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修大同镇城碑记》考辨——曹雪芹祖籍辽阳的又一权威史证

《红楼梦学刊》 2003年02期 邹玉义

大同市博物馆藏有《重修大同镇城碑记》碑一通，碑文记述了清顺治十二年官兵重修大同城的经过。其中涉及到《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高祖曹振彦的一些重要史实,对今天的红学研究极具价值。

一、关于《重修大同镇城碑记》

《重修大同镇城碑记》碑，青色玄武岩石质，碑首、龟趺无存,碑身石梓部断缺。碑高180cm,宽80cm,厚21cm0碑文楷书，竖写20行，满行54字，其中8行有余字,分别为3,6字不等，补在行末左侧字缝间（格式,详见本文后附未予标点的碑文）。兹录碑文如下:

重修大同镇城碑记

进士第、户部河南清吏司郎中郡人解元才撰文

大同，古云中郡也。世爲国家壮巖疆，巍然巨镇,保障一方。于以车辅处雁朔之险，壁联错宣蔚之势,襟恒岳，带桑干，其所由来口口口口口口口建燕都，则沿边而渐于西，神京右臂，北门锁钥，国家之藩垣门户，此焉是也。

然兹土之，赋性淳朴,上少惠之以恩，则易于见德，莅兹地者，口口口口[朝廷亲信、忠葢大臣，抚而用之，庶乎无西顾忧。奈何野兽跳梁，弄兵潢池；戊子之变，谁非赤子，养陷汤火。哀此下民，肝脑涂地，是非口口口土 盖以楚猿祸林，城火殃鱼，此亦理与势之所必至者。睇此芜城，比于吴宫、晋室，鞠爲茂草，爲狐鬼之场者，五阅春秋。哲人兴黍离之悲，傍徨不忍释者。

客岁乙未，大司马、总督三韩马公讳之先，自秦来晋，节制此邦。瞩兹残黎，潸然泣下，爲百姓请命于口口。一时，圣君贤相，睹流绘之章，悠焉如携，特命城之。夫城以保民者也。一时攻筑之勤，模粮之费，板干之资，求其必不病民而心乃慰。公且谓：“大役之兴，非才略素著者，恐不足以建口功。”于是，特进总镇三韩彭公讳有德，而专其任。彭公则认爲，审度营筑，亦主兵之一。乃身先士卒，露宿城携，设法修葺，备极劳瘁。惟见农安于野,不赢于车牛；商营于市，不扰于鑛铢;士安于室，不辍于诵读。不伤财，不劳民，如灵台之攻，暮鼓弗胜。未半载，而颓垣壤垒易爲纥纥金城矣。是大有造于此一城民也。一

噫，果有道而致此？岂调度之有方，而经营之有术欤！抑捐己俸而不犠，资群助而无恫欤！瘠己舒民，兴社稷，利国家，虽古名大臣无以踰此。立德立功，真堪不朽口。

是役也，制府马公总其务，元戎彭公董其成。若夫复城之议，则始于前直指天中薛公讳陈伟，再成于前总督襄平马公讳鸣佩。其商确，经其疏移驻，则今直指会稽翁公讳祖望。其一时捐输清俸，共襄厥事者，则有若备兵三韩刘公讳兴漠，兴屯中州邢公讳以忠，副总戎三韩刘公讳朝辅，口口口襄平曹公讳振彦，司理三楚沈公讳会霖，别驾中州李公讳考祥，参戎袁公讳诚、李公讳遇芳，县令金台高公讳拟霄。是可无社而稷之，尸而祝之也乎？猗欤休哉！兹何可以不爲志也，敬爲之志，用表来兹。

峕

大清顺治十三年岁次丙申孟夏谷旦。

碑文记述的是清初姜环兵变，大同遭清兵屠城,城市荒废五年后，地方官兵重新修筑之事。姜环，明末大同总兵。清兵入关，先投降而后又反叛，致使山西全境哗变。因事发于顺治五年(1648)，值戊子年,故史称:“戊子之变”o当时，清廷调各路兵马征讨，收效甚微。次年二月，摄政王多尔衮统内外大军亲征。无奈大同城坚兵精，久攻不下，清军损兵折将。七月，多尔衮二次亲征，满、汉、蒙各路八旗兵属集大同，昼夜血战，强攻不下。八月，城中粮食告罄,兵民大量饥死,姜环麾下总兵杨振威等斩琼首级，开门献城。大同之役,清兵伤亡巨大，朝廷震怒,气急败坏的多尔衮下令’“斩献姜环之杨振威等二十三员及家属并所属兵六百名，俱着留养，仍带来京。其余从逆之官吏兵民尽行诛之，将大同城垣自垛彻去五尺,……”一时间，大同城内血流成河，尸横遍地,金城汤池，顿成废墟。同时，将大同府治迁到附近的阳和卫,更名阳和府。

但是，由于大同地当内蒙古进入山西、河北交通要冲，是“神京右臂，北门锁钥，国家之藩垣门户”，所以顺治八年又将府治移还大同。于是,便有了上述重修镇城之举。

在《重修大同镇城碑记》中，不仅叙述了大同城的重要地位，毁城之因，修城之缘起、经过，而且列举了参与工程建设的官员名单，其中有“襄平曹公讳振彦”。曹振彦时任大同知府。这篇碑记不但记载了他参加重修大同城池的事功，同时还透露出许多有关他的其它方面的信息，对于研究曹雪芹的家世，深入解读《红楼梦》，是难得的实物资料，价值不可低估。

二、关于曹雪芹祖籍的权威性证据

《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家世是红学研究的一个重点,而祖籍问题又是其中的一个焦点。《重修大同镇城碑记》在这方面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证据，对澄清目前就祖籍尚存争议的问题极具说服力。

曹雪芹的祖籍，说白了就是其高祖曹振彦的籍贯。曹振彦的籍贯谁提供的最准确呢，当然是本人提供的最准确。《重修大同镇城碑记》正好解决了这个问题。碑上明明刻着“襄平曹振彦”，而曹振彦就当其时、当其事，并且这篇碑记的产生亦可能与他有关（后文论及），这个籍贯毫无问题是他本人提供的。这与我们今天见到的多数史料如有关曹振彦任职的多种职官志，如康熙年间的《曹玺传》等的记载是完全一致的，都是属于第一性的权威史料。

襄平，即今辽宁省辽阳市的古称，史学界、红学界多有考证，兹不赘述。这里只举一辅证。碑记中籍贯“襄平”者还有一人，即前总督马鸣佩。《清史稿李栖凤马鸣佩传》载：

“马鸣佩，字润甫，辽阳人，本贯山东蓬莱。其先世尝为辽东保义副将，因占籍辽东左卫。栖凤、鸣佩皆以诸生来归，事太宗，并值文馆。崇德元年,甄别文馆诸臣，栖凤、鸣佩俱列二等，赐人户、牲畜。汉军旗制定，同隶镶红旗。……鸣佩，天聪三年，授工部启心郎……顺治……十年，改总督仓场侍郎。十一年二月，命以兵部左侍郎兼右副都御史，总督宣、大、山西，劝垦宣府、大同荒地三千余顷。……十月，加兵部尚书，移督江南、江西。”

马鸣佩是封疆大吏，高级官员，《清史稿》中明载其为“辽阳人”，应该是可靠的。清初总督，多用汉族文人担任，执掌行省军务。当时,宣大山西总督府即设在大同，总督主要统辖宣府（今张家口宣化）、大同、太原三总兵，负责京西北边防。宣大山西总督是跨省的军务官员，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大军区司令。当时马鸣佩与曹振彦是上下级关系。在碑记中，唯他们俩明确署籍“襄平”，可见他们确确实实都是辽阳人。在碑记中两人都以古地名署籍,这是一种雅好。这种情况即使在当代，也还较为流行。将此碑与早已发现的辽阳《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重修玉皇庙碑》上所载曹振彦相联系、相映证，进一步表明其无可怀疑地是辽阳人。有人曾以前两碑所载人物并非都是辽阳人为据，否认曹振彦为辽阳籍，《重修大同镇城碑记》则明确无误地回答了这一问题。曹振彦就是辽阳人，实证俱在,若对这样多的文物证据再持怀疑甚至反对态度，那便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了。

时下，对曹雪芹祖籍的考证中又出现有“三韩”、“铁岭”说，根源是清人韩英《有怀堂文集织造曹使君寿序》中谓“三韩曹使君子清”。子清,是曹振彦之孙、曹雪芹之祖曹寅的字。有人便循此考证“三韩”是铁岭，因而曹寅即铁岭人，自然曹雪芹祖籍为铁岭。这样，使得原本已经复杂化了的曹氏籍贯问题，更加扑朔迷离。有幸的是，这个问题在《重修大同镇城碑记》中亦可获得正确的答案。

“襄平”与“三韩”同时出现在一通碑上,而且都是当事者本人提供籍贯,是目前碑刻中所仅见,这就为我们弄清这一问题创造了极为便利的条件。碑记中有两个“襄平”籍，四个“三韩”籍，同列于一碑，起码表明两层含义:一是“襄平”与“三韩”不是一地，二者泾渭分明，它们是两个概念，两个范畴，不能混为一谈。即使“三韩”是个区域性的大概念,但它也不包括“襄平”，至少在清初是这样，否则这六个人都可以署作“三韩”。他们没有这样做，说明两者是有严格区别的。二是曹振彦署籍“襄平”，表明在他的思想上“襄平”与“三韩”的概念和范畴是清楚的，是有显著区别的，在众多同时的“三韩”人面前，特别是较他职位高得多、而又直接领导他的总督马之先面前，他明明白白表示自己与“三韩”无涉;但凡有些许关联,与自己的上司拉个同乡又何乐而不为呢？由此可以完全肯定地说，以“三韩”为曹家祖籍的说法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关于“三韩”，这里也不妨说一说，因为碑记中籍贯为“三韩”者竟有四人，简直就是个“三韩”人的大聚会。若“三韩”确系一城、一州或一县地名，似这样来自一地的多位高低不等的军官一下同集于一处、一事，不能说完全不可能，但总让人存疑。检索史志发现,这四人的来历还是有别的。具体情况是:马之先，《清史稿》本传载：

“汉军镶蓝旗人,初籍金州卫。顺治初，以诸生授昌平知州。四迁至湖广布政使。七年，授［陕］(江)西巡抚。……十一年，自成余党刘二虎、郝摇旗等入陕西境，之先与汉兴总兵赵光兴发兵三道迎击，破小广峪寨，斩其将傅奇，迁宣大山西总督。十三年，调川陕总督，加兵部尚书，……”彭有德，《清世祖实录》记顺治十一年十一月初八日，“以阳和副将彭有德署大同等处总兵官事。”乾隆《大同府志》卷11“镇守大同总兵官”条:“辽东人，将才，顺治十一年任,详宦迹。”刘兴汉,乾隆《大同府志》卷11“阳和兵备道”条:“辽东人，顺治年任。”光绪《山西通志》卷13“职官谱四”载:“阳和兵备道，初驻阳和城，后移大同府，康熙六年裁。顺治中有……刘兴汉，盛京人。”刘朝辅,光绪《山西通志》卷13“职官谱四”载:“太原协镇副将，驻太原府。顺治二年设，十年裁。旧志有刘朝辅，盛京人。”这里，只有马之先的籍贯明确具体，即金州卫。金州，在今辽东半岛南端，始名于金代贞祐四年(1216),见《金史地理志》。明洪武年间，将金州改置为金州卫，治所在今天的大连市金州区。其他三人或“辽东”，或“盛京”，均未详具。从这些资料看，这四个人并非籍出一州、一县，他们所谓“三韩”，系区域性的大概念，是个面，而不是个点。如果非要给“三韩”确定地理区域，以碑记中马之先为例，辽东半岛在其中，绝不仅仅是有些研究者考证出的铁岭一带。“三韩”一词，后来有扩大使用面的倾向，所以清人刘廷巩曾批评当时人滥用“三韩”字眼，大约韩英也属此列。由此可以提出结论：以“三韩”来确指某城、某州、某县是不恰当的。以“三韩”为据去考证曹雪芹祖籍是徒劳无益的，是永远也得不出正确结果的。

“铁岭说”是近年出现的一种说法,根据一是认为“襄平”即“铁岭”；二是上文提到的“三韩”即“铁岭”。关于襄平为辽阳的古称，史有明载，不少反对辽阳说”的人也不否认,但有人却偏偏要利用一些二、三手的资料曲折考证,非要将襄平说成铁岭，完全是附会与曲解。关于“三韩”是否专指“铁岭"，我们在前面已讲清楚，不再重复。这里，仅据《重修大同镇城碑记》稍做考究，同样可以证明曹雪芹祖籍决非铁岭。碑记中有一个人叫李遇芳,未署籍贯，兴许是他的官职太小之故。查《云中郡志》卷5“新平路参将”条:“李遇芳,铁岭人，顺治八年任。”《云中郡志》为顺治七年至九年任大同知府的胡文烟所撰,他是以当时府的建制比照古制郡而命名的。李遇芳是胡文烽的下级，又是在志修成前一年到任，因而其籍贯一定是本人直接提供，明确而具体，十分可靠。这样，我们将碑记与郡志结合起来看,曹振彦与李遇芳不是一个地方的人，是非常肯定的。他们本人提供的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一个是襄平，即辽阳;一个是铁岭，清清楚楚，无关无涉。所以，硬将曹振彦往铁岭拉,是行不通的。

上述情况表明,《重修大同镇城碑记》为研究曹雪芹祖籍提供了十分难得的实物资料。谓其难得,不仅是它明确载有曹振彦的史料，更重要的是在一通碑上同时涉及到红学研究中争论不休的三个问题:襄平、三韩、铁岭;且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曹振彦是辽阳人，曹雪芹的祖籍在辽阳。所谓“丰润说”、“铁岭说”，都是站不住脚的，而且对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没有任何意义。关于曹雪芹祖籍之争，应该做明确结论了。

三、大同是曹家发迹的重要转折点

曹振彦是曹家功名富贵的开拓者,是他的业绩奠定了曹家后世近百年“赫赫扬扬”的基础。而在他的一生中，大同这段经历却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在考察《重修大同镇城碑记》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曹振彦与大同结缘极深。《清太宗实录》卷18载:','墨尔根戴青贝勒多尔衰属下旗鼓牛录章京曹振彦因有功，加半个前程。”十分明确，当时曹振彦是多尔衮的部下。这段史料记的是天聪八年三至五月(1643.4-6)间事。而此后不久的七月，皇太极率大军越过长城,入犯明朝的宣大地区，多尔衮的正白旗兵亦在从征军之列。同书卷19：“和硕墨尔根戴青贝勒多尔衮、额尔克楚虎尔贝勒多铎、贝勒阿济格进兵保安州，攻克其城，杀其守备，略取沿途村堡,会上与应州城。”保安州，时属宣化府;应州，归大同府所辖，在大同城南约百里。八月十五日(1634.9.6),“上率和硕墨尔根戴青贝勒多尔衮、额尔克楚虎尔贝勒多铎、贝勒豪格……等精兵往视大同城,……上至大同，立南岗上,……”。清太宗此次御驾亲征，并未攻克大同城，只是攻下宣、大两府的少数州县，掳掠一番后退去。这里我们要指出的是:多尔衮统领的正白旗“旗鼓牛录章京曹振彦”必定也在军中。这就是说,早在天聪八年，大同已留下了曹振彦的足迹。

顺治五年(1648)姜环之变，明年二月，“命摄政王多尔衮总统内外官兵征剿大同”(《清世祖实录》卷42)，这样曹振彦二次征战大同。前已述及，大同之役极为惨烈，在清兵入关后的战役中是最艰难的战役之一。是役之后第二年（顺治七年），曹振彦即被任命为山西平阳府吉州知州。对曹振彦来说，这是一个新的转折，即由军职转任地方官，而且是执政一方的主官,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叫“提拔重用”。其原国,我分析有二:一是姜环之乱殃及山西全省，除太原一城外，各地皆叛。陆续平定后,地方需要大批官员。因此由军中选派一些官员到地方任职是形势所需。二是曹振彦在大同战役中作战英勇，战绩卓著，又是满族化的汉人，加之还有个“贡生”资格，所以自然属于最佳人选。可以说，大同之役为曹振彦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大同是他的功成之地。

未二年，即顺治九年（1652）春，曹振彦又擢升大同知府。这种极快的晋升，不排除他在吉州任上的政绩,但同样与大同的战功有关。因为顺治八年福临亲政，“叙征大同将士功，升授有差”，而第二年曹振彦即升任大同。详情虽不见史载，但其偏偏调大同任职，决非偶然，定与这次“叙功”、“升授”有关。

曹振彦在大同任上近四年，四年时间不算短，而且正值大同城百废待兴之时，期间他不可能没有作为。由这通《重修大同镇城碑记》传递出的信息看，曹振彦在大同的政绩应胜于其战功。其一，虽则碑记中曹振彦的名次靠后,且所起作用在“捐输清俸，共襄厥事者”之列，似乎是一个不太重要的角色，但这并非全部事实。该项工程为修复大同被毁的城池,城池主要为军事设施，上奏朝廷并主持工程者，主要是军事长官，也属必然。但作为大同府的最高行政长官,在这样一件大事上,他决不会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边'缘人物。修城动议必先岀于知府曹振彦。大同遭屠城之劫虽说有他的一份,但如今他是朝廷命官，大同城又是他的当家地盘，因而，恢复城池，重立门户，他较任何人都更为迫切。总督、巡按的到来，必是他首先向上司报告重修大同城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彭有德是兵变后出任的第一位总兵，设立较晚，在顺治十一年）。其二，修城是一项巨大的工程，“模粮之费，板干之资”必不在少数。碑记中讲主要靠官吏们“捐己俸”、“瘠己舒民”，虽为事实，但也有过誉的成份。实际情况,必然是地方官曹振彦担当筹粮筹款的重任，这在“资群助而无恫”一语中露出一点消息。“群助”者，众人资助也,非仅几位官员；“无恫”者,不痛也，但这是筹资者言，痛不痛唯出资者知。其三，碑记为“进士第、户部河南清吏司郎中、郡人解元才撰文”O据光绪《山西通志》卷20“贡举谱七”载:解元才，顺治三年丙戌科进士，大同府“朔州人，户部郎中，充丁酉四川正考官,历池州府知府。”请这位外宦的大同籍进士作文,由知府曹振彦物色、举荐的可能性最大，他致函或亲白介绍工程,参与碑文的草拟、定稿的可能性也最大;文中为上司歌功颂德而忌言己功,也是情理中事。其四，碑文中载:“睇此芜城，比于吴宫、晋室，鞠为茂草，为狐鬼之场者，五阅春秋。”这就是说,曹振彦顺治九年到任时,大同城还是一片荒凉、恐怖的景象。《云中郡志》录有督粮户部主事刘国钦《再入云中》长诗一首，记述了当时大同城情状，兹引一段：

睹此惨状,守土有责的曹振彦决不会无动于衷，他也无法在“鬼狐之场”中为官。因此，清理废墟，恢复街市，修葺衙署，吸引人丁，发展经济，是他肩负的紧迫任务。他为此付出的心血和劳动，是可想而知的。自他顺治九年到任至十二年修复城池,他在恢复发展地方社会经济方面已初见成效，碑记中所谓“农安于野”、“商营于市”、“士安于室”，便是证据。到他十三年离任时,可以说大同已基本恢复了府城的形象和生机。由此说来,曹振彦对大同的恢复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可谓“立德立功，真堪不朽”，“是大有造于此一城之民也”。曹振彦的再度擢升，并且任职富庶的江南，为“两浙都盐运使司运使”这样一个肥差，也是他在大同军功政绩的直接结果。对曹振彦、对曹家,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是一个历史性的跨越。“盐运使”是个集高官与厚禄于一身的令人艳羡的重要职位，非朝廷亲信者难得此任。可以说，此时的曹振彦已获取了顺治皇帝的信任，跻身于宠臣之列。

曹家另一位至关重要的人物即曹振彦之子曹玺。成书于康熙二十三年的《曹玺传》说:“补侍卫之秩，随王师征山右建绩，世祖章皇帝拔入内廷二等侍卫。”其“补侍卫之秩”，有他个人的努力，但也有赖父荫。而被“拔入内廷二等侍卫”，即在皇帝身边任职，则主要得益于“随王师征山右建绩”。征山右，即征山西、征大同。当时曹家父子在大同共同作战,也算一段佳话，曹玺的这次提升更为重要，这使他得以亲近皇室。曹玺之妻孙氏，顺治十一年被选入宫，做了刚刚出生的康熙皇帝玄烟的乳母，个中细节尚无考，但与曹玺供职内廷有直接关系。之后，曹玺又“升内工部”，“康熙二年，特简督理江宁织造。”（康熙《江宁府志曹玺传》）。这就是说,曹玺在顺治朝也已受到格外信用;康熙亲政后,曹家因孙氏曾为当今圣上的乳母而愈发显贵，盛极一时。

综上所述，曹家两个关键人物曹振彦、曹玺的升迁重用都与大同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此后曹家一路攀升,备极富贵荣耀，成为名门望族、仕宦大家。冯其庸先生在《红楼梦概论》中说，“辽阳是曹雪芹上祖的发祥之地”。那么，说大同是曹家发迹的重要转折点，当是合情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