不安其土。”农民在无地可耕的情况下,只有四处流徙。
他们中很大一部分都迁到了寻邬。
成化二十二年南赣地方官称:“南赣二府,地广山深,居民颇少,有等富家大户不守本分,吞并小民田地,四散置为庄所。邻近小民,畏避差徭,携家逃来,投为佃户或收充家人。”迁徙而来的除邻近安远等县移民,肯定也有闽、粤籍流民。如隆庆《福宁州志·户口》指出:“吾州之籍,以嘉靖以视洪武,户减三之二,口减五之三。”这些人大多成为流民,流落各地,特别是临近的大帽山地区。面对日益严重的流民问题,明政府也相应地改变了政策,明《英宗实录》正统六年十一月庚戌条载:“先是行在户部奏:宜令各府县备籍逃去之家并逃来之人,移交互报,审验无异,令归故乡。其有不愿归者,令占籍所寓州县,授以田亩,俾供租税。则国无游食之民,野无荒芜之地矣。上命下廷臣议。至是,佥以为便,从之。”明政府对既成事实的移民,只好让他们落籍,向他们收取租税,人口迁徙成为合法的了。明代中后期,东南沿海海盗倭寇骚扰日炽,沿海地区部分百姓内迁,也从而迫使闽粤山民向内地迁徙。
正是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明中后期闽粤向寻邬的人口迁徙相当活跃。
明清之际,由于清军人关后的烧杀劫掠和武装镇压,导致人口亡徙和田园荒芜,接着而来的“三藩之乱”对江西破坏更大。时人指出:“(江右)自遭诸逆变叛,人民死徙,田地荒芜,伤残蹂躏之状,荡析仳离之惨,什倍他省……杀戮逃亡丁七十余万口,抛荒田地一十七万余顷。”
寻邬也不例外,“三藩之乱”波及寻邬,死难乡勇就有几百人之多。政府下令招垦,各山区招来垦荒的流民绝大多数为闽粤之人。这是因为粤东、闽南自明以来地狭人稠的状况依然存在。
“闽东人稠地窄,米谷不敷”,或言:“而粤又地狭隘,人众多”。闽南大体相似,如上杭:“杭邑田少山多,民人稠密。”另外,清初实行的迁海和长时间的禁海政策,也促使闽粤两省流民向西部迁徙。可是到了嘉道以后,寻邬山区人口趋于饱和,人物耕地仅在一亩左右,粮食问题日渐突出,接纳流民的能力迅速萎缩,再加上清中期以后海外移民规模日益扩大,就使得他们对赣南山区的移民活动逐渐停止。反之,赣南山区不断向外输出人口,又远播海外及湘、川、桂、黔等省,甚至又回到广大的中原地区。
明清时期寻邬人口的大量迁入,正是上述政治、经济、军事等综合影响所致。
第四篇
寻邬客家有句民谚,曰“举头三尺有神明”,古人笃信有一物即有一灵,有一物即有一神,无物不神,无物不灵,乃有百神祭祀、百神崇拜。后来,人们在百神之中提炼出一个统一至上神――天神,多神崇拜演变为天神崇拜。
项山甑上卢千五郎、潘十三郎与何念一郎祈祷天神的故事在赣、闽、粤边可谓妇孺皆知,故事流传区域之广与年代之久远,皆缘于卢、潘二氏的后裔履行了祈祷的内容,并且不仅仅是两姓人坚持不懈地这样做,还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各姓氏的客家人都这样去做,这便成了习俗。
具有中原传统且又别与其他民系的独特的风俗是客家人除客家话之外的又一个显著的特征。天神原本是诸多神灵中的一个神。在古老的传说中,伏羲(庖牺)被称为天神:“庖者包也,言包罗万象。以牺牲登荐于百神,民服其圣,故曰庖牺,亦谓伏羲。变混沌之质,文宓其数,故曰宓牺。布至德于天下,元元之类,莫不尊焉。以木德称王,故曰春皇。其明睿照于八区,是谓太昊;昊者,明也。”他掌管春天;发明了渔网,制定八卦,与女娲婚配繁衍了人类。故被尊为东方天帝亦即天神。伏羲之外,太阳神羲和、水神共工氏、农神炎帝都有天神之称,大概是因为他们较之其他神威力更大的缘故。不过,天神更多地是指日月星辰之神。“积阳之热气生火,火气之精者为日。积阴之寒气为水,水气之精者为月。日月之淫为精者为星辰。天受日月星辰”。茫茫宇宙,除地球外,尚有数不清的星辰,包括日、月,故被尊为天神,其威力自然非日神、月神可比。当多神崇拜演变为天神崇拜的时候,天神自然成为统一至上神的首选。
三姓始祖祷告(故事见《卢千五勤王开基项山》,不再赘述)各自称谓的“皇天”、“昊天”等,就是天神,简称天。作为简称的天,既指天神,也指天神的居所天宫、天庭。普通神灵威力巨大,作为百神之至上神的天神,更是威力无比。天者,“巅也,至高无上”;“至高无上,是其大无有二也”。它不仅掌控百神,掌控神灵的世界,而且掌控人间;不仅掌控普通人的生死存亡,而且掌控着人间至上王的承袭更替、至上王权的兴亡替代。天神也同人类一样有感情、有意志,天神的意志、指令被赋予一个专门的词汇“天命”。天命不可违,具有至高无上、不容置疑的地位、权威,普通人不能违抗,具有人间至上权力的王也不得违抗,否则就会受到惩罚,直至人亡政息。夏朝之立,商之代夏,周之替商,无不如此。
儒家发展到汉代,有了董仲舒的敬畏思想,迨发展到宋代,朱程理学又是一个高巅,客家文化中继承了很多朱程理学理念。如口语词汇中的“天地良心”、“天经地义”、“天理不容”等,还有诋毁某人的“唔明事理”、“蛮不讲理”等等都可以看到理学对客家人思想产生的影响。
形成于宋代的客家正因为大都是举族南迁的中原望族或南迁官员,在艰辛的转徙中,先民们可能舍弃了很多的金银财宝,但继承和发扬了儒家精神。天神崇拜实质上是自然力崇拜、大自然崇拜,它凸显了儒家对大自然的敬畏思想。
明代何景明《忆昔行》曰:“君行访古兼化俗,长楫輶轩指南极。”卢公之元旦用肉馒头(一种米果)之愿和潘公之元旦洁诚斋戒之愿,不仅其世代子孙守之,现今早已成为边界三省之风俗,而何公之“虔备三斤细绩元旦焚化之愿”则因话说得太满而至种植桑麻的纺织业退出山区后,后世无法兑现,故而羞愧,致举族迁离项山,又成为客家地区品德教化的美谈。
类同此见,迨四五百年后的著名诗人邑人吴之章皆有所记,曰:“松若幼至小杭祭墓,见东谷清幽,时信宿焉。踰岭即项山,闻昔有土著潘十三郎与卢、何三人同游其颠,忽天雾,晦冥不辨,惧甚,乃祷于天而止。故潘姓童谣云:‘天欲雨,项云起;归不得,把愿许。元旦斋戒,子孙世守不已。’”足见大年初一斋戒之俗影响何其深广!
现在民间,尤其在寻邬北半县及会昌、福建武平、广东蕉岭、平远等地,家家户户于正房设置神龛,供奉“天地君亲师”神牌,天神赫然列于神牌之首。每日清晨,主人面向神位,上香作揖;清明、七月半、除夕夜,更是点明红烛,供奉美味,跪拜祭奠。而大年初一更加虔诚,早早的起来沐浴斋戒,备上米果,祭拜天神。
究其斋戒与祭天,于人亦大有裨益,除夕大鱼大肉地吃了,确是应该清清肠胃的。另外,人若能于岁首便反思敬畏自然,岂不是很明智吗?
项山甑,客家先民的集散地,多少先民因其桃源福地的典型地理特征,在它的怀抱中停下疲惫的脚步,栖息,转徙。它承载过多少客家先民的激情与理想,洒下过多少奋斗的鲜血和汗水,演绎过多少岁月的风流和沧桑,见证过多少风云的变幻和际会。登上巍巍项山甑,回望曲曲折折的南迁路,它如同一部大书,无论章法还是辞藻,都有祖山的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