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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刚，1956年生，安徽安庆人，著名历史学家，现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张国刚先生治学领域广泛，尤其在隋唐史、中西文化交流史领域颇有建树，主要著作有《唐代藩镇研究》《佛学与隋唐社会》《唐代家庭与社会》《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观：一个历史的巡礼与反思》《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明清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等。近年来，张国刚在历史知识的传播、普及方面投入大量精力，他为清华大学本科生讲授《资治通鉴》的课程，近日结集为《〈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一书在中华书局出版，本报记者围绕这本新书采访了张国刚，以下是文字实录。

时代潮流是家国兴衰的重要动力，领导者要有居安思危的意识

记者：其实历代正史都谈家国兴衰，为什么您特别选择《资治通鉴》这本书来谈家国兴衰呢？

张国刚：中国的史书两个系列最重要，一个是编年史，一个是纪传体的“二十四史”。“二十四史”总体上是断代史（《南史》、《北史》是几个分裂王朝的断代史），只有《史记》是通的，但是它通的那部分恰恰很简略。《资治通鉴》这样的编年史，其实包括了“二十四史”里面十七八部正史的内容。它的时段比较长，作者的出发点又比较强烈，专讲家国兴衰、民生休戚。《资治通鉴》作为一本专门探讨家国兴衰的史书，可以说在中国的历史著作里面无出其右者，所以曾国藩讲“窃以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正公《资治通鉴》”。司马光本人是一个大史学家，也有非常好的文学修养，所以他笔下出来的东西，既符合史学的规范，可读性也强，司马光还是一个大政治家，他对政治有切身的体会，所以在选材、在安排内容的时候，他会更着重家国兴衰这一点。

记者：您的新书集中在谈家国兴衰的道理，每一讲、每一个小故事都透露出不同的家国兴衰的道理。您认为从总体上看，中国历史中家国兴衰的动力是什么？

张国刚：时代的潮流最重要。你看项羽的亡和刘邦的兴，不仅仅是两个人的领导力高下的问题，项羽他代表不了历史潮流，因为他的分封制实际上对那个时代来说已经过时了，他想回到秦以前去，刘邦的路径是合适的，所以最后他赢了。你再想西晋也是这样，西晋就是一个大分封，西晋也很快灭亡了。唐太宗也曾经想实行分封，但是后来没有。这就与一个时代的潮流有关系。南北朝时期，民族融合是一个潮流，所以你看凡是不能处理好民族融合问题的都很难立足。这是从战略层面来看的。

从战术层面来看，领袖本人的领导力是很重要的。这个领导力是什么呢？就是跟你的团队分享的能力。韩信在讲刘邦和项羽的时候就特别讲到，刘邦能够跟大家分享，但项羽就不能。项羽看到别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但是真正别人立了功，要给他封官晋爵时，他就舍不得了，“印刓敝，忍不能予”，自己把印绶磨坏了，也舍不得给别人。人才的向背靠什么？看你能不能跟他分享，看他在你这里有没有用武之地。韩信、陈平在项羽那里没有用武之地，而在刘邦这里有用武之地。

我还想谈一下国家兴盛要靠几代人的持续努力，这尤其体现在秦的统一上。我讲秦的统一有三个原因。第一个是它的制度改革带来的红利。商鞅变法后，秦国系统地建立了一套奖励耕战的制度，就是把资源用在耕和战这两个方面。嬴政之前的六代秦王，从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襄王、秦孝文王到秦庄襄王，有短命的，但是没有昏庸的，每一代国君都非常优秀，一百多年来持续推进奖励耕战的政策。第二个是秦国在发展过程中很注意外交战略上的调整。秦惠文王就是芈月（芈八子）的丈夫那个时候，他尽量避开正面冲突，攻打巴蜀。巴蜀巩固以后，到秦昭襄王时，用远交近攻的方法逐渐蚕食东方六国。后来到李斯时代，他着力破坏对方的执政团队，收买不成暗杀，暗杀不成离间，把治国的人才搞掉，让秦国的军队进来。这三个阶段的外交政策，是根据秦与六国关系的变化而调整的。

第三个是要持续让战略层面的东西在战术层面落地。这里我举隋唐之际的李密来说明。李密的形势那么好，比李渊强多了，但他的战略完全是模糊的。他说隋炀帝罄竹难书，后来他又投靠了隋。宇文化及杀了隋炀帝，你应该感谢他把罄竹难书的人杀了吧，最后他又打宇文化及,甚至投降了隋东都皇泰政权。自己没有战略目标，我跟着你打革命到底为谁呢。李密就是战略上不清楚，所以战术动作都是错的。

记者：您在讨论家国兴衰的时候，非常注意把制度性的因素和人的因素区分开来。比如天宝末年，唐朝由盛转衰，当然和唐玄宗晚年的昏聩有关，但您还提到了当时制度创新不足这个原因。

张国刚：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有的时代是发展转折时期。秦汉之际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期，唐宋之际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期，它不一定马上显出转的样子，可能它的苗头在前一个时代就出现了，这个时候你顺着时代的潮流走就能够走得顺畅。

唐朝发展最大的红利有两条。第一条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这个红利在隋朝其实已经达到高潮了。隋炀帝大业年间，官方统计全国人口五千多万，唐朝到开元年间才达到五千多万，等于说中间一百多年白干了，这都是隋唐之际农民战争造成的。第二条是前期均田制等制度带来的红利。中国历史讲“耕者有其田”，两汉的土地兼并非常严重，北朝用均田制开始解决这个问题，可是这个制度带来的红利，到开元天宝年间已经结束了，国家给每家每户男丁100亩田的做法已经持续不下去了。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很难再用指令去解决土地兼并的问题，所以《通典》说：“开元之季，天宝以来，法令弛坏，兼并之弊，有逾于汉成哀之间。”但唐玄宗没有主动做出调整，而是不断想回到过去的制度。开元二十五年（737），唐玄宗颁布了最详尽的《均田令》，他这个努力完全是违背经济潮流的。宋朝不是这样，宋朝针对土地兼并推出了主客户制，就是有土地的主户,你要交税服役，没有土地的客户，你就不交税不服役。宋朝是顺应了时代变化的，这个变化其实是非常残酷的，是唐后一百多年慢慢推过来的。

军事制度也是这样,严格说起来中国历史上唐朝之前没有职业兵，除了首都的禁卫部队之外。打仗的时候是兵，不打仗的时候就回家，农闲训练，农忙种地。但是唐朝开元年间的情况不一样，由于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交流，周边民族都起来了，对唐朝边疆形成很大压力，这时候用府兵制也就是半民半兵的办法已经不行了。这个制度不能反映当时唐朝面临的边疆形势。而且，你在边疆放50万军队，中央只有几万人的轮番的禁卫兵，这在冷兵器时代是严重威胁中央安全的，所以这个制度也要创新。唐玄宗为什么没有创新？他的进取心没有了，他已经把自己个人的安乐，放在了长治久安的谋划上面。

所以我想一个领导人一定要居安思危，要能够面对现实，调整自己的政策，做制度上的创新。唐玄宗面对时代的变革，最后是被迫推着走的，后来唐朝颁布两税法，不以人丁为本，以资产为宗，还有军事制度上的创新，在中央建了15万的神策军，开始能掌控地方，都是因安史之乱被迫做出的改变。

中国文化构建出的道德体系，对垂直流动激烈的中国社会能起到构建良善秩序的作用

记者：现在社会上对于像家风这样与家相关的文化越来越重视，我们报纸也做了非常多家规家训的内容，您研究过家法，那家法是怎样形成的？

张国刚：小家的概念是商鞅变法以后才有的，过去都是大家族。商鞅变法以后，必须要分家。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为了重建儒家经典，他允许一个经典有不同的流派来进行传授。《易》《书》《诗》《礼》《春秋》这五经都有不同的家族来传授，各有各的家法。这个家法首先是文字的不一样，谁也不知道哪个文本是最正确的，而且五经有很多内容与礼仪相关，所以文字上的不一样会导致对礼仪的理解不一样，在举行礼仪的过程中也会有不同的做法。因此经典理解的家法差异，移形换步发展成为各个儒学世家之间礼法门风的差异。

在南北朝的时候，就有人出来做一些统一的工作，因为这个时代的世家大族各有各的家法。你知道这些世家大族为什么是世家大族？就是世世代代“经明行修”，经典能有透彻了解，而且品行得到修炼，儒家经典内化为士族的家法门风。祭祀的时候用什么祭品，儿媳妇过门见公婆用什么礼仪，各家都有一些不同的规范。这样在南北朝就已经开始在统一这些东西，《颜氏家训》就谈到了很多。

唐朝搞科举考试，必须把儒家经典文本也统一了，这就是《五经正义》。文本统一后，文本上家法的差别就彻底消失了。而士家大族本来各有各的家法，也开始走向融合了，敦煌文书中出现了书仪，书仪就是告诉大家家法应该如何做。这样家法就成了士大夫日常礼仪往来的行为规范。宋代有司马光、范仲淹这些人出来编自家的家法，但其实在内容上已经没有很大差异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原来家法只是在士大夫这个层次传播，后来也普及到普罗大众当中去。这实际上是中国家法的一个流变过程。

其实在《资治通鉴》里，对家教这一块有很精彩的说法。比如东汉有一个人叫疏广，他认为要对孩子们加强教育，但不是要留很多钱给他们，他说：“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如果你家儿孙是贤人，你给他留很多钱，他就没有奋斗的志向；如果你家儿孙是愚人，你给他留很多钱，他就容易增加祸患。你看，这就是家法。东汉马援在交趾打仗时，写信告诉子侄，说希望你们要做谨慎忠厚的人，不要到外面去忽悠。这些都是我们古人家教的内容。

记者：您对商鞅变法的评价非常高。商鞅变法把大家渴望成功的欲望都激发出来了，所以中国其实非常早就有垂直方向的社会流动，但这种欲望过度释放也是不好的，后世统治者一个重要的课题，就是控制这种欲望。那该用什么方法来控制呢？您刚讲到的家法是不是其中一种解决的方法？

张国刚：商鞅变法对中国影响很大，从理论上来说，一切都有可能，只要你有本事，用现在的话讲是“爱拼才会赢”。你看，商鞅变法奖励军功，因此秦国人在战争中的积极性很高，秦军也成了六国都害怕的虎狼之师。

中国古代一直在不断解决社会流动的渠道问题，秦汉是军功，汉武帝以后是察举征辟制，魏晋南北朝是九品中正制，到隋唐以后就是科举制。所以过去一个年轻人想上升，特别是大量的中产阶级，自耕农这个阶层，他有一定的经济上的力量，不是特赤贫的，他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上升的。这是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

可是这样就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如果没有法律的刚性约束，也没有宗教的强力约束，“爱拼才会赢”可能让这个社会成为一个丛林社会。《资治通鉴》引用贾谊《治安策》，就特别提到，如果父亲向儿子借个锄头，儿子觉得这是我对你的恩惠，婆婆向媳妇借个笤帚、簸箕，还骂骂咧咧，这样的社会是完全没有规范的，所以他要讲国之四维，礼义廉耻。这个中国搞了几千年了，好不容易建起来的，一直到明清，到近代就被彻底扫掉了。

我再讲深一点，就是人的本性是讲自由的，社会的本质是要秩序的。西方人推销的自由民主人权，最大的荒谬就是不讲自由与秩序之间的关联性。秩序靠哪些东西呢？我个人认为是法律、道德、宗教。西方法律强，咱们中国构建出的是一个道德的体系。道德是什么？就是仁义礼智信这一套东西。这一套东西对过度释放的成功欲望能起到平衡的底线作用。虽然这些都不能代替法律的震慑作用，但是如果丢掉了这套东西，人们的心灵没有依归，社会就会乱套。

从汉朝的独尊儒术，到宋明理学，从魏晋士大夫的家法，到宋以来的家规家训，其实都是要解决“爱拼才能赢”，社会可以激烈流动情况下，人们按规则、按秩序办事的底线问题。（本报记者 易舜 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