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中有“四贼”，即蔡京、童贯、高俅和杨戬，这几位当时都是人人皆言可杀之人，作为宋徽宗时期的重要大臣，他们在朝庙之上结党营私、贪赃枉法、荒淫无度，私下滥使职权以鱼肉百姓为乐，将民间弄得乌烟瘴气，满目涂炭，也是导致当时江南方腊起义和金朝入侵中原的罪魁祸首。

在这几付颜色中，对普通人来说，高俅的知名度应该是最高的，当然，这是拜小说《水浒》的功劳，小说开篇便是通过他陷害王进，继而引出史进，更是后来将林冲逼上梁山，然后才有后来一连串的故事，很是引人入胜。

在人们的印象中，他因踢得一脚好球而得到皇帝宠爱，以至平步青云，后来又作恶多端，似乎没有他，那一众好汉便不会上梁山，以至于施耐庵老先生忿忿地说：“自古权奸害善良，不容忠义立家邦。皇天若肯明昭报，男作俳优女作倡。”

还有一点很重要，在当年太学生陈东领导的，被称为“北宋五四运动”中，上奏请诛“北宋六贼”的名单里，也无高俅之名，可见，他至少不是个著名地奸佞之臣。

这只能有一个解释，他就是一个小人物，一个不值一提的人物，我们现在只能从其他人的传记，以及一些笔记中的片鳞碎甲中，来拼凑出一个大致真实的高俅。

高俅心眼活络，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还有一定的文学功底，于诗词歌赋也很是精通；不仅如此，他还有一定的武功，舞刀弄棒也很是了得，总体说来，这高俅是个文武双全的优秀青年，把他归于一市井无赖，也的确有点冤枉他了。

他球踢得好，当时这东东叫蹴鞠，据说就是当今足球的前身；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当时还是端王的赵佶，这赵佶也爱踢球，于是便将高俅收致门下当了一个小厮。

新皇帝重用自己身边的亲信之人，这个本无厚非，也是封建社会常见的现象，只是如高俅这样没个出身，如一人小厮和家奴般的人物，一下子从一个闲散王爷的玩伴儿，一跃而进入了大宋王朝的官场。并且在官场中青云直上，这让那些苦读读书才混了个县令的官员们情何以堪。

不过，想想，同样是陪皇帝玩，后来出人头地，并取得很好成就的人也是多多嘛，比如南梁的陈庆之，靠着能下一手好围棋，凭着这棋艺上位，连马都不会骑，却成为一代战神，横扫千军，其战绩之辉煌，令人瞠目结舌。

然而，后来的另一位奸臣童贯率军打了几个胜仗，还收复了全部失地，这其中二人是否有交集不得而知，但我想，高俅应该是立有战功的，不然，徽宗也不会无理由地将他一路地升迁，最后还做到了殿帅的高职，掌管禁军达二十余年。

“崇文抑武”是大宋朝的国策，特别是在徽宗一朝更是如此，有银子可以肆意挥霍，可以去建宫殿，可以去搜寻奇珍异宝，于军队建设那是不放在心上的，所以，在高俅掌管禁军期间，并无什么业绩可言。

作为掌管朝廷主要军事力量的禁军，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战力不济是必然趋势，而高俅将禁军当作私役，就有些过了。

  据《靖康要录》载：“高俅，身总军政，而侵夺军营，以广私第，多占禁军，以充力役”，在他的领导下，当时的军队是“纪律废弛”、“军政不修”，成为“人不知兵，无一可用”的无用摆设，作为掌禁军的高俅，当然是难辞其咎。 

首先，高俅掌管的只是禁军，他们在长期安定的环境下，早就不是一支神武的部队了，几乎成了一支只能维护一下地方治安的警察部队了。

高俅不是军事家，自然不可能对大宋的军队训练带来明显的起色，更不可能有起死回生之神功，改变当时军队孱弱的现状来实现强兵强国。

实际上，真正有战斗力军队其实是掌握在边关的那些将领手中，对金人大举入侵，乃至酿成靖康之难惨剧，要负主要责任的应该是童贯，正是他放弃了重镇太原，造成了金人的长驱直入。

后人都将高俅同那蔡京及童贯等人视为一党，对此，史无记载，可以肯定的是，他并不是同他们是一伙的，那些奸臣们所做的很大误国害民的决策，高俅是没有参加的，比如对亡国产生决定作用的联金灭辽之策。

这倒不是说高俅是个直臣，而是因为他不是他们圈子里面的人，他还达不到那个高度，换句话说，他还不够格，他还没有进入最高决策层，离权力中心还很远。

南渡后，高俅告病还乡，不久便病死于开封，他没有经历靖康之难，也没有看见北宋亡国，死后还被朝廷追封为吴国公；在那一众被称为奸臣的人中，算是唯一得以善终之人。

高俅人品如何不得而知，正史无载，野史笔记也没对他这方面有所涉及，只是说他在发迹之前有小人作派，靠着巴结上位，其实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也可以说是如他这样没有任何背景的小人物所必须选择并努力的方向，靠一腔正气想出人头地，在当时的环境是根本不可能的。

当然，据此你可以不耻高俅，但他至少在上位后，没有记载说他陷害忠良，鱼肉百姓的史实，如果你硬要拿小说中的高俅来印证史实上的高俅，那也我也没有办法了。

相反，野史上倒是记载了一则他人品中的闪光点，那就是不忘旧情，这同人们印象中的高俅却是大相径庭了。

高俅对苏东坡有何帮助，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条记载却显示，凡是苏门弟子来京，都会受到高俅的礼待，书中言是：高俅富贵后“然不忘苏氏，每其子弟入都，则给养问恤甚勤”。

就是说，在蔡京一伙打击迫害苏轼的时候，作为一殿为臣的高俅并没有为虎作伥，落井下石，相反却是施以援手，这至少说明两个问题，一是高俅人品尚可，懂得知恩图报；二是高俅同那些奸臣并不是一伙的。

还有一点可相佐证，高俅曾在边关镀金时，受到主将刘仲武的提携和关照，他后来在朝堂之上一直为刘说好话，更是极力向徽宗推荐其子刘锜担任大将，从而成就了一位同张俊、韩世忠和岳飞齐名的一代名将。

说他不务正业，这应该也有点小问题，他在苏东坡身边做事，苏大人满意就是他最大的“正业”，如果他真是一个心胸狭窄，阴险狠毒，狗屁不通的真混混儿，也不可能在苏大学士身边混，更不可能将他推荐给更高一层的大人物，是吧。

倒是可惜了他那出神入化的一身好球技了，倘若有他领军，一个不小心，带着国足在世界杯上一举夺冠，也不是不可能的事；何至于中国足球队现在只能混迹于亚洲二三流之列，打个新加坡和泰国都这般地吃力。

《水浒》那么多人物，缘何一开始要拿这并无多少恶名的高俅来说事儿呢？ 这是因为高俅只是个小人物，面目又相当地模糊，影响力不大，不象蔡京一流，史实清楚，所以，如高俅这样的人物有着更大地自由发挥空间，拿他来作《水浒》的开篇最为合适了。

《水浒》的主题是“逼上梁山”，谁来逼，当然是奸臣，所以，便将这不太知名的高俅作为官逼民反的引子，继而引出当时奸臣乱政下的社会实情，于是，梁山好汉被他逼得都上山了。

正如金圣叹在评《水浒》时说过：“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作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于是，众口铄金，本不出名，也不算太坏的高俅，成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奸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