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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万里同风——新疆文物精品展(二)

(2020-06-18 12:0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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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古代艺术
万里同风——新疆文物精品展(二)


第二章农耕与游牧的交流
先秦时期西域居民的毛纺织、金属饰品及木器加工等手工业生产遍布天山南北,独具特色。新疆的“马X毡奋”和中原地区的“农桑耕织”一样,成为这里先民们生活资料的重要来源,也成为当地进入文明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纺捻毛线,毛纺织也自然成了新_最早发展起来的传统手工业。新疆各地考古发现的毛纺织品,数量众多,做工精美,印证了新疆早在这一时期就拥有了很发达的毛纺织加工业。饰品及木器加工方面,装饰精美,种类繁多,刻画着各种各样的动物纹饰。历史上,养育中华民族及其先民的东亚大陆,既有农耕区,也有游牧区等。各种不同生产生活方式族群的交流互补、迁徙汇聚、冲突融合,是推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

[转载]万里同风——新疆文物精品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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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万里同风——新疆文物精品展(二)

[转载]万里同风——新疆文物精品展(二)

扎滚鲁克墓地
位于且末县境内,墓地的年代上限距今约3000年,下限至魏晋时期。出土文物主要有陶器、石器、骨木器、毛织物、丝织品、皮制品等。其中,两件木箜篌是新疆地区乃至全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箜篌乐器实物。具有特色的陶器、骨木器、精美的毛织品、鸟纹刺绣丝织物、“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等,表现出与中原文化、丝路文化以及北方草原文化交流融合而形成地域文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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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竖箜篌
距今约2700年。且末扎滚鲁克1号墓地14墓出土。长方形音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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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竖箜篌
距今约2700年。且末扎滚鲁克1号墓地14墓出土。椭圆形音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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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滚鲁克墓地出土的木腰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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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地螺旋纹褐
战国
1985年且末扎滾鲁克4号墓出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这块织物染成黄色,其上有红色手绘连续的双线螺旋纹及圆点纹,明丽鲜艳。“褐”是用粗麻线织成的粗布,是古代居民常见服饰的原料之一。新疆地区因为气候干燥,很多掩埋在千年古墓中的织物在出土时依然保持着鲜艳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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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纹毛褐
西周
1985年且末扎滚魯克4号墓出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这块织物染成黄色,其上以红色手绘连续的动物纹,从动物的形态及身上的花纹看应该是老虎,另有一种动物可能牛或羊。虎纹头向左右错开,显示出一种平衡中求变化的设计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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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编织带
西周
1985年且末扎滚鲁克5号墓出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带子由毛线编织而成,下端分作四股穗子,每股穗子都可以红、黄、蓝三种着色毛线分步骤缠绕,形成不同的色调组合,穂子末端蓬松散开如流苏。编织穗带是古人衣装上的装饰物,色彩鲜艳,造型美丽,体现了古代居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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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羊纹木雕盒
春秋——战国
1996年且末扎滚魯克1号墓地64号墓出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木盒呈长方形,内嵌子母口,缺盖。盒的两侧面以减地方式浮雕狼纹,狼腹部雕刻一只羚羊头,意味着羊已经被吃到狼的腹中。狼的身体形态与盒体巧妙融为一体,羊头造型也与狼的身体形状叠加为一个统一的整体,造型虽然简单,却体现了制作者高超的艺术构思与表现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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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鹿纹木桶
春秋战国
1996年且末扎滚鲁克1号墓地24号墓出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木桶为原木挖空制作而成,子母口的形式表明制作时还配有对应的桶盖,但出土时未发现。木桶腹部涂以黑漆,并用减地的方式雕刻出羊、鹿纹饰,羊与鹿的造型与草原游牧民族金饰牌上动物形态风格一致。木桶不易破碎,也适合游牧部落的生活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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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勺
春秋——战国
2001年且末扎滚魯克1号墓地123号墓出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角勺是用动物的角削刻、打磨而成。勺呈长圆形,内残留黄色颜料痕迹,可能是当时妇女调颜色的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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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串珠
舂秋一战国
1998年且末扎滾魯克1号墓地113号墓出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骨串珠由小型动物骨骼打磨而成,大小不一,直径0.15—0.4厘米,共计60粒,是一件实用的项饰。扎滚鲁克古墓群是西域一处重要的文化遗产,具有很高的历史、科学和艺术的研究价值。1号墓地位于托格拉克勒克乡扎滚鲁克村西2公里绿洲边缘的戈壁地带,处于车尔臣河西约10公里的堆积阶地上。墓葬分为三期,第一期文化墓葬距今约3000年,数量很少;二期文化墓葬较多,是该墓地的主体文化,年代为春秋一西汉,第三期文化墓葬年代为东汉至魏晋时期。骨串珠出土于1号墓地,属于第二期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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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沟墓地
位于托克逊县、乌鲁木齐市、和静县相交的天山山谷阿拉沟内,由阿拉沟东口、铁二团、军工医院、东风机器厂、东风厂车队、峡尔沟东口、燎原厂、阿拉沟西口、鱼儿沟等墓地组成。时代为春秋战国到西汉时期。1976年以来多次发掘了数百座墓葬。墓葬有砾石封堆,竖穴石室墓。这里是古丝路的重要通道,沟内有4座唐代蜂火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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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方座承兽铜盘
战国
阿拉沟28号墓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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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鸟纹刺绣
战国
阿拉沟28号墓出土
该刺绣上绣有一只凤鸟,凤鸟头部残,但身躯等部分清楚,为飞舞回首形态,羽状饰用多色线绣,针脚均匀细密,线条流畅。凤鸟纹造型特征与长沙楚墓出土凤纹饰样相似。此为新疆较早的丝绣,为研究古代西域与内地的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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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虎纹带形金饰
战国
1977年乌鲁木齐阿拉沟30号墓地出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同墓共出土此类金饰4件,呈长条状,是镶嵌于皮状物上的装饰品。纹样系捶揲加工而成,两虎相对,虎视眈眈,欲作争斗状。虎有翼做踞卧状,前肢平伸,后肢翻转曲至背部。动物纹是北方草原常见的一种纹样风格,分布相当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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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形金箔饰
战国
1977年乌鲁木齐阿拉沟30号墓地出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这件狮形金箔饰制作精美,是用整块金箔捶打模压出雄狮扑食的形象,雄狮竖耳,张口睁目,前腿下压一猎狗作咬噬状,后腿和尾向上翻转,显得强健有力,鬃毛卷曲,细腰,身饰弧形条纹和圆涡纹,具有极强的立体感。
动物形牌饰是北方草原民族常用的饰物,其造型多为虎、狮、鹿、狼、羊、牛等活跃于北方草原的野生动物和牧养动物。从古至今,活动于新疆地区的大型食肉猛兽有新疆虎和豹,没有狮子活动的迹象。这件动物牌饰的造型乍看像虎,但颈部却有浓密的鬃毛,因此专家认为这应该是狮子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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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纹金牌饰
战国
1977年乌鲁木齐阿拉沟30号墓地出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同墓出土同类器物共7件,纹样基本相似,圆形,利用金片捶揲出浮雕纹样。老虎躯体翻转卷曲呈圆形,头高昂,前爪抬至颌下,后爪至脑后,极富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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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头纹骨饰
战国
1977年乌鲁木齐南山鱼儿沟28号墓出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骨饰由动物腿骨雕刻而成,表现了左向虎头的局部侧面,竖立的耳朵、圆瞪的眼睛和张大的嘴,形象夸张逼真。骨饰中空,上下钻出直径为0.8厘米的孔,用以固定。从构图看,骨饰应该是一个完整老虎造型饰物的一个部分,前后应该还有其他骨饰与之连缀,可惜已经缺失。鱼儿沟墓地位于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地处天山山脉中部两条东西向山谷的交汇处,是古代丝绸之路通往南北疆的要冲。遗址内涵丰富,保留了数十组春秋战国时代的房屋遗址和大量的陶器、石器、铜器、木器等遗存,为研究新疆古代历史文化的发展与演变提供了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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坠石金耳环
战国
1977年乌鲁木齐南山鱼儿沟出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此耳环主体为螺旋纹金铸造,对称焊接四个小环,其中上环套耳挂勾(已缺失),两边小环各套一穿石珠的小坠,下面小环套一穿绿石坠的小环。
这件耳环制作精细,造型美观,表现了新疆古代居民的工艺水平和装饰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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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绿松石金耳环
战国
1977年乌鲁木齐南山鱼儿沟出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此器用金线缠绕成环焊接而成,耳挂勾处是一不封口的大环,下面焊接一小环,小环套一绿松石坠,坠下焊接四粒小金珠。掐丝,焊接。
金器一直是深受西域人喜爱的装饰品,新疆各地均出土了大量的黄金制器,它们或为捶揲而成,或为铸造而成,其造垔、工艺往往因受到东、西方不同区域文化的影响而带有一些异域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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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丝路华章
汉唐盛世为古丝绸之路留下了最为绚丽的华章。自西汉以来,历代中央政权都行使着对新疆地区的管辖权。西域都护府、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等机构的建立,屯垦戍边的实施,促进了西域各地的稳定与发展,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有力地推进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进程。大汉雄风、盛唐气象,是这个时期中华各民族共同铸就的辉煌。汉唐的胸襟与自信承载着别样的盛世华章,西域各地呈现出多民族融合、多宗教并存、多元文化兼容的盛况,表现在语言、文学、音乐、歌舞、绘画、书法、雕塑、饮食等诸多方面。从商贸活动到文化交流,带来了文化融合的多元格局,并汇集为开创新时代的动力,最终形成了以汉唐为核心向四周辐射的中华文化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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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凿空西域令行天山
张骞在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和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的两次出使西域,标志着丝绸之路的正式开通。同时也加深了中原地区对西域的了解,密切了两地之间政治、经济联系,是西汉统一西域的序曲。公元前60年,西汉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县境内)设立西域都护府,统辖西域地区军政事务,首任都护郑吉。“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始自张骞,而成于郑吉”。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唐朝灭高昌,先后设置安西大都护府和北庭大都护府,统辖天山南北。同时,在伊、西、庭三州建立与中原一致的各种制度,如州县、乡里、城坊、邻保等行政制度;均田、租庸、徭役、差科等经济制度;镇、戍、烽堠、守捉、折冲府等军事制度;馆驿、车坊、马坊、长行坊等交通制度。吐鲁番地区出土的唐代官府文书,最能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全方位地说明中央政权在此地实行的主权与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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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西域都护府示意图
唐西域军镇守捉与交通路线示意图
张骞出使西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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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时期历任西域都护表/唐代安西都护、大都护简表/唐代北庭都护、大都护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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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西域官府印谱
皆为吐鲁番出土的官方文书上的印钤,印文是5厘米见方,篆书阳文两行。唐代都护府下的行政系统分为两种,一种是州、县制;一种是羁X府、州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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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凉王宗上太守啓
东晋
1964年吐鲁番哈拉和卓3号墓出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这是前凉建兴三十六年(公元348年)王宗写给高昌太守的文书。前凉为东晋时期的“十六国”之一,偏据西北,积极经略西域。前凉张骏建兴十五年(即东晋成帝咸和二年,公元327年)十月前后,正式设置高昌郡,郡设太守。从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上看,高昌太守具有世袭、久任和土著化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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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兵曹刺为点阅兵人事
东晉
1964年吐鲁番阿斯塔那22号墓出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这是记录兵营点阅兵士情况的官府档案。“兵曹”为古代管兵事等的官员。汉代为公府、司隶的属官。唐代为府、州设立的“六曹”(或“六司”)之一,在府称“兵曹参军”,在州称“司兵参军”。这件档案出土于吐鲁番地区,说明在前凉经略西域时期,这里也实行与内地相类似的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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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苏毕梨领屯米状
唐代
1928年新和通古斯巴西古域附近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这是著名考古学家黄文弼先生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期间在通古斯巴西古城附近发搌的,为唐政府发给屯田军士白苏毕梨粮食的记录,此入应为白姓龟兹人,通古斯巴西古城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和县,唐代为安西大都护府治下的军事重镇,是占代龟兹较大的古城堡之一,安西大都护府在这一带实行军屯,收获的屯米一部分供屯田军士自用,剩下的上缴储存,由仓督、监仓官、屯官、监纳官共同检验入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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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达借粮残契
唐代
1928年新和通古斯巴西古城附近发掘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这是著名考古学家黄文弼先生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期间在通古斯巴西古城附近发掘的,为唐代李明达向蔡明义借粮所立的契据,约定四月借粮,八月、十月分批偿还。李明达蔡明义当是由内地迁往龟兹、以耕种为业的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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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苟仁租葡萄园契
唐代
1967年吐鲁番阿斯塔那93号墓出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这是平民严苟仁租用普通葡萄园的契约,租用期五年,以铜钱支付。第一年因葡萄枝短(可能是新栽植不久)不用交纳租金,第二年交纳租金四百八十文,第三年六百四十文,第四、五年各交八百文,合计二各七百二十文。契约中的年、月、日等字均为武周新字,反映了唐代唐昌地区与中央政权的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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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五铢”铜钱
汉代
1966年吐鲁番阿斯塔那62号墓出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圆形,方孔,钱面铸阳文篆书“五铢”二字。“五铢”钱始铸于西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至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废止,是中国钱币史上铸行最久、行用时间最长的货币。它是以重量为名称的钱币,但其与实际重量巳不相符。它有官铸、私铸之分,大、小、薄、厚多种规格,凿穿、剪边、磨廓等多种样式。“五铢”钱是汉代的主要流通货币之一,张骞凿空西域后,“五铢”钱通过商贸与“纳贡”回賜的方式流向西域地区。新疆各地出土了大量此类铜钱,反映了汉中央政府对西域地区的管辖与两地频繁的经贸往来。
2、“五铢”铜钱
南北朝
1950年库车地区出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圆形,方孔,大小不等,钱文“五铢"二字残留成缺损,边廓及钱肉均被剪去或錾切。此类“五铢”铜钱被称为“轮五铢”"剪边五铢”或“錾边五铢”,是东汉中晚期物价上涨、铸币缺资少锏、货币流通混乱情况下的产物。钱币的边廓被剪,实际重置减轻,大小不等,周边也不整齐,被剪下来的钱廓、钱肉则被重新熔铸成小铜钱。有些"剪轮五铢”是直接范铸成型,其制作之初就有偷工减料之目的,"五铢”铜钱大量出现于新疆地区,既满足了市场流通的霱要,也是中原地区与新疆地区密切交往的物证•
3、龟兹五铢铜钱
1950年库车地区出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圆形,方孔,正面铸阳文篆书“五铢”,背面铸“0"文字符号,是当地仿照汉“五铢”铜钱制作的饯币,有学者将文字符号释读为龟兹文,故称为龟兹五铢铜钱或汉龟二体钱。也有学者将文字符号释读为乌古斯部族的印记符号,是该部族建立的滑国所制。此钱具有一定的地方特色,其形式与铸造工艺与中原地区制作的“五铢”铜钱一致,钱币文字采用汉文与当地文字合璧的形式,反映了新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的密切联系。
4、“高昌吉利”铜钱
南北朝一唐
1966年吐鲁番征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圆形,方孔,正面铸阳文隶书“高昌吉利”四字。“高昌”是国名,“吉利”为吉语,该钱是流通货币还是压胜钱尚无定论。现存“高昌吉利”铜钱的数量不多,多发现于新疆吐鲁番一带,出土区域集中在高昌故城附近,推测是西域地方政权麴氏高昌国时期(公元499年一640年)铸造的地方钱币。吐鲁番地区古称高昌,自古以来就是东西和南北交通的十字路口,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
5“开元通宝”铜钱
唐代
1994年伊宁县征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唐开元通宝钱始铸于武德四年(公元621年),至唐末仍在使用。开元通宝钱文由唐代著名书法家欧阳询书写,有青铜、铁、铅、金、银五种材质,钱币直径一般为2.4厘米左右。自开元通宝的铸造是我国钱币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标志了铢两制的终结与宝文钱制的建立,是我国衡法改为十进制的开始,影响广泛,意义深远。开元通宝在西域地区及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发现体现出了大唐王朝在政治与军事上的强大影响力。
6、“大历元宝”铜钱
唐代
伊犁征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7、“建中通宝”铜钱
唐代
库车哈位墩出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20世纪90年代,通古斯巴西古城遗址遭盗掘,之后文保工作者发现一批铜钱,数量达3000余枚。这些钱币大多铭刻“大历”“建中”年号,然而此种年号的钱币并末出现在任何唐代史载中。从铜钱的铜质、铜色,以及铸造工艺观察比较,此类钱皆用红铜所铸,而非一般所用的青铜,并且工艺粗糙,远不及全国通行的开元通宝或乾元重宝。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西域河西、陇右道以及安西、北庭都护府的驻军大部回调,入关勤王;西域各地方也纷纷派军东去平叛,如龟兹王派其弟白孝德统领龟兹军,于阗王亦带兵新征。吐蕃军此时乘虚而入,攻陷河西,西域同内地的联系被阴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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