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老坑端砚标本的部分实物举隅

                   (清早中期部分)

  上文叙述的是明代部分，此文接作上文介绍清代部分

六、明末清初夔龙砚

 图9为崇祯末年熊文灿制府开坑所出之石。这是明末清初内务府制的标准官样夔龙砚，背面有浅附池。石品有青花、火捺、蕉白、金线，石也很细润。在这种深紫色石上的青花和蕉白体现在砚中就显得很隐，不放在水中是看不出来的。这个时候正洞的石已基本取完，又反转来开到大西洞口处的大水湖了。

明代开坑一直是官府把守。朝廷派把总一员，专辖守坑。律令：盗坑石比窃盗论。到了清顺治四年丁亥（1647），此令撤销。即使此令撤销，要想开坑取石，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没有强大的财力作后盾是无法办到的，实际也是不撤自消的令，只不过真正有了这样的财力去组织开采，最多不会受到朝廷的干预罢了。但一般还是要经过知府、廉访使、道台以上或京中大官的批准才能开采。

   七、康熙东洞日月合璧砚

到了康熙二十七年丁卯（1687），由一些文人和地方污人（泥水工）组织开坑取石，这些文人包括高（固斋）兆、潘（稼堂）耒、梁佩兰（药亭）、屈大均（翁山）、陈恭尹（元孝）等。由于高兆亲历其事，所以对辩别端石很有见地，并还因此而著了《端溪砚石考》，潘耒也因此而游历了端州并为高兆的书作跋。他在跋中这样写道：“三洞俱水中，冬日引水尽。乃可取，正洞北潭底水深不可引，时有鬼神，东洞径倾仄，水工列小童长跪举杯勺扬水，水乃涸。以固开坑，先引水月余，费金钱至累千金。”我们从中可以看出，这次开坑由于人力和物力的不逮，没有进入到大西洞和正洞，只在东洞取了一些石。东洞就是宋代的南壁，里面好多石都早被古人取了，但其中肯定也仍有很多好石，不然高兆写不出那么精辟的论砚文章。所以收获亦不小，这从潘耒跋文中“予以留滞蹉跎，得逢开坑旷举，人知余笃好此，以石来（售）者踵相接，所见无虑数百枚。同时作客者，唯（高）固斋与余有同好，每得一佳石，辄更相评赏以为乐。”据高兆的在这批石的论述中，最好的是中层之石，绝品冬瓜瓤青花，不好的就是下层的麻鹊班。这些砚都被当时的文人士大夫购去，所以潘耒在跋中说：“石性喜湿，故匣砚宜髹漆，或囊以绫，士大夫多制紫檀、香楠以重砚。”下面这个日月合璧断砚就是当年开坑所出的东洞下层之石，虽然它是东洞中最次的石并已断，物主还是用很名贵的香楠将之镶嵌保护。

图10为日月合璧砚，是康熙二十七年丁卯（1687）所开东洞下层之石，这种石为东洞之最次者，道光年间的何传瑶在《宝砚堂砚辨》中对它阐述得最详细：“东洞二层色红黄，质枯燥，有青花及青花结，然松而不结，暗而不润，多蚰蜒光，黄龙、猪鬃眼，麻雀斑，又有黄龙而色较紫黑者，曰泥气。”此砚这些红黄色的紫石中所含泥气，满砚麻雀斑，大小相杂的青花，极细的白粟点等，以及石带蚰蜒光并显枯燥的石品，完全与之记载一致。由于此砚很薄，仅1.5厘米左右，所以已断，故用很名贵的香楠木将之镶嵌。这种香楠木指甲都可掐下，以鼻嗅之，奇香无比。这种麻雀斑，有的书上又叫鹧鸪斑，雍乾以后开的大西洞就很少有这种石品出现了。此砚当年以15元购得，现将之考证出来，方知砚和匣都可宝。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要不是有这些详细的史料证明，今天的藏砚家，没有一个会相信这是古代老坑的东洞端石。

       八、雍正元年黄任所开的飞鼠巗石

到了雍正元年开飞鼠巗(1723)和四年开大西洞前面的正洞(1726)。这两次都分别由四会令黄任主持开采。第一次由于没有经验，人力和资金都组织得不够雄厚，引水不深，仅到进洞不远庙尾斜对面的飞鼠巗，此距东洞都还没有到，故取石不多，石质也不见得很好。从吴兰修《端溪砚史》卷三看，这飞鼠巗的洞口在道光时就已经闭塞了。又据林在峨所著《砚史》以黄任在砚铭中的记录看，当时采到一块很满意的石称为“磨巗砚”，中规中矩除去边角后才巴掌大都不到，就这么小的一块石有一方都还折了角，上面有青花和蕉白，很滋润。当时黄任还特为此题了一首诗：“元气淋漓劈乍开，如何肤寸墨兼苔？破窗撤夕惊风雨，飞入磨巗一片来”。其中“如何肤寸墨兼苔”是说为什么巴掌大指母厚这么小一块石就有青花和蕉白。可见当时的好石是多么的不易得。后来黄任将此砚和诗送给了他的好友顺天府丞余甸（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市长）。在雍正四年的四月初八浴佛节这一天余甸收到此砚和诗，因这砚折了一小角（后来经过修补，在右上的砚壁中间），余甸就将它称为“折角砚”，为了铭记他们之间的友谊，于是他铭之：“瑜在握，肤凝雪，角微折，载方策，徵扎茁。（它会载入典籍以证明我们的友谊之深）”。并赞之为“金玉其相”。这在当时来讲是老坑所出最好的石，因此，余甸又请他的好友礼部祭司郎中许均一起欣赏，许均就赞之为“水巗之精，玉汝于成”。

（图11为雍正元年黄任开飞鼠巗时所出之石。此为黄任送给余甸砚的正面，砚池右侧有礼部祭司郎中许均款：“水巗之精玉汝于成  许均雪邨”。左下有余甸：“金玉其相”铭和“业在砚田”印。石品有蕉白和青花，在青紫色的石上，青花很隐，要湿水后仔细辩才看得见）。

图12为余甸砚背面诗，款为“余甸”印为“田生”。“元气淋漓劈乍开”是黄任磨巗砚的诗。这些都在乾隆朝的林在峨侍讲《砚史》中有详细记载。

   九、乾隆四十七年袁树开坑所出之石

自雍正四年黄任开坑后，到乾隆十八年肇庆知府吴绳年开水归洞和乾隆四十五年孙春崖廉使(即孙嘉乐，浙江仁和人，乾隆26年3甲26名进士，官至广东按察使)开游鱼洲前面的大西洞。惜笔者无缘，这几次开坑出的石都没有收到，望博雅之士以补充。到乾隆四十七年（1782），由方伯郑公（即郑源玮，直隶丰润人，官至布政使，相当于广东省省长）捐奉出资，命袁枚的兄弟袁树（字香亭，乾隆28年3甲75名进士，乾隆46年任肇庆知府）董其事开大西洞，这时的大西洞已经开得较深，取石处地势逐渐走高，“惜兴工较迟，阅癸卯（1783）正月既望始涸水见石”。由于引水费时，又兴工较迟，日用工两百余人，厚给工值，到第二年的正月十五才把水引干见石，“未及月余春水骤生，获石无几，而完璧尤难，乃聚先后所获石，能规之范之，各就其材，得砚大小百二十方。惜今粤工，类多匠气，雕琢粗顽。”由于此次出的石是紧接着乾隆四十五庚子（1780）孙廉使春岩开的游鱼洲前面的石，这一地段的石，“质细腻软坚，色柔和而光润，蕉白、青花、黄龙、火捺、冰纹、鱼脑冻、麻雀斑、米鼻蛀、玉带、凤涎、水蛀、鎏金、朱砂、翡翠、无美不备。唯水线、斑钉横斜交错，且质嫩多惊纹，触手迸裂，求数寸完璧不易得。”乾隆时期的砚都多讲究形制，从这“触手迸裂，求数寸完璧不易得”中看，能中规矩得到这120方砚也是很不容易的。

按理，“乾隆工”是很精致的，一般我们所说的“乾隆工”是指宫廷里面所出之物，而这一批砚是出于肇庆砚工之手，所以袁树《端溪砚谱记》中说“惜今粤工，类多匠气，雕琢粗顽”。从下面这方流传的实物看，也确实不假：

图13这个砚就是当时所出之石，背面有浅附池。这个砚虽然总体呈白，但里面却含红色妍嫩显生气。它的石品太丰富了，几乎囊括了端砚80%以上的石品：有青花、火捺、天青、蕉白、鱼脑冻、金线、银线、黄龙、麻雀斑、朱砂、白鹤屎、鳝血边、白粟点等。这些石品，对于研究古砚的参照物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