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云不济物，何似在山仪

国学大师陈寅恪对晚清时局有一句名言，叫“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这是对当时国情最为精准的描述，同严复的说的“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实在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有人说，大清朝都是那老女人胡搞，卖国，把国家弄得来一团糟糕；也有人说，如无慈禧老佛爷早就亡国了。弄不懂哈，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在那风雨飘摇之时，谁来主政都是个难事。闭关锁国那么多年，不论是民智还是上层官员的见识，都很是愚昧，现在看那些人的所作所为，几乎就在看段子一样，真是不可思议。

义和团事起，是典型的“下愚”，慈禧及所代表的官僚集团，摇摆于“利用”和“剿灭”之间，其谋略及所行之事，无不显示其“上诈”，其实，无论朝野上下，主流都是“愚”，间或有“诈”，只能说是耍小聪明，于大局无碍。

清醒之人也是有的，比如这袁昶，当八国联军攻下天津时，力劝议和，冒死上奏，其政治眼光的远大和政治意识的前卫，同那些在朝的昏噩大臣相比，还真不在一个层次上，但“木秀之于林，风民摧之”，老佛爷一个震怒，这袁昶瞬间悲催，直接被押上菜市口问斩了。

袁昶，字爽秋，号重黎，浙江桐庐人。清光绪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兼袭云骑尉世职，后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补户部江西司员外郎，并出任徽宁池太广道。奉调入京后授三品京堂衔，在各国事务衙门行走，迁陕西按察使和江宁布政使，旋授光禄寺卿，转太常寺卿。拳乱时以忠谏之祸被杀，宣统元年追谥忠节。

著名史学家蔡东藩著的《清史演义》中有言：“袁昶名臣也，以忠谏至祸，同罹惨刑。丹心未泯，碧血长埋。”他之所以是名臣，是因为他是当时少有的几个能看清世界形势之人，在看清了义和团本质后，能审时度势地提出自己和议之见解，他也知道这会带来杀身之祸，担“卖国”之名。但是，他还是以天下为已任，上《为祸乱亟迅谋维持大局事》的奏摺，结果，招致杀身之祸。

这袁昶还真是个好官，他入值京官前，曾出任徽宁池太广道，这个职位同一般同级别的稍稍有点特殊，是带兵备衔，加按察使衔的，可以专折奏事，在职务上只是暂归浙江巡抚兼辖。

有些奇怪哈，地处安徽却由浙江兼管，个中缘由我查了半天也没个结果，至于为何有专折奏事的待遇也不得而知，但老佛爷的父亲惠征曾在此任上供职，不知有无关联，想必应该没关系吧，不懂。

袁昶在此任间，兴利除弊，有多项改革。他重视教育，兴建书院，培养人才，整顿吏治，普施善政，为民造福；他还重视地方治安，振兴工商业，对到来的外国人也以平等之礼善待之，所以在他的治下，竟无一件涉外案件发生，可见他在同外人交涉方面也自有心得。

其它如对关税的治理也成就斐然，他理署的芜湖是我国早期开埠的港口之一，也是我国著名的“米市”，所涉关税和外事多多。袁昶一切以“因民利而利民之”为准则，定专条解禁谷米，纳新关谷米出口税，岁羡数十万，有效地弥补了地方财政之不足。并大兴水利，确保所辖的芜湖成为名副其实之“米仓”。

袁昶任徽宁池太广道五年，经吏部考核政绩为最，深受百姓拥戴。皖民自发在芜湖江中书院，建“袁道台祠”，以资纪念。

在芜湖五年，同洋人打了无数次的交道，对国情民情都着深刻的体会，这使得袁昶的眼界和认知远高于朝中那只会空谈的大臣。他还在任上时，就针对世界列强之形势及中国之积弱的现状，向光绪帝条陈了时政二万言书，有理有据，光绪读后深为感动，亲书纲要于册，于六月二十日，发出谕旨：“着军机大臣会同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切实妥速议奏，钦此！”

及进京后，他在经济和外交上多有上奏，皆为益国利民之举，也有很多被朝廷采纳，可以说袁昶是一位来自基层，有远见卓识，躬行实践，务实有为的朝官，这在当时愚昧不堪的朝堂上可以说是最具眼光的大臣。

义和团事起，以扶清灭洋为号召逐渐成势，由于清廷在剿抚两策上左右不定，又使得其势力迅速扩展。他们杀洋人，杀教民，烧教堂，弄得局势不可收拾，而各列强则借机提出要保护侨民和使馆，纷纷出兵组军准备进京。

时朝廷大臣分为两派，以端王载漪和大学士徐桐、刚毅等为主战派，他们认为既然义和团势力无法剿灭，不如利用其“法术”来战胜洋人，即使赶不跑侵略者，也可以用洋人的势力来消灭义和团。他们怀着这种左右皆得利之心，导义和团入京。在慈禧面前盛推“拳民忠勇有神术可用”，蛊惑慈禧下诏义和团去攻打使馆。

而以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吏部侍郎许景澄、内阁学士联元、太常寺卿袁昶为首的几个人是主和派，他们主张剿灭义和团，然后向八国联军求和。两派各执己见，搞得慈禧脑袋一团浆糊，不知如何是好。

此时的袁昶虽然身为太常寺卿，但却仍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兼办外交的，他本着与各国讲信修睦，捍卫国家的宗旨，向朝廷上了一道《为目前局势危迫亟图补救事》的奏摺。力陈攻打使馆于国于民之祸害。严正直言：“义和拳与洋兵互相斗哄，喋血辇毂之下，转致玉石不分，杀害无数良民，大局糜烂不可收入”。

慈禧其实从内心来说也不想同洋人开战的，但是，主战派竟胆大包天，伪造了一份列强给清政府的外交照令。一是指明一地由光绪居住。二是代清政府收取各种钱粮。三是代清政府掌全国军队。四是归政给皇帝。

这些都是老佛爷不能容忍的，于是这老妇人疯了般地同所有邦交国同时宣战，同时任命刚毅、载勋为统率义和团大臣，率领义和团同八国联军开战，攻击外国使馆。事态进一步扩大。

这时主和的袁昶和许景澄等主和派，对慈禧“宣战”之举极力反对，他上书慈禧：“攻杀使臣，中外皆无成案”。徐用仪、立山、联元等人也一同奏请，希望慈禧立刻停战，不要惹怒洋人，应剿义和团。因为慈禧当时还在生洋人的气，便将徐用仪等五个主和派大臣定了个“任意妄奏，语多离间”之罪，全部押到菜市口处斩。

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八国联军进北京，慈禧逃到了西安。后来签订了《辛丑条约》，赔了几年也还不清的银子，又高高兴兴地当她的老佛爷了。

回来后，根据条约除惩办主战的一大帮大臣外，另外就是给被杀的五大臣平反昭雪。宣统下诏：“允浙江绅士为故兵部尚书徐用仪、吏部待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于浙江西湖立祠。”不久祠建成，定名“三忠祠”。以寄托浙江人对这三位浙江籍忠臣的怀念之情。

袁昶为官从政有远见卓识，他与张之洞交好，也信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既政绩斐然，又博学多才，在文坛也颇有造就，其中尤以诗为最好，他同后世的大书法家沈增植同为晚清浙江诗派的代表，被誉为是同光体诗的代表之一，与很多名士都有唱和，其中知名的有刘熙载、黄遵宪、王闿运、沈曾植等。

他宏通淹博，睥睨一代，一生著作很多，在现在各大图书馆中，收有他的著作就有七十余部。他为弥补当世之人缺乏经世致用的学问，还将农桑、兵、医、舆地、治术、掌故等书编成一部《渐西村舍丛刻》，为推广实用学术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读晚清的历史，总忘不了袁昶、许景澄等大臣悲壮的死，袁昶冒死上书，以尽职责，他凭的是一颗正直地心，若无胆识和血性，将生死置之度外，何能有此之举，而同他一起上书的许景澄更是中国士大夫的典型，他先将由自己经手，存在俄国银行中的四十万银子取出，归交国库，然后同袁昶一起，再赴死不迟。

每每读史到此总是激动不已，我不为满朝碌碌之辈恨，我为如袁许二公之人哭；他们不死于抵御外侮之疆场，而殁于愚昧及一众弄臣之手。他们知道上奏的后果，虽九死而不悔，“臣等虽死，当含笑入地。无任流涕具陈，不胜痛愤惶惶之至。”

这是多高尚之情操，这是多高古的节气，现在流行“崖山之后无中国”之说，似乎中国的传统气节在其后已丧失殆尽；中国士大夫的气节在明末，也随着钱谦益等人的雨中跪降，早就碎了一地。但是，我们在袁昶等人的身上，依然可以感受到他们气节和人格魅力，他们是有胆识有血性的中国士大夫代表，他们是不应该被国人所遗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