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迟，对现在很多年青人来说，是一个很陌生的名字，但对我们那一代人而言，那可是如雷贯耳，高山仰止，真可谓是文学的楷模。他是第一个在国统区用诗歌歌颂毛泽东的诗人，也是诗坛上唯一享有毛主席亲笔题词殊荣的人。

 他既有诗人的激情，也有理性的思维，他写的《哥德巴赫猜想》和《地质之光》等诸多的报告文学，把陈景润、李四光、周培源等卓有建树的科学家的形象，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难忘1978年那个科学的春天，《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一时洛阳纸贵，人人争读。大家欣赏着他把那枯燥无味的抽象数学，用优美的语言进行了描述，通篇是空谷幽兰、高寒杜鹃、深林中的人参、冰山上的雪莲、绝顶上的灵芝、人类抽象思维的牡丹。每每想起那时的情景，至今犹如口含莲花，余香袅袅，终身难忘，一如昨天。

       但，他却在1996年12月12日深夜12时，12+12+12=36，三十六计走为上，在这个他精心选定的时间到了的一瞬间，他纵身一跃，于是，人间少了一位正直的作家；天堂多的一朵圣洁的莲花。

 对他的离世原因，说法多多，有人说是因第二次婚姻的失败；有人说是他最爱的女儿多年不与之交往；还有人说他是人至老年倍感孤独和寂寞；莫衷一是。按新华社发的通稿只是称他“因病不幸在武汉逝世”。

 其实，真正让他走到这一步的是对现实的不满；是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拒绝。他一生追求真善美，看不惯社会上的假恶丑，他是个有尊严、有追求的理想主义者，他译述的《托尔斯泰传》中，托翁最后以82岁的高龄，在寒冬里独自出走的结局成了他的决择。他也要如他的诗友徐志摩的诗所描绘的那样：“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

 那时的乱象与今天不同，那时候是研究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写书的不如卖书的，假药、假酒、假货充斥市场。他主编的严肃文学杂志《长江文艺》滞销，订数下降再下降，只剩不到一万份；而同在武汉的通俗刊物《今古传奇》却发行两百万份以上。悬殊如此之大，书商们疯狂盗版刊印畅销书赚大钱，过着土豪似的生活，而他辛勤写书，只能住在冰窖似的卧室内，被冻得彻夜难眠。有位好友特地安排他住进温暖的星级宾馆，以度过寒冷的冬夜。他高高兴兴去了，洗完澡刚躺下，电话铃响起：“先生，你要按摩吗？你要陪夜吗？我这就过来”。

这种本末倒置的社会让他实在想不通。世风为何如此颓败，道德为何如此沦丧。面对如此无奈的环境，岂能随波逐流、苟且偷生！但他只是一介文人，能有何为？这位嫉恶如仇、心灵像冰雪一样纯净的诗人选择了逃避，一连串的想不通，促成了诗人之死，酿造了这一震惊文坛的悲剧。

 他走了，如飞花落地，去天堂追寻他心中那绚丽的春天；他走了，以诗人最诗意的方式，悄然谢幕。《英雄交响曲》送他远行，高悬的挽联寄托了人们对他一生的评价：

 与祖国共安危与人民同甘苦悠悠六十载跋涉遍神州堪称时代歌手；

 为历史写丰碑为新人树形象煌煌千万言誉满海内外无愧中国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