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据程伟元自称，《红楼梦》后40回的一部分残稿是高价从“鼓担”上收购来的。胡适则认为“鼓担”购书事属“奇巧”，并视为程高串通作伪之“铁证”。后40回为高鹗所续之说遂成“定论”。据深谙故都旧俗人士的看法，程伟元购书于“鼓担”，不但合情合理，且属其搜罗佚书必循之途径。而文献记载从“鼓担”上购得珍贵罕见图书事，屡见不鲜。由此认定《红楼梦》后40回绝非高鹗、程伟元所续。胡适的高鹗续书之说，不能成立。

关键词：《红楼梦》；“鼓担”；程伟元；高鹗；胡适；《红楼梦》后40回。

在《红楼梦》的印本即“程甲本”问世之前，《红楼梦》是以传抄的形式传播流布的，是一部“手抄小说”。抄本多为80卷，即前80回，有的标有120回的回目；据清乾隆时人周春《阅红楼梦随笔》记载，乾隆五十五年（庚戌，1790）秋，出现过百廿回的《红楼梦》抄本，但昙花一现，旋告失踪。[1]（P66）在这期间，有一个超级“红迷”即在红学史上鼎鼎大名却蒙冤受屈的程伟元留心搜集《红楼梦》的各种抄本，尤其对后40回特别留意，---功夫不负有心人，经数年努力，先是“铢积寸累”得到了20余卷，后又在“鼓担”上重价购得10余卷，经与友人----另一位在红学史上鼎鼎大名却都同样蒙冤受屈的人物----高鹗，共同整理，“细加厘剔，截长补短，抄成全部，复为镌板”，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冬，世称“程甲本”的《红楼梦》第一个刻本面世。这是《红楼梦》传播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大事。程伟元为这个刻本写了一篇简短的《红楼梦序》，叙述了他搜集抄本的经历，其文云：

《红楼梦》小说本名《石头记》，作者相传不一，究未知出自何人，惟书内记雪芹曹先生删改数过。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十金，可谓不胫而走者矣。然原目一百廿卷，今所传祗八十卷，殊非全本，即间称有全部者，及检阅仍祉八十卷，读者颇以为憾。不侫以是书既有百廿卷之目，岂无全璧？----爰为竭力搜罗，自藏书家甚至故纸堆中无不留心。数年以来，仅积有廿余卷。一日，偶于鼓担上得十余卷，遂重价购之，欣然翻阅，见其前后起伏，尚属接笋，然漶温不可收拾，乃同友人细加厘剔，截长补短，抄成全部，复为镌板，以公同好。《红楼梦》全书至是告成矣。……[1]（P31）

 高鹗也作了一篇《红楼梦序》，文辞更为简短，其文曰：

“予闻《红楼梦》脍灸人口者几廿余年，然无全璧，无定本。……今年（1791）春，友人程小泉过予，以其所购全书见示，且曰：“此仆数年来铢积寸累之苦心，将付剞劂，公同好。子闲且惫矣，盍分任之？予以是书虽稗官野史之流，然尚不谬于名教，欣然拜诺，正以波斯奴见宝为幸。遂襄其役。”[1]（31）

程高二人的话，说得朴素实在，很少有人怀疑。到了1921年，胡适作《红楼梦考证》，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并通过其“大胆的求证”（与其所标榜的“小心的求证”截然相反），证明《红楼梦》的后40回是“高鹗的续作”----是“高鹗和程伟元串通起来，把高鹗续作的四十回同曹雪芹的原本八十回合并起来”，“说是几年之中搜集起来的原书全部”，“从此以后，这部百二十回的《红楼梦》遂成了定本，而高鹗的续本也就‘附骥尾以传’了”[2]（P237-238）。胡适的说法得到了另一位新红学派代表人物俞平伯先生的支持，俞先生在其所著《红楼梦辩》中举出《红楼梦》的诸多“内证”予以多方面论证[3]；再后来，红学大师周汝昌先生在《红楼梦新证》等论著中进一步“证实”了胡适的观点[4]，“曹著高续”之说，于是风行天下，大有定于一尊的味道。

     

     


    胡适“高鹗续书说”的证据主要有三条。其一，他从俞樾《小浮梅闲话》中查得“《船山诗草》有《赠高兰墅鹗同年》一首云：‘艳情人自说红楼。’注云：‘《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因而认为这是“最明白的证据”。其二，他认为，“程序说先得二十余卷，后又在鼓担上得十余卷，此话便是做伪的铁证，因为世间没有这样奇巧的事！”其三，他认为“高鹗自已的序，说的很含糊，字里行间都使人生疑”[2](P229).这三条，除了第一条那个具有歧义的“补”字勉强可以做为高鹗续书的证据外，其余二条，都不能算作证据。如高鹗的《红楼梦序》，字里行间让胡适生疑，但未必让所有的人都生疑，至少在胡适之前对高鹗序文生疑的人不多，这胡适一已主观之“疑”，如何能做为证据？再如第二条，胡适说程伟元先得20余卷，后又在鼓担上得10余卷，“便是作伪的铁证”，----“因为世间没有这样奇巧的事”，这更有讨论必要了。

事属奇巧便是作伪的铁证，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台湾红学家潘重规先生在《红学六十年》一文中，曾举出“奇巧”的事实反驳胡适的说法：曾国藩、莫友芝翻刻胡克家本《通鉴》，开工之后，听说胡刻板片尚在鄱阳，就把它买来，只存前207卷，缺了后面80卷。“天下事可也真巧”，他们书局刻的板片，刚好从最末一卷倒刻上来，又刚刚到缺板为止，恰恰对头，混然相接[5]（P5）！可见事虽奇巧，也并非不可能发生。其实，这种奇巧的事在胡适身上就发生过，那经过更为离奇，据胡适自称，1921年他写《红楼梦考证》时，从杨锺义的《雪桥诗话》里知道曹雪芹的好友敦诚著有《四松堂集》等，他“从此便到处寻访”，“不料上海北京两处大索的结果，竟使我大失所望。到今年（1922），我对于《四松堂集》，已是绝望了。…… 4月19日，我从大学回家，看见门房里桌子上摆着一部退了色的蓝布套的书，一张斑剥的旧书笺上题着《四松堂集》四个字！我自已几乎不相信我的眼力了，连忙拿来打开一看，原来真是一部《四松堂集》的写本！这部写本确是天地间惟一的孤本！”[2]（P294-295）在同年4月21日的日记中，胡适写道：“今天蔡（元培）先生送来从晚睛簃（徐世昌的诗社）借来的《四松堂集》五册，系刻本，分五卷。…… 三日中，两部都到了我手里，岂非大奇！[6]（P36）美籍学者，著名的史学家和红学家周策纵先生在《论<红楼梦>研究的基本态度》一文里，批评了发生在胡适身上的又一桩“奇事”：胡适收藏的那本《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是1927年在上海买的，1928年3月他便据此发表文章，报告了这个版本的来源。到1961年甲戌本影印出版，胡适在“跋文”中说，他“把‘那位原藏书的朋友’的‘姓名和地址都丢了'”[7](P3)！此二事之“奇”，远胜于程伟元在鼓担上获得《红楼梦》后40回中的10余回残稿。按照胡适事属奇巧“便是做伪的铁证”的逻辑，胡适岂不是也成了作伪者？与程伟元的心胸肚量、不垄断资料而急于“公诸同好”的气度相比，胡适实在不配指责程伟元，更何况是诬人串通作伪呢？

问题是，程伟元获得后40回残稿的经过真的像胡适所说的是“世间没有的奇巧事”？至少我不这样看，我看到的是程伟元为搜求残稿所付出的“竭力”艰辛。他的先得到的20余卷，并非“一次性”获得，而是“竭力搜求”，“自藏书家甚至故纸堆中无不留心”，“铢积寸累”收集来的，这20余卷残稿，既非一次性获得，当有互相重复、此有彼无的章回，“去其重”，得20余卷（重复的章回之间，存在着某些文句字词的差异，这一点，从“程甲本”和次年（1792）印行的“程乙本”可以比较出来）。后又偶于鼓担上重价购得10余卷。这40回残稿虽“漶漫不可收拾”，但“前后起伏，尚属接笋”，又加上程高二人“细加厘剔，截长补短”的一番苦功，方能抄成全部。----这一事实，程伟元叙述得本极明白清楚，不应发生文字理解上的歧义。只因胡适有一个“高鹗续书”的“大胆的假设”横在心头，程高的话，他不信，“疑”起来，又坚信其疑，于是程高自已的话，竟成了他二人串通作伪的“铁证”！天下的荒唐事，宁复如此！

胡适说程伟元获得残稿的过程“奇巧”，很大程度上是不相信程伟元会从鼓担上重价购得那“十余卷”。什么是“鼓担”？红学家们从未做出过确切的解释，甚至权威的《红楼梦大辞典》也未收这一条目。也许在红学家看来，“鼓担”是个人所共知其义的名词，用不着解释。但事情恐怕并不这样简单。

“鼓担”在《红楼梦》成为百二廿回全璧的过程中“扮演”了无比重要的“角色”，发挥过极为关键的作用，岂可轻视之！

为了弄清程伟元“鼓担”购书到底是怎么回事，十几年来，我处处留意有关北京“鼓担”的资料，翻阅了所能见到的几十种明清笔记和十几种记述老北京“故都风物”的著作，收获甚微----只找到三首《竹枝词》。一见清佚名（或以为查揆作）《燕台口号一百首》：“随处搜罗货独奇，到门交易想便宜。小鬟拾得零星物，高叫街头打鼓儿”。[8]（P1227）一见清芝兰主人《都门新竹枝词》：“为贪小利苦奔驰，打鼓营生贱可知。不道书生与阔老，也从小市觅便宜。“[8]（P353）一见民国蒋癯叟《首都杂咏》：“鼓小如钱音却宏，惯做深巷僻街中。一天风雪人枵腹，甘供牺牲忍受穷。”[8]（P409）从这三首《竹枝词》的描述看，鼓担乃是做旧物收购生意的小贩，类似目下走街串巷的“废品回收人员”，俗称“收破烂的”（天津则曰“喝破烂的”）。唯别处此类小贩是沿街吆喝，而在北京城里则为“挑担打鼓”故称“鼓担”，又称“打鼓儿的”。“鼓担”收购旧物的目的，是为了从中牟利，因此，凡在他看来有利可图之物，均在收购之列。在通常情况下是收些寻常之物，但他们更渴望以低价收到贵重的物品，再找到识货的买主，获取“暴利”。这三首《竹枝词》虽语焉不详，但对我来说，也算得上令人惊喜的收获了。

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张中行先生《负暄琐话》一书中的《鬼市》一文里，又见到了一段关于“鼓担”的描述，张先生在文中说：

“旧物小贩，北京称之为”打鼓儿的“，他们白天挑担，手持径寸硬皮小鼓，用细长竹片，边走边敲，发清脆之音，串大街小巷，收买旧物。收买范围可说是佛法无边，上于商彝周鼎、汉镜唐琴，下至破旧衣服、碎铜烂铁。……鼓担之外，还有不少并非经商的市民，多数急于换钱，少数是旧物无用而不愿存储，也拿到鬼市待价而沽。”[9]（P161）

读到这段文字，我颇有高鹗所说的“以波斯奴见宝为幸”的感觉。从张先生的描述看，“鼓担”除了收购破旧衣服、碎铜烂铁之外，收到商彝周鼎、汉镜唐琴的机会还是有的，一旦收了这些珍贵之物，非“昂其值”是不肯出售的。1990年，我结识了1946-1948年间在北平独立主办大型综合杂志《太平洋月刊》的老报人耿守铨（笔名笑天）先生。耿先生在北京生活了60多年，一生经历颇为坎坷，对北京下层民众的生活情况及北京旧俗详知深谙，如数家珍。我向耿先生请教程伟元在“鼓担”上获得《红楼梦》残稿的可能性，耿先生说，程伟元在“鼓担”上搜求并获得《红楼梦》残稿，不但是可能的，且属其搜求佚书的必循途径之一。据耿先生介绍，旧时北京的“鼓担”，看似散兵游勇，其实则有类似帮会性质的组织，有自已的“行规”，这些人对古旧文物都称得上是内行，搜求骨董文物正是他们的专长，谁家“坏事了”，谁家破产了，谁家有什么贵重之物要售，他们的消息最灵通，之后他们会很快订出一个“最高收购价格”，同行之间不准随意哄抬购价，至于谁能够收购到，那就看谁的运气好了。是以急于售物之家，明知物品珍贵，也难能卖到一个满意的价钱。“鼓担”行还是古董商的重要进货渠道，他们互通声气，一旦“鼓担”行发现了珍贵之物，古董商一般就不再介入，而乐得坐享其成。京城的许多文物，就是通过“鼓担”行而转手易户的①。程伟元从“鼓担”上重金购得10余卷《红楼梦》残稿，合情合理，又有什么可奇怪的？

前不久，供职于天津图书馆的著名古籍版本专家刘尚恒先生惠赐新著《二馀斋说书》（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 版）一书，中有《中国历史上的“书贾”》一文，文中提及琉璃厂实学书店、松筠阁均有从打鼓摊上购得稀世珍本的经历，欣喜欲狂，乃飞鸿刘先生，询问出处。刘先生乃以特快专递惠借《琉璃厂小志》，并《书林琐记》之复印件，供我研究之参考，按孙殿起《琉璃厂小志》（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9月第一版）第143页：

二一三号，实学书店，王士祺，字儒珍，河北深县人……1943年春，由朝阳门南小街茶馆门前打鼓小贩筐内发现《陕西四镇图说》一厚册，明刊本，白棉纸，售价为伪联币五百元。此书极为罕见。

又该书第148页：

一三号，荣华堂，孙华卿，原名殿荣，又名长印，河北冀县人......，1947年曾于西小市打鼓摊上以3元购得一部传本稀见之乾隆壬子（五十七年，1792年）程伟元第二次活字印本《红楼梦》计一百二十回，售于来薰阁。

又雷梦水《书林琐记》（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年1月版）第13页《车王府钞藏曲本的发现和收藏》一文云：

1925年秋，由北京宣武门外大街会文书局李汇川介绍，琉璃厂松筠阁刘盛誉（按当为“刘盛虞“）从西小市打鼓摊上以廉价购得旧钞曲本1400余种。后被北京大学教授马隅卿与沈尹默先生以50元为孔德学校购藏。经马、沈两先生鉴定，为清末北京蒙古族车王府钞本，内容包括戏曲、俗曲、小说、鼓词、子弟书、乐曲等，极为广泛，而且是未刻的稿本，为文学界研究戏曲小说和通俗文学的重要资料。……详目曾载于1927年《孔德月刊》，为顾颉刚先生编写。……

由上述资料，足以证明程伟元“鼓担”购书的真实性。又《琉璃厂小志》第146页：

四号，宝铭堂，李建吉，字叔谦，河北冀县人。…… 李氏曾在烂纸房内，购得敦煌唐五代写经残页大小300余块……

可证程伟元自称于“故纸堆中”，留意搜寻《红楼梦》佚稿，说的也是实情。胡适诬称程伟元说谎，毫无根据。

胡适当过北京大学的校长，是社会名流，是知名学者，是上层人物，对社会下层的世俗生活不够了解。因而，无比珍贵的《红楼梦》残稿在“为贪小利苦奔驰，打鼓营生贱可知”的旧物小贩那里被发现并被高价购买，在胡适看来，不啻天方夜谭，成了“世间没有的奇巧事”。

从以上讨论，我认为，胡适的“高鹗续书说”的证据是站不住脚的，不是什么“铁证”，不能让人信服。当然，并不是我一个人这样看。早年积极拥护、支持“高续说”的俞平伯先生经过多年的思考，最终也放弃了“高鹗续书说”。1954年俞平伯先生在《读红楼梦随笔》中说指出“乾隆末年相传《红楼梦》原本一百二十回”，“我从前以为这里是程高二人的谎话，现在看来并非这样”[3]（P768）1956年又说后40回“不很像程伟元、高鹗做的”，“或系真像他们序上所说从鼓儿担上买来的也说不定”，“高鹗补书只见于张问陶诗注，所‘补’者，或指把后四十回排印出来，更加以修改罢了”[10]。1961年俞先生写了《影印<脂砚斋>评石头记十六回后记》，在文后的“说明二”中说，“程氏刊书以前，社会上已纷传有一百二十回本，不像出于高鹗的创作”，“高鹗续书之说，今已盛传，其实根据不可靠”[10]（P981）。1985年在对《文史知识》的谈话中，俞先生说“我看红学这东西始终是上了胡适的当了”[11]。俞先生在临终前，以否定自我的超凡勇气和学术良知，说出了如此震撼人心的话：“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程伟元、高鹗是保全《红楼梦》的，有功！大是大非！”“千秋功罪，难于辞达！”[12]充分肯定了程伟元、高鹗保全《红楼梦》的不朽的历史功绩。

总之，胡适提出的“高鹗续书”这个著名的论断，证据不足，基础不稳，不能成立。如果把它比喻成一座建筑物，这建筑物已然垮塌，成了《红楼梦》研究史上的一处遗址，一处废墟。

注：①承好友徐凤文先生（著有《中国陋俗》等专著）惠示，齐如山，《故都三百六十行》（鲍瞰埠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10月北京第1版）有《打鼓的》一条，其文云：“打鼓的曾见于纪文达公笔记，每日肩担游行各胡同中，专买人家破旧物器。手拿径寸余小鼓，故名。其作买卖之性质亦不一样，大致可分为两种：一为打硬鼓的，所打之鼓，每径约不到一寸，声音虽小而尖锐。肩担较细之竹筐，并蒙以蓝布，专买细致物品，如磁器、家具、古玩、陈设等物。再细则不肩担，只背一大布褡裢，专买金银首饰、珠宝玉器、红绿货等物。一为打软鼓的，所打之鼓，径一寸余，声音尤而低，肩担较粗之筐，专买破旧木器、衣物和磁家具。再粗者，则专收旧铁、旧报纸、旧玻璃瓶等物。总之，旧烂物器，无论粗细，皆有人收买。总算于住户极方便极有益之组织也。或云，其专收人家不孝子弟、下人、老妈等所偷之物，此诚有之，但此只可怨家长教训不良，治家不严之过，不必深罪此无知之小贩，彼不过不审物件之来路耳。与浮浪少年引诱良家子弟赌博为非者大不相同。且偷出之物，彼即不买，未必无他途可以销售也。余所以赞成此种之小贩者，因保存旧物，为吾国之通病，稍微殷实之家，便有数百年之物，如衣服、器具等，几乎家家皆有存储，乃有许多物件毫无用处，然亦不肯售卖。其不卖之原因有二：一是先人存留，不忍抛弃；二因好人家售卖物件恐人讥笑。按此两种思想，固不能是美德，但其中有若干绝对不值保存之件，徒然碍手乱意，以致显出一种腐败气象。实不及西洋人用不着就卖，诸事日新之习惯为佳。且卖物得钱，亦有相当之用处也。但若使之运往他处去卖，有大多数人因面子关系，决不能为之，则有此小贩，到门来买，岂不两便耶。惟此辈共有行规，各有道路。如吾人售物与一打鼓人交易不成，早再来者给价定必小于前者，再来第三者，则价更小，盖彼等皆有约会，是其不正当之鬼蜮伎俩耳”。内记“纪文达公笔记”中记有“鼓担”事，余翻阅《阅微草堂笔记》，遍寻未得，竟成漏网之鱼。或者纪晓岚另有“笔记”载其事？待考。

【参考文献】

（1）       周春．阅红楼梦随笔（红楼梦记）[A]．一粟．红楼梦卷[C]．北京．中华书局．1963.

（2）       胡适．重印乾隆壬子本红楼梦序[A]．中国章回小说考证[C]．上海．上海书店1980.

（3）       俞平伯．俞平伯论红楼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与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联合出版．1988.

（4）       周汝昌．红楼梦新证[M]．北京．华艺出版社．  1998.

（5）       胡文彬，周雷．台湾红学论文选[C].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

（6）       欧阳健，曲沐，吴国柱.红学百年风云录[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

（7）       胡文彬，周雷.海外红学论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8）       雷梦水,潘超，孙忠铨，钟山，中华竹枝词.第一册[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

（9）       张中行.负暄琐话[M]哈尔滨.嗣癯霭嫔.1986.

（10）   俞平伯.红楼梦八十回校本序[J].新建设.1956，（5）

（11）   俞平伯.关于治学和做文章[J].文史知识.1985（8）

（12）   王湜华.略述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J].红楼梦学刊.19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