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袁治扬

高凤翰是“扬州八怪”中唯一的北方人，山东胶州人，字西园，号南村，自号南阜山人，别号有因地、因时、因病等40多个，善书、善画、善篆刻，晚年因病风痹，用左手作书画，别具一格。

令人称奇的是，高凤翰留给后人的宝藏不仅仅是艺术作品，还有一个著名的遗址：新石器时代三里河遗址。三里河遗址，位于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广州南路，属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综合文化遗址，也是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存在。而其发现，据说是源于高凤翰一幅写实水墨花卉画，而且是一幅仿制品，也就是一幅赝品。

博古图

清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寓居扬州的高凤翰回到了久违的故乡胶县三河村。此时的高凤翰右手因病而废，改用左手作画写诗。有一天，有一个老农在劳作的时候挖出一个陶罐，高凤翰觉得很有意思，就跟老农讨过来用作装饰清供。高凤翰还以此为题，画了一幅《博古图》，画中题写了一首诗，诗曰：介子城边老瓦窑，田夫掘出说前朝。老翁拾来插清供，结的莲房碗大饶。然后在诗后又题写了一个备注：余家介子城下，土中偶得瓦器如罂罐，可充瓶供，插莲花房大如碗，饱绽坚实，以其气足生物有成也。时乾隆乙丑夏六月南阜翁左手志。

两百年后的1958年冬天，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韩连琪在青岛文物管理委员会看到一件灰陶罐，上有高凤翰“吸古得深味”所赋诗句与题记。但是因这件陶器小口、圆肩、深腹，当时断定绝非龙山文化之物。巧的是上述高凤翰的那幅画正悬挂在青岛文物商店售卖，山东大学历史系另一位教授张维华看到了。张维华感到画中蕴藏着神秘的历史内蕴，就毅然付款买下了。

引起张教授注意的是：高凤翰这幅《博古图》竖轴上，有类似韩连琪教授在青岛文物管理委员会看到那件灰陶罐上的题诗和记事。但是画中插有莲花与莲房的陶器，并不是上述形制。山东大学历史系一些教授认为，画中插莲花的陶器，虽经画家写意变形了，但时代特征还是非常明确，并由此推断，高凤翰的故乡三里河可能有一处古文化遗址。

1959年夏天，山东大学历史系教师刘敦愿根据此画，认出了画中的器皿为龙山文化的陶鬶。带着一些疑问，刘敦愿从青岛专程赶往济南，登门拜访了我国著名考古学家、文字学家王献唐，想借重他的高才一辨这幅画的真伪。王献唐经甄别高凤翰画中遗篇缀款，确定这幅画系仿冒赝品。

听到王献唐的断定，刘敦愿很失望，但并未心死。刘敦愿认为此画虽非真迹，但赝品是由真迹临摹而来，无论作品真伪如何，其“陶鬶”无疑为写实之物。陶鬶是一种炊、饮两用的陶制器具，主要用于炖煮羹汤温酒，是山东地区史前文化的特征性器物。鉴于此，他认为高凤翰题款中的“介子城”，当属一处未被发现的龙山文化。这个推论正确与否，尚需通过实地考察加以验证。因此，1960年刘敦愿与历史系蔡凤书、教务科孙坚奋远赴胶州，做了一次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与采集，寻找诗中所说的“介子城”。

刘敦愿按图索骥，果然在高凤翰家乡北三里河村找到了一处典型的龙山文化遗址。经鉴定，这处遗址即是大汶口文化时期的遗存，其年代在公元前4300年～前2500年，这是青岛地区继北辛文化之后出现的又一古老文明。高凤翰画作中插花的陶器，就是一件新石器时代的陶鬹。

高凤翰之画，为刘敦愿锲而不舍的发现提供了重要线索，而刘敦愿按图索骥之验证，又为日后考古发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74年秋和1975年春，经由中国科学院山东考古所接连两次大规模的现场发掘，确定三里河遗址为龙山文化与大汶口文化上下叠加，下层为大汶口文化，上层为龙山文化，共有2000余件文物出土。其中，在大汶口文化遗存中，猪形鬶、狗形鬶、玄武鬶三只兽形鬶是文物中的珍品，狗形鬶曾于2018戊戌狗年新春在国家博物馆展出。

三里河遗址的发现，验证了高凤翰“遗作”所记载之真实性。作为新石器时代的古文明，三里河遗址于1996年和2006年先后被列为山东省和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刘敦愿先生根据一幅画发现一个文化遗址也成为中国考古学史上的一段佳话。笔者认为这也是“扬州八怪”艺术史上的一段佳话。

编辑：凌鹏

【来源：扬州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