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郊倩注曰:古人作书，大旨多从序中提出。孔子于《春秋》未尝有序，然其言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即此是《春秋》孔子之自序。盂子则日:孔子惧作《春秋》。义曰: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超即盂子之代《春秋》序也。迄今术读《春秋》者，亦能道及《春秋》，无非从此数句书读而得其大旨，余读《伤寒论》仲景之自序，竟足一篇悲天悯人文字，从此处作论，盖即孔子惧作《春秋》之微旨也。缘仲录之在当时，犹夫春秋之有孔子，道大莫容，一时惊怖其言面不信。是以月击宗族之死亡，徒伤之而莫能救.则知仲景之在当时宗族且东家丘之矣。况复举世昏迷，莫知觉悟，安得不赍百年之寿命，持至贵之重器，悉委凡医，恣其所措乎?“恣其所措”四字，于医家叮称痛骂，然实是为病家深悼也。医家苦于不知病，病家苦于不知医。“知” 之一字，两难言之。若欲爱人知人，先是爱身知山。凡勤求博采，从天之五行，人之五常，与夫经络腑脏、阴阳会通处，殚（ 殚,极尽也。）了多少体认工夫。此非医之事，而已之事也。医不谋之已而谋之人，则医者人也，而厥身已毙，神明消灭，变为异物，幽潜重泉，徒为啼泣者已也，非人也，医不为之代也。从此处语医，自是求之于已，不复求之于人。从已求医，求之于知;从人求医，求之于行。知行合一之学，道则皆然，医事独否。知则必不能行，行则末必能知。行者之精神力量都用在“行”上，何由去“知”?但能各承家技，终始顺旧，罔不行矣，终日杀人，亦只是行。知者之精神力量都用在“知”上，何暇去“行”?即使欲行，而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较之相对斯须便处汤药者，钝不如敏，庶已见病知源；较之省族问病务在口给者，藏不如炫，徒知活人孰与活口?所以群言莫正，高技常孤。在仲最之身，已是一钝秀才，持此诲及子医，义何利于医而屑其教诲者?故半夜晨钟，仅于序中为蒙蒙昧昧辈一唤，起此游魂，预掩其啼泣也。若是真正惜命，呕从己上作工夫，等医事子自家之身心性命，即君亲亦是己之君亲，贫贱亦是己之贫贱。至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益是己之身与生，从爱身知己中广及爱人知人，无非自己求之者，子已处求知，不于己处求行，则寻师俱在吾论中，无他觅也。其间“见病知原”，是全论中丹头;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是全论中鼎灶;“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是全论中火候。要此火候足时，须要晓得此论是知医的渊源，从艰难中得之，不是行医的方技，以简便法取之者也。故一篇之中，创凡医之害正，痛举世之昏迷，于忧谗畏讥之际，不啻三致意焉。益深惧夫邪说惑民，将来不以吾论为知之次，反借吾论为行之首，从医道中生出乡愿来，以贼吾论，于千百世后恣其所措，将何底止?故预示读吾论者，亟以医惩艾（惩治）也。吾故曰：得仲景之《伤寒论》而读之，先须辟去叔和之序例始；敢向叔和之序例而辟之，先须读著仲景此处之自序始。

按:程郊倩，名应旄，新安人也。喜读书，神悟过人。但变更仲最原文，以为注疏，未免聪明误用。而少阳、太防等篇尤多葛藤（比喻纠缠不清的关系），不可为法。若使全部中尽如此注之纯，则仲景必许为贤弟子，后学者可奉为大宗师矣。

程郊倩 清代新安县人，字郊倩，著有《伤寒论后条辨》，其论每有精辟之语，为后世所称，然惜于散佚，今多转引其论于《医宗金鉴》等书。中国清朝时新安县（今深圳、香港一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