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梅戏研究专家周濯街:“黄梅戏发源有新说”是一曲贻误子孙的闹剧
周濯街
《人民日报》2017年1月12日19版,记者张贺以《黄梅戏发源有新说》为题发文,武断地下结论道:“……最近安徽省专家通过田野考察和资料研究,提出了新说法,认为黄梅戏起源于安庆地区。此说推翻了流传较广的黄梅戏起源于湖北黄梅县的传统说法。”读完这条《新说》,让我立即想起20年前的另一条如出一辙《新说》(见《中国青年报》1996年9月1日一版右下角,题为《黄梅戏发源有新说》的报道——具体内容见下文)。尽管,这一次《新说》的发表档次由《中国青年报》升格为《人民日报》了,但是,早在2006年6月24日《人民日报》便以《黄梅戏溯源》为题,刊发发过《人民日报海外版》王谨先生的文章说:
2006年6月2日,在第一个“文化遗产日”到来之际,中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公布,在“传统戏剧”入选名单中,安徽省安庆市和湖北省黄梅县申报的黄梅戏均榜上有名。同一剧种为什么涉及两地,这是怎么回事?
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据考据,黄梅戏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唐代。史料记载,早在唐代时期,黄梅采茶歌就很盛行,经宋代民歌的发展,元代杂剧的影响,逐渐形成民间戏曲雏形。至明清,黄梅县戏风更盛。
黄梅采茶歌怎么流传到安徽了呢?……清代乾隆、嘉庆、道光年间(1764—1847年),黄梅水灾不断,大批灾民涌向外地,以卖艺乞讨为生。从此黄梅采茶戏的小调、本戏,就以打莲厢、唱道情的艺术形式流传到邻近的皖西南、赣东北、鄂东北等3省50余县。曾任过皖南三县知县的江西乐平人何元炳所作《焦桐别墅诗稿·下河调(黄梅腔)》,就是黄梅采茶戏在皖南地区流行的真实写照:“拣得新茶绮绿窗,下河调子赛无双。如何不唱江南曲,都作黄梅县里腔。”
由此可见,黄梅戏是起源于湖北黄梅县,发展于安徽安庆地区。我考据黄梅戏的起源,不是为谁争“正宗”之位,而是想借此证明:中国优秀文化繁衍生息的巨大生命力,恰在于它有流传的广阔空间和不断融入创新要素的胸襟。正所谓:“黄梅”出黄梅(县)成其“黄梅”,安庆有“黄梅”更美“黄梅”!信然。
然而20年前与20年这如出一辙《新说》的两条报导,不仅从标题到内容如出一辙,包括“立意”与“用心”也毫无区别,只不过人物由 “农民作家”换成了“安徽省专家”,新闻的导入途径,也从先“搜集的大量史料”,再“‘推算’出‘黄梅戏应源于安庆’”,变成了:先“通过田野考察和资料研究”后再“提出”“认为黄梅戏起源于安庆地区’”。
由于这一《新说》不仅牵强附会,毫无新意,只不过是拿20年前那位安徽“农民作家”的旧瓶,来装这几位“安徽省专家”之新酒罢了,因此,也为笔者省去了许多麻烦,我们只需以1996年先后发表在《中国青年报》《湖北日报》《楚天艺术》和《湖北农民报》上的旧作《切莫贻误子孙——与《黄梅戏发源有新说》作者“农民作家”商榷》原封不动地来与“安徽省专家”商榷即可:
切莫贻误子孙
——与《黄梅戏发源有新说》创作者“农民作家”商榷
周濯街
一、由“新说”引出的话题
近日,在《中国青年报》1996年9月1日一版右下角,读到一则题为《黄梅戏发源有新说》的报道。由于笔者是湖北黄梅人,且因撰写过《浅谈黄梅戏戏祖神位的来历与演变》、《试论董永与七仙女的传说在黄梅县的流传特征》等论文,并且出于创作中篇传记文学《黄梅戏皇太后——邢绣娘传》、长篇小说《黄梅戏第一代宗师——邢绣娘》的需要,曾对黄梅戏的发源及其主要演员进行长达十数载的系统研究。所以,一见“新说”,便忍不住一睹为快。岂料,一睹尔后,让人大倒胃口。
“近日,安徽省太湖县农民作家宋海明,根据自己的最新研究结果,提出黄梅戏发源地的新说法:安徽省安庆市。过去,人们普遍认为,黄梅戏源于湖北省黄梅县,其主要依据是:清光绪年间,湖北民间的一位女演员,被公认为黄梅戏舞台上第一位演员。
宋海明搜集的大量史料证明,生于清同治年间的安徽太湖县女子胡普伢,是登台最早的黄梅戏演员。胡普伢9岁开始学艺,36本小戏无一不精,生旦花丑样样拿手。按年龄推算,胡普伢14岁上台唱戏时,湖北的那位女演员才刚刚出世。由此,宋海明认为,黄梅戏应源于安庆(太湖县属安庆市管辖)。另有资料证明,已故黄梅戏艺术家丁永泉,就是胡普伢的关门第子,严凤英的启蒙老师严云高也曾拜胡为师。”
二、“新说”根本站不住脚
这则“新说”,其所以站不住脚,是这位“农民作家”居然以“最早登台的黄梅戏演员”作为“黄梅戏应源于安庆”之“新说”的依据,且大言不惭地宣称“新说”是他的“最新研究结果”。而据笔者所知,正如京剧、汉剧、豫剧、晋剧等剧种名称,无不以其发源地北京、武汉、河南、山西等地名或其简称命名的道理一样,“黄梅戏”之名来历的主要依据,亦是因为她发源于湖北省黄梅县,而不是、也不可能是因为某一演员“被认为黄梅戏舞台上的第一位演员”。
笔者翻遍了《中国戏曲通史》、《中国戏曲曲艺词典》、《中国戏典史发展纲要》等数十部教科书、工具书,也未能找到以某一演员定剧种或戏曲发源地的先例。
如果这位“农民作家”不是另有所图的话,那么我们只能认为他对中国戏曲剧种的来历尚缺乏最起码的认识,对戏曲剧种的命名规律亦缺乏最基本的常识,更谈不上研究。其立论的“主要依据”和“新说”,亦绝非最新研究结果。如果一定要视其为成果的话,充其量也只能是挖掘出了一点点“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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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氏宗谱中对邢绣娘的记
三、一孔之见的可笑“证明”
退一步而言,即便可以以最早的演员定剧种发源地。那么,“生于清同治年间的安徽太湖县女子胡普伢”是不是“登台最早的黄梅戏演员”呢?回答仍然是否定的。若非要称“最早”不可的话,胡普伢充其量也只能称之为:安徽省“登台最早的黄梅戏演员”。
如果我们的“农民作家”果然研究过黄梅戏源流的话,那么他一定知道,黄梅戏原名“黄梅采茶戏”,简称“采茶戏”或“采茶”。因其产生于黄梅县,所以外地人习惯称她为“黄梅腔”或“黄梅调”,又名“花鼓戏”。
安徽省黄梅戏研究学者陆洪非先生,在《黄梅戏艺术》1992年第2期《黄梅戏与其亲缘剧种》一文中指出:“清朝光绪年间(1875—1908),黄梅采茶戏的女艺人何仙姐到江西武宁教过唱。”而胡普伢,同治七年(1870)左右出生在太湖县(出处同前见《记老艺人胡普伢》一文)。真不知“农民作家”的“胡普伢14岁上台唱戏时,湖北的那位女演员才刚刚出世”之说,是如何“按年龄推算”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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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氏宗谱中对邢绣娘的记载
也许我们的“农民作家”会说,他指的不是何仙姐,而是另一个。然而,如果我们再以何仙姐的师傅邢绣娘为例,那么不仅“农民作家”笔下的胡普伢未曾“刚刚出世”,只怕胡普伢的父亲亦尚未来到人间。因为,被黄梅人尊之为“黄梅戏皇太后”的黄梅县黄梅戏第一位女艺人邢绣娘,生于清乾隆年间(1793—1858),(《邢氏宗谱》记载:邢绣娘“名秀莲,艺名绣娘。生于乾隆十四年,卒于嘉庆二十三年年,(即元公1748—1818)”)系黄梅县孔垄镇邢大墩人(详见中国戏曲出版社1991年11月版《湖北省地方戏曲研究丛书、黄梅采茶戏志》及笔者人物传记《邢绣娘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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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氏宗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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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绣娘传记
四、相对于“新说”的“旧说”
那么黄梅戏究竟发源于何地呢?特约记者白榕在《戏剧界》1980年第10期《探亲求源访黄梅》一文中告诉我们:“安徽省黄梅戏这朵绚丽的戏曲之花,原本是湖北省的一个‘苦命丫头’,自十九世纪未随着逃荒要饭的人流浪漂泊来皖,‘下嫁’给安庆地区乡土方言之后,她重新获得了自己的艺术青春。因此,不论黄梅戏在安徽如何枝繁叶茂,硕果累累,人们在任何时候,总不会忘记她的原籍故土……”
新华社记者罗辉,在《黄梅戏艺术》1987年第1期一则报道中,也说过类似的话:“生在湖北长在安徽的黄梅戏,‘娘家’湖北省正在想办法把她请回第一故乡。黄梅戏发源于湖北省黄梅县,前身是采茶调,因其境内黄梅山而得名。十九世纪末,这朵‘苦菜花’随着逃荒要饭的人流漂泊至皖,在安庆地区扎下根来……”
中国戏剧史研究专家周贻白在《论楚剧》中说:“有人说:湖北花鼓戏系发源于黄梅(黄梅在鄂东),形成于黄陂、孝感,这话似可信。黄梅调,现在流行于安徽的西部和南部一带,系由鄂东传入皖西,然后流向皖南。”
由于这里的“花鼓戏”便是黄梅戏的早期别称,因此周贻白先生在《中国戏曲史发展纲要》中更进一步指出:黄陂、孝感花鼓戏的“最早根源却是黄梅采花戏”,又说“黄梅戏源自湖北黄梅采茶戏。”
除此之外,1956年1月,安徽省文化厅剧目研究室编辑的《安徽省传统剧目汇编·黄梅戏简介》中也毫不含糊地认为:“黄梅戏起源于湖北黄梅……”此说正好与安徽省1920年版的《宿松县志》如下记载相印证:“邑西南与黄梅接壤,梅俗好演采茶小戏,亦称黄梅戏……邑青年子弟,亦或习之者……”
如果再追溯得远一点,那么清道光(1820-1850)至咸丰年间(1851-1861),曾先后出任过安微省石台、东流、繁昌三县县令的何元炳先生,在其《樵桐别墅诗稿》中那首题为:《下河调(黄梅腔)》的七言绝句,可算是较早的文字依据了:“拣得新茶绮绿窗/下河调子赛无双/如何不唱江南曲/都作黄梅县里腔。”
好一个“都作黄梅县里腔”——当这位何县令大人吟成此句时,我们“农民作家”笔下的那位胡普伢,仍然尚未“刚刚出世”啊。
好了,我们还是来看看这位“农民作家”自己所津津乐道的“胡普伢的关门第子”、“已故黄梅戏艺术家丁永泉”老先生是怎么说的吧。在《安徽戏剧》1959年11月号上发表的、由丁永泉(1892—1969)口述、车明整理的《丁老纵谈黄梅戏》一文中,丁永泉老先生说:“黄梅戏是从湖北传到我们安庆地区来的,老黄梅调还是按湖北音咬字,曲调跟语言走,也是湖北乡音。”
1960年9月17日,丁永泉在接受黄梅戏研究专家桂遇秋先生和老艺人乐柯记采访时,又说:黄梅戏传统剧目中的“大部分剧目,包括一些常演剧目,如《天仙配》……《於老四》等三十六大本、七十二小出,是在黄梅县形成的。不然的话,怎么叫‘黄梅戏’呢?”(引自《黄梅县采茶戏志》中国戏剧出版社1991年11月版)。此说又正好被《安庆史话》“黄梅戏与严凤英”条目中的如下记述所印证:“从前,黄梅戏在安庆地区叫黄梅调,安徽人早期唱黄梅戏主要用黄梅话。后因黄梅话太俗,不易听懂,光绪以后,怀宁、望江、太湖、桐城等地艺人就逐步改用了怀宁话。”
正因为如此,所以直至1982年2月,仍然有一位署名吴建国的安徽学者,在安徽省黄梅戏校主办的《黄梅戏艺术》杂志上,发表题为《黄梅戏台词音调小议》的文章:“目前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黄梅戏发源于湖北黄梅,应以湖北黄梅话的音调为准;另一种意见认为……应以安庆话的音调为准……但我同意后一种意见。”吴建国先生在连续摆出了他为什么同意改黄梅音调为安庆音调的四条理由之后,说:“综上所述,黄梅戏台词以安庆话为准,从表面上看似乎丢掉了发源地黄梅,而实质上有利于黄梅戏的改革和发展,也容易被人接受。”
关于黄梅戏发源于湖北省黄梅县的依据,本来还可以举出许多,只因那位“农民作家”强调的是“主要依据”,所以至此足矣。
五、对“新说”创作者的忠告
最后,我们想奉劝那位“农民作家”,在探讨源流之际,于公布“研究成果”之前,一定要“研究”而不要创作,更不要在散见于本地的少量的史料尚未搜齐的情况下,便用“搜集的大量史料证明”之类的大话来欺骗记者和读者。
我们之所以说这位“农民作家”,连散见于当地的少量史料也尚未搜全,是因为在这篇不足300字的“小品”中,由他创作的“新说”至少有三处。而源流新说仅其一,“胡普伢……36本小戏无一不精”是其二。凡是对黄梅戏传统剧目略知一二的人。都知道,黄梅戏剧目只有“三十六大本,七十二小出”或“七十二小围”之说。不知这位“农民作家”创造“36本小戏”之说的“主要依据”是什么?“已故黄梅戏艺术家丁永泉,就是胡普伢的关门第子”是其“新说”之三。
所谓“关门第子”,大约有两种含义,即:唯一弟子和最后弟子。而丁永泉既非胡的唯一弟子,亦非胡的最后弟子。丁永泉的女儿在《我的父亲》一文中说,“我的父亲——丁永泉,一生只读过半年私塾,十三岁学唱黄梅调”。
电影《天仙配》的作曲者、安徽省黄梅戏作曲家时白林先生在《我所知道的黄梅戏老艺人丁永泉》一文中告诉我们:“光绪三十一(1905)年,十三岁的丁永泉想去学黄梅戏……这样,丁永泉便正式拜叶炳迟为师,开始了他的黄梅戏演唱生涯。”
当然,丁永泉曾拜胡普伢为师亦有其事,但他不是胡的第一位徒弟,胡更不是他的唯一师傅。严凤英的丈夫、长篇传记小说《严凤英》的作者王冠亚先生,在《想起了廿三年前——忆丁永泉老先生谈戏》一文之后加注道:“丁老说,他20多岁时曾拜普伢为师……丁老去拜她时,她已40多岁了。”(以上三则引文均见《黄梅戏艺术》1992年第1期——安徽省黄梅戏学校等主办、出版)。
安徽学者郝培根先生在《记老艺人胡普伢》一文中告诉我们:“前辈老艺人说,胡普伢师傅唱戏,是真正的老母鸡汤。许多中青年艺人都向她求教,拜在她的门下,如当时怀宁的汪杏根……胡玉庭……丁永泉(丁老六),都受到过胡普伢的传授和培养。”
——可见,包括“关门第子”之说在内的三点“新说”,均非“最新研究结果”,而是“农民作家”的最新创作成果。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不能不奉劝这位“农民作家”,如果因条件所限而无法搜集“大量史料”作为“证明”的话,最好还是老老实实地充当“农民作家”,而不要硬着头往戏剧作家和戏曲研究专家的行列里挤,以免误人误已误子孙——因为我们既是祖先们的子孙,又是子孙们的祖先。不知我们的“农民作家”以为然否?
一九九六年九月九日急就
备注:
本文曾以《切莫贻误子孙》为题,全文发表在1996年11月30日的《湖北农民报》。
本文曾以《黄梅戏究竟发源于何处》为题,全文发表于《楚天艺术》杂志1996年3、4期合刊。本文曾以《黄梅戏发源地又有说辞》为题,摘要发表于1996年9月22日的《中国青年报》。本文曾以《黄梅戏究竟发源于何处》为题,摘要发表于发表在1996年9月22日的《湖北日报》。
本文曾以《正本清源黄梅戏》为题,全文发表于1996年9月28日的《黄冈青年报》。
作者简介:周濯街,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常务理事、黄梅戏研究专家,发表过《浅谈黄梅戏戏祖神位的来历与演变》、《试论董永与七仙女的传说在黄梅县的流传特征》、《论梨园始祖神与保护神——兼论梨园神研究中的失误》等论文,出版了中篇传记文学《黄梅戏皇太后——邢绣娘传》、长篇小说《黄梅戏第一代宗师——邢绣娘》。《新天仙配》(28集)、《天仙配》(35集)、《黄梅戏宗师传奇》(25集)和《妈祖》(38集)等10部电视剧的原著作者。先后在北京、长沙、台湾等地出版长篇小说99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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