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极不爱旅游的，一想起前几年，坐了整整一天地车，大清早排了半天的队，去敦煌看了四个洞窟，一个平均一分钟不到，便在管理人员“向前走，向前走”的催促声中，如吆猪般地被赶将出来，心情便很是不爽，哪如我在家中细看电脑中精致的图片，欣赏相关游记美文那样的爽快。

但有一次是个例外，孩儿们放假，带我们去潮州一游，过桥登山，皆累得不行了，不愿再向上去，唯我坚持要上行，原因他们自然不知，因为，那上面有个韩公祠，是我此行必须要去祭拜之所。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这首韩愈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诗，是幼时在母亲的威逼下背下的，尽管当时意思不是太懂，但却记下了两个地名，一是潮州，一是蓝田，今日来到这潮州，岂能不去在韩公象前，鞠躬致敬。

其实韩愈在潮州呆的时间很短，只不到八个月的时间，但在这“省尾国脚”之地，却处处能感受到韩大人的存在，韩山韩江韩树，以至于在潮州多神崇拜的体系中，也有了这韩愈的一席之地，科考学子前来祭拜自是当然，连那求子之事也让韩愈来充当观音，难怪赵朴初先生有诗云：“不虚南谪八千里，赢得江山都姓韩”。

拾阶而上，累得个气喘吁吁，终于来到韩公象前，祠依山临水而建，气势雄伟，韩江依韩山静静流淌，千年依旧，观四周无人，深鞠一躬，以沾文气，佩韩公一介书生，却霸得天涯一方山水，享千秋之祀。

韩愈，字退之。河南河阳人，即今河南省孟州人。因自称“郡望昌黎”，所以世称“韩昌黎”，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和政治家。

韩愈是进士出身，两任节度推官，累官监察御史。历都官员外郎、史馆修撰、中书舍人等职，期间以行军司马身份参与讨平“淮西之乱”。其后又因谏迎佛骨一事被贬至潮州。晚年官至吏部侍郎，57岁时病逝，追赠礼部尚书，谥号“文”，故又被尊称为“韩文公”。

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

韩愈的前期人生可以说是八大家中最苦之人，他家道贫困，三岁时父母双亡，他是靠着哥哥生活，后来哥哥又病逝，于是他又由嫂嫂一手抚养成人，但家虽贫，却也博览群书，他“七岁好学，言出成文”，在艰苦环境下不懈地努力，终成一多才博学之人。

19岁时韩愈赴长安参加科举，然屡试不中，一直到了26岁方考取进士，取得入仕资格，但是，按唐代规定，考中进士并不能直接授职，必须要再通过博学宏词科，才能正式授予官职，而韩愈又连考三次，依旧名落孙山。

这一段时间是韩愈最苦的时候，他节衣缩食，每天只两顿饭充饥，想到家中嫂嫂的期盼，他咬紧牙关，在繁华长安一间陋室中为理想而坚持，这一坚持就是十年，最终得到了一个给节度使当幕僚的机会。

对这一段经历，韩愈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仆始年十六七时，未知人事。读圣人之书，以为人之仕者皆为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时，苦家贫，衣食不足，谋于所亲，然后知仕之不唯为人耳。”

后来的韩愈一直在小官吏中徘徊，当过秘书省校书郎，出任过宣武节度使观察推官，及至多年后方升迁为监察御史，但旋即因参奏瞒报灾情的京兆尹李实又遭谗害，被贬为连州阳山县令。

两年后韩愈获赦免回到长安，任国子博士，后晋升为为中书舍人，时值节度使吴元济叛乱，韩愈随征淮西，助李愬雪夜袭蔡州，藩镇割据势头稍减。

接下来便发生了大家所熟知的谏迎佛骨一事，也就是韩愈此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还差点丢了性命。

唐宪宗好佛，派使者前往凤翔迎佛骨，长安一时间掀起信佛狂潮。韩愈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上《论佛骨表》极力劝谏，认为供奉佛骨实在荒唐，要求将佛骨烧毁，不能让天下人被佛骨误导。

结果，宪宗览奏后大怒，要用极刑处死韩愈，裴度、崔群等人极力劝谏，宪宗却仍愤怒。一时人心震惊叹惜，乃至皇亲国戚们也认为对韩愈加罪太重，为其说情，然而宪宗回复说：“愈言我奉佛太过，犹可容；至谓东汉奉佛以后，天子咸夭促，言何乖剌邪？”最后在众议之下，免了韩愈的死罪，将他贬为潮州刺史。

当时的潮州离长安遥远，是属于蛮荒之地，贫穷落后，而韩愈也年过半百，是否还有回归之日实难预料，于是，当走到陕西蓝田，侄儿来看望他时，才有了那“好收吾骨瘴江边”的哀叹。

再次从高处摔至低谷韩愈并没有消沉，他到了潮州后，兴修水利，关心农桑，赎放奴婢，把中原文明带到岭南，为百姓做了很多实事，在这里，针对鳄鱼出没，为害民众的溪谷，他还专门写了篇著名的《祭鳄鱼文》，据说祭文一出，鳄鱼立马搬家，也不知是真是假。

鳄鱼一事恐有夸大之嫌，但他在潮州教化民众，大涨一地学风却是真的，以韩愈的文名，他在潮州兴办教育，此地儒风大盛，皆以学为尊，他未来之前，潮州唐时进士仅区区三人，而他离开后，登进士第的竟达130名之多。

贬谪韩愈后，其实唐宪宗李纯也很是后悔，但这面子上又有点下不去，于是，不久便“量移”韩愈为袁州刺史，也就是今天的江西宜春；但这李纯毕竟还是个纯善之人，又在当年将韩愈召回长安，担任了国子祭酒，也就是国家最高学府的最高领导。

不知是何原因，韩愈以一介文人却被任命为应该知兵之人担任的武职，转任兵部侍郎，恰逢镇州兵变，朝廷又让韩愈为宣慰使，出使镇州。

安抚乱兵，这其中本身就充满着危险，当年的颜真卿就是这样被派去安抚而丢了性命，这时，同样的事又落到了韩愈的身上，所有的人都为他担心，元稹当时认为，韩愈此去凶多吉少，说“韩愈可惜”。

但是韩愈却以国家为重，义无反顾地只身前往虎穴，于刀斧丛中说服了摇摆不定的叛将，稳定了局势，为国家的的安定作出的杰出贡献。

接下来韩愈又转任吏部侍郎，升迁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相当于北京市长一职，官从三品，这时的韩愈有点功成名就的感觉了，这样的小陶醉我们从他的诗中亦能品出。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

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这首《早春呈谁部张十八员外》是写给好朋友张籍的，这时的他虽年近花甲，但无论在文坛还是官场，都取得了成功，心情大好，在暮春三月中，一场春雨带给诗人无尽的欣慰，透过雨丝遥望草色，更给早春草色中的皇都增添了一层朦胧美。

但是，韩愈耿介忠诚，不畏权贵的性格注定其悲催的命运，而朝堂上勾心斗角的角逐又实在不是他所长，尤其是他同那个写“粒粒皆辛苦”的李绅关系不好，又被其弹劾，不久便因病逝世，后被追封为昌黎伯，并准其从祀孔庙。

韩愈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杜牧把韩愈的文章与杜甫的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后世对韩愈的推崇是极的，这其中有个大家都十分的词，叫古文运动。

现在我们所说的“唐宋八大家”，其实准确说应该叫“唐宋古文八大家”，所谓古文，就是先秦两汉的散文。而这里所说的散文，是指不押韵、

历史上对韩愈的赞誉最著名的莫过于苏轼所言，盛赞他是“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

所谓八代就是指从东汉开始的八个朝代：东汉、魏、晋、宋、齐、梁、陈和隋，这几百的时间中，正是骈文由形成到鼎盛的时代，骈文以四字六字相间定句，又称“四六文”，主要特征是格式固定，以双句为主，讲究对仗的工整和声律的铿锵，但内容迁就句式，辞藻华丽，有堆砌之嫌。

骈体文在这所谓八代之时，几乎达到了无文不骈、无语不偶的地步，当然，其中也有极好的文章，比如王勃之《滕王阁序》；而不重排偶的散体文章，是相对与骈体文而言的，与今天的散文有着很大的区别。

韩愈的贡献正是在散文，于诗却并不是他的强项，为文他主张“唯陈言之务去”，他作文取法极广，融会贯通，文从字顺，气势宏大，说理透彻，词句逻辑性强，词句新颖，跌宕流行，涵蕴不尽。所以才有苏轼对他那样高的评价。

韩愈是散文大家，无论是杂文还是传记，抑或是抒情文，都属高手中的高手，然他的最高成就还是在论说文，如《师说》、《原毁》、《争臣记》等等，都反映了其文逻辑性强、观点鲜明、锋芒毕露的文风。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篇借物寓意的杂文《马说》可以说被大家所熟知了，而他的《张中丞传后叙》及《祭十二郎文》俱是公认的名篇；至于“落阱下石”、“动辄得咎”、“杂乱无章”等也早已成为我们常用的成语了。

相对于韩愈的散文来说，他的诗成就并不高，至少在清以前并未受到推崇，以至于有“韩退之诗乃押韵之文”的指摘，直到清代后方受追捧，更是有将杜甫、韩愈、苏轼之诗视为“鼎立为三”的赞誉。

说韩愈“以文为诗”还是很有道理的，他的诗同孟郊一起，并称为“韩孟诗派”，其特点是奇崛险怪，有背诗理，正如黄庭坚所说：“杜之诗法，韩之文法也。诗文各有体，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尔。”

其实，在后人批评韩愈“以文为诗”的同时，应该看作是他对诗好奇变异的艺术追求，是在拓展诗歌表现力的方面所作的努力，对此，我很认同陈寅恪在《论韩愈》一文中对韩诗的评价，“既有诗之优美，复具文之流畅，韵散同体，诗文合一”。

对韩愈诗文的评价可谓汗牛充栋，在此就不作过多地阐述了，要说的是我们应该学习韩愈人生的态度，无论是在早年饥寒交迫，饱受生活之苦，还是怀才不遇；事业受阻，他都不怨天尤人；而在后来的官场，他也能不忘初心，仗义执言。

从韩愈的诗文中，你看不到李白的蜀道之叹，听不见屈原的江畔沉吟，他就是一个纯洁地自我，在任何情况下，不管环境多么地艰难，都能够坦然面对，从而开创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仰不愧天，府不愧人，内不愧心！”我想，这才是我们今天认识韩愈的是根本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