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我说说柴火的故事
2023-04-01 15:07:26
标签： 柴火 煤饼 液化气 天然气 回忆
前些天，“今日头条”上有一个议题：“以前做饭烧柴火,你愿意现在做饭烧柴火吗?“，我发表了意见：“用惯了煤气、电气做饭烧菜的人，再回到原先烧柴火，那是不可能的事了。特别是城市里，也许民国时期才会用柴火烧饭，一般最不济的也是烧煤的，没有用柴火烧饭的条件。现在，讲究什么碳中和，更不会用容易污染大气环境的柴火了。所以，我是不愿意再用柴火烧饭了。”
“柴”在人民日常生活中有很重要的地位，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你看柴是放在第一位的事，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确是这样。但是，如果没有柴，巧妇也是难为无“柴”之炊的。可见柴在日常生活中是十分重要的。
这个讨论议题倒是使我想起一些有关柴火的如烟往事，解放初期的一段时间，那时我还在宁波。当时，宁波市民普遍使用柴火烧饭，中山西路的外婆家厨房里有大大的灶头。厨房边还有一间存放柴火的“柴间”，柴是农民用船从四明山区运来。柴禾有长长的细条，也有短粗的“柴爿”。记得小时候，我与同学一起去宁波郊区捡拾柴火，那时宁波火车站刚刚在建造，整个南站地区是一个工地，能够捡拾到一些木柴。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看走了眼，捡了一根“木柴”居然是一根人骨，吓得我赶紧扔掉。宁波南站这一带确实有很多墓葬，宁波人口中的“八角楼下”可能也是在这一带。在一个现代城市里，要保证供应这样的木柴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以后就逐渐改为使用煤炭来代替木柴。
1958年下半年，我们全家搬迁到杭州生活，我们住在拱墅区米市巷附近的一条叫做徐公巷的小巷子里，也就是现在莫干山路石灰桥在浅水湾小区所在地。这一片曾经有几座烧石灰的大窑，窑边堆满了青青的石灰石，大窑每天用煤烧窑，浓烟滚滚，煤渣堆得像山一样高。当时我还在上初中，经常去石灰窑的煤渣堆上捡拾“煤渣”，也就是当年风靡全国的京剧样板戏《红灯记》中李玉和唱的“提篮小卖拾煤渣，担水劈柴也靠她。里里外外一把手，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当年，我也曾体验过李铁梅拾煤渣的经历，捡来的煤渣可以用来烧煤炉，火头很旺，可以节省计划供应的煤球。每天，石灰窑附近人家的孩子都会提着篮子拿着小耙子去捡拾煤渣。煤渣的火头还是很旺的，后来石灰厂搬迁了，烧饭还是靠国家定量供应的煤球。当然，为了发煤炉，每个季度还会定量供应几斤柴火。
我的祖母是个家庭妇女，烧了一辈子饭，对柴火有着特别深的感情，每当看到柴火的时候总是特别开心。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一次差点造成火灾的往事，那一天我父亲偶遇风寒生病卧床休息，工厂的工会主席前来探望，两人正说着话。突然，隔壁斯家红光闪闪，一股火往上直冲，原来是蚊帐着火了，上面就是木板。如果火苗窜上去引着木板，那整座房子顿时会成为火海。在这个危急的时刻，工会主席和我父亲立即跑到斯家，把点燃的蚊帐扯下来，并用水扑灭了火。最有意思的是我祖母，当发现着火的时候，她吓得六神无主，还一个劲地惦记着贮藏在楼板上的已晒干了的毛豆杆，这也难怪，因为她是主管烧饭的，没有柴禾就不能司职了。
后来，我们搬迁到玉皇山南麓的施家山居住，玉皇山的树林里地上有很多掉落的树叶，特别是松树的松针叶，烧火是很旺的。附近居民经常去那里用耙子耙树叶，后来因为防火需要被禁止。我祖母在四清工作队开会的时候，平素胆子很小的她竟在开会时壮着胆子提出一个请求，希望能允许居民去山里扫一些树叶回来烧饭。我祖母对柴火真的是太喜欢了，我父亲常常调侃说，‘柴启琨做你的儿子就好了’，柴启琨的谐音就是“柴千捆”。柴启琨是当时浙江省革委会的一位负责人，经常在广播或电视中听到这个名字。我祖母听了也很高兴。
说到柴火，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南星桥秋涛路三郎庙一带的场景，附近居民每天拿着铲子，守候在浙江第一码头的外面。每当有手拉车拉着大木头出来的时候，守候的人们一哄而上，把小车围得严严实实，一个个争先恐后地，一边追着车子跑，一边用铲子扒拉树上的树皮，一个个动作是那么麻利，实在令我感叹。手脚快的人只有眼睛一眨的工夫，就从树上扒拉下一大片树皮。这树皮用来生煤炉是非常好的燃料。
随着时代进步，日常用的燃料也与时俱进，大约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煤饼代替了煤球，比较新式的煤饼炉能够把煤炉封过夜，第二天早上打开就能用，这样减少了煤炉的次数，大大方便了生活。下班回来打开封住的煤炉也行。当时，还时兴一种煤油炉，随时可以点火使用。因为供应比较紧张，需要医务室医生打证明才能买到，而且煤油也是计划供应的。
上世纪80年代以后，杭州地区逐渐使用罐装液化气，开始因为数量不够多，在单位里需要凭职称、劳模、科技成果等条件分配。后来，数量逐渐增多，加上各个单位也是各显神通为职工提供，所以后来就基本普及了。我开始也是没有资格使用液化气，好在当时煤饼炉的科技含量也提高了，可以使用电力生炉子，只要简单地插进插座，不需要柴火能把炉子生着，这样也方便不少，而且还减少了烟尘。另外，我还备了一只煤油炉以便急需时使用。直到九十年代以后才用上罐装液化气。
罐装液化气存在换罐子难得问题，当时我住在六楼，每次换罐子需要花费较大的精力，用自行车去挺远的地方，拎到六楼十分累人。2006年我搬迁到半山，半山地区使用杭钢炼铁炉产生的人工煤气，用管道输送，但也方便不少。后来，随着杭钢的搬迁，人工煤气置换成天然，用上了智能表，能自动记录和上报每个月使用天然气的数量，真的是太方便了。
听我说说柴火的故事
前些天，“今日头条”上有一个议题：“以前做饭烧柴火,你愿意现在做饭烧柴火吗?“，我发表了意见：“用惯了煤气、电气做饭烧菜的人，再回到原先烧柴火，那是不可能的事了。特别是城市里，也许民国时期才会用柴火烧饭，一般最不济的也是烧煤的，没有用柴火烧饭的条件。现在，讲究什么碳中和，更不会用容易污染大气环境的柴火了。所以，我是不愿意再用柴火烧饭了。”
“柴”在人民日常生活中有很重要的地位，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你看柴是放在第一位的事，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确是这样。但是，如果没有柴，巧妇也是难为无“柴”之炊的。可见柴在日常生活中是十分重要的。
这个讨论议题倒是使我想起一些有关柴火的如烟往事，解放初期的一段时间，那时我还在宁波。当时，宁波市民普遍使用柴火烧饭，中山西路的外婆家厨房里有大大的灶头。厨房边还有一间存放柴火的“柴间”，柴是农民用船从四明山区运来。柴禾有长长的细条，也有短粗的“柴爿”。记得小时候，我与同学一起去宁波郊区捡拾柴火，那时宁波火车站刚刚在建造，整个南站地区是一个工地，能够捡拾到一些木柴。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看走了眼，捡了一根“木柴”居然是一根人骨，吓得我赶紧扔掉。宁波南站这一带确实有很多墓葬，宁波人口中的“八角楼下”可能也是在这一带。在一个现代城市里，要保证供应这样的木柴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以后就逐渐改为使用煤炭来代替木柴。
1958年下半年，我们全家搬迁到杭州生活，我们住在拱墅区米市巷附近的一条叫做徐公巷的小巷子里，也就是现在莫干山路石灰桥在浅水湾小区所在地。这一片曾经有几座烧石灰的大窑，窑边堆满了青青的石灰石，大窑每天用煤烧窑，浓烟滚滚，煤渣堆得像山一样高。当时我还在上初中，经常去石灰窑的煤渣堆上捡拾“煤渣”，也就是当年风靡全国的京剧样板戏《红灯记》中李玉和唱的“提篮小卖拾煤渣，担水劈柴也靠她。里里外外一把手，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当年，我也曾体验过李铁梅拾煤渣的经历，捡来的煤渣可以用来烧煤炉，火头很旺，可以节省计划供应的煤球。每天，石灰窑附近人家的孩子都会提着篮子拿着小耙子去捡拾煤渣。煤渣的火头还是很旺的，后来石灰厂搬迁了，烧饭还是靠国家定量供应的煤球。当然，为了发煤炉，每个季度还会定量供应几斤柴火。
我的祖母是个家庭妇女，烧了一辈子饭，对柴火有着特别深的感情，每当看到柴火的时候总是特别开心。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一次差点造成火灾的往事，那一天我父亲偶遇风寒生病卧床休息，工厂的工会主席前来探望，两人正说着话。突然，隔壁斯家红光闪闪，一股火往上直冲，原来是蚊帐着火了，上面就是木板。如果火苗窜上去引着木板，那整座房子顿时会成为火海。在这个危急的时刻，工会主席和我父亲立即跑到斯家，把点燃的蚊帐扯下来，并用水扑灭了火。最有意思的是我祖母，当发现着火的时候，她吓得六神无主，还一个劲地惦记着贮藏在楼板上的已晒干了的毛豆杆，这也难怪，因为她是主管烧饭的，没有柴禾就不能司职了。
后来，我们搬迁到玉皇山南麓的施家山居住，玉皇山的树林里地上有很多掉落的树叶，特别是松树的松针叶，烧火是很旺的。附近居民经常去那里用耙子耙树叶，后来因为防火需要被禁止。我祖母在四清工作队开会的时候，平素胆子很小的她竟在开会时壮着胆子提出一个请求，希望能允许居民去山里扫一些树叶回来烧饭。我祖母对柴火真的是太喜欢了，我父亲常常调侃说，‘柴启琨做你的儿子就好了’，柴启琨的谐音就是“柴千捆”。柴启琨是当时浙江省革委会的一位负责人，经常在广播或电视中听到这个名字。我祖母听了也很高兴。
说到柴火，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南星桥秋涛路三郎庙一带的场景，附近居民每天拿着铲子，守候在浙江第一码头的外面。每当有手拉车拉着大木头出来的时候，守候的人们一哄而上，把小车围得严严实实，一个个争先恐后地，一边追着车子跑，一边用铲子扒拉树上的树皮，一个个动作是那么麻利，实在令我感叹。手脚快的人只有眼睛一眨的工夫，就从树上扒拉下一大片树皮。这树皮用来生煤炉是非常好的燃料。
随着时代进步，日常用的燃料也与时俱进，大约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煤饼代替了煤球，比较新式的煤饼炉能够把煤炉封过夜，第二天早上打开就能用，这样减少了煤炉的次数，大大方便了生活。下班回来打开封住的煤炉也行。当时，还时兴一种煤油炉，随时可以点火使用。因为供应比较紧张，需要医务室医生打证明才能买到，而且煤油也是计划供应的。
上世纪80年代以后，杭州地区逐渐使用罐装液化气，开始因为数量不够多，在单位里需要凭职称、劳模、科技成果等条件分配。后来，数量逐渐增多，加上各个单位也是各显神通为职工提供，所以后来就基本普及了。我开始也是没有资格使用液化气，好在当时煤饼炉的科技含量也提高了，可以使用电力生炉子，只要简单地插进插座，不需要柴火能把炉子生着，这样也方便不少，而且还减少了烟尘。另外，我还备了一只煤油炉以便急需时使用。直到九十年代以后才用上罐装液化气。
罐装液化气存在换罐子难得问题，当时我住在六楼，每次换罐子需要花费较大的精力，用自行车去挺远的地方，拎到六楼十分累人。2006年我搬迁到半山，半山地区使用杭钢炼铁炉产生的人工煤气，用管道输送，但也方便不少。后来，随着杭钢的搬迁，人工煤气置换成天然，用上了智能表，能自动记录和上报每个月使用天然气的数量，真的是太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