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赐平凉县尹王轸父谕》的历史影响与现代启示

·曹克考·

 

一、引言：一封家书引发的帝王褒奖

《赐平凉县尹王轸父谕》是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四年（1371）颁布的一道诏书，它源于一封普通的家书，却因被皇帝亲自表彰而载入史册。这道诏书的核心是表彰浙江嘉兴举人王轸的父亲“善教其子”，通过赐白金百两、附子五枚、川椒五斤、绢十匹等物质奖励，以及免除杂役、兵役等特权，树立了一个家庭教育与国家治理相结合的典范。

本文旨在深入探讨这一历史事件背景、对后世影响及其现代启示，揭示朱元璋通过个案治理将“吏治、教化、伦理”相绑定的治国理念，为理解中国传统政治“德治与法治结合”的逻辑提供典型案例。

这封家书的特殊性在于，它是在御史台管勾宇文桂因案被审查时被发现的。当时宇文桂藏有百余封书信，多为“阿谀奉承之语”或“私牝求进者”，而王轸父的家书却“语言谆切，教以忠孝”，这种反差引起了朱元璋的极大兴趣。在元末明初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这封家书及其引发的帝王褒奖，成为了朱元璋整肃吏治、重塑社会风气的重要契机。

 

二、历史背景：明初亟需巩固政权与重塑社会秩序

2.1 元末吏治腐败的历史教训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修复元末战乱的社会创伤、重建中央集权秩序。元末因“吏治腐败、赋役繁重、权贵专权”引发大规模农民起义，最终导致元朝覆灭，这一教训被朱元璋深刻铭记。

他曾在《御制大诰》中痛陈：“元末官吏，贪墨鄙猥，无所不至，遂使天下大乱。”在诏书中，朱元璋明确指出：“昔元之初得天下，人材皆务实学，故贤能由公道而进；后元之失天下，世俗皆尚虚名，故赃私干权门而用。”

这段话深刻揭示了朱元璋对元朝兴衰的认识：元朝初期重视实学，贤能通过公正途径晋升；而后期崇尚虚名，导致贪腐盛行，最终失去天下。这一认识直接影响了朱元璋的治国理念，尤其是对吏治的重视。

2.2 洪武初年的政治环境与吏治状况

洪武初年，明朝虽已建立，但全国尚未完全统一，政治环境仍不稳定。军事上：明朝刚平定四川（洪武四年正月，朱元璋派汤和、傅友德率军灭夏蜀政权），全国统一大局基本奠定，但地方治理仍需完善。经济上：元末战乱导致人口锐减、土地荒芜，朱元璋正推行“休养生息”政策，而“吏治清明”是保障经济政策落地的关键。

然而，当时的吏治状况不容乐观。据史料记载，明初各级官员贪赃枉法现象严重，“赃吏贪婪如蝇蚋之趋朽腐，蝼蟻之慕腥膻”。

朱元璋虽已制定严格法律，但贪官污吏仍前腐后继，这使他意识到单纯依靠法律惩戒不足以解决问题，必须从思想根源上进行治理。

2.3 朱元璋的治国理念与“重典治吏”政策

朱元璋出身布衣，对元末吏治腐败有切身体会，因此他采取了强化中央集权的“重典治世”方略，尤其是侧重于“重典治吏”。他认为，“吏治澄清者百余年”，为明朝前期的繁荣铺平了道路。朱元璋的：“重典治吏”思想主要基于以下几点：

元朝覆亡的深刻历史教训：朱元璋认为元朝之所以被农民大起义推翻，主要原因在于“朝廷孱弱，或福下移，纲纪废弛，吏治不修，腐败横行”。

建国初期复杂的政治和社会形势：明朝建立初期，北方的蒙元残余势力仍虎视中原，农民起义余波未平，而受宋元两朝吏治失之过宽的影响，明初官僚队伍纪律松弛，贪赃枉法行为不断发生。

“明刑弼教”的法律思想：朱元璋注重礼的重要性，以“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

他认为，通过严厉的法律可以辅助道德教化，达到治理国家的目的。在这一背景下，《赐平凉县尹王轸父谕》的颁布，既是朱元璋“重典治吏”政策的补充，也是他尝试通过表彰正面典型，来引导社会风气的重要举措。

 

三、《赐平凉县尹王轸父谕》的形成过程与内容分析

3.1 家书的发现与帝王的关注

《赐平凉县尹王轸父谕》的形成，源于一个偶然事件。洪武四年三月，王轸的父亲王升因担心其子年少为官，恐做出误国误民之事，于是修书一封，托正在浙右巡检的御史台管勾宇文桂转交王轸。然而，宇文桂恰在此时因涉嫌犯法被讯问审查，其所藏百余封书信俱被没收。

朱元璋亲自审阅了这些书信，发现多为“阿谀奉承之语”或“私自请托买官”的内容，令他极为愤怒。然而，在这些书信中，王升的家书却与众不同，它语言淳切，教以忠孝，如一股清风拂面，令朱元璋大为赞叹：“子之贤否虽未可知，然薄俗中有善于为人父者如此，谁能出其右哉？”

这封家书的内容主要分为四层：第一层是父亲对儿子的挂念；第二层是王升述说了自己的近况及盼子女在身边侍奉的愿望；第三层是核心，强调三点：做官要廉洁奉公、修身报国、知法守法；第四层嘱咐儿子购买特产时不要忘记纳税。其中，最令朱元璋欣赏的是第三层内容，特别是“凡事须清心洁已，以廉自守。食贫处俭，儒者之常，慎勿以富贵为念”和“治民以仁慈为心，报国以忠勤为本”等教诲。

3.2 诏书的颁布与表彰措施

朱元璋对王升的家书极为赞赏，随即颁布了《赐平凉县尹王轸父谕》，对王升进行表彰。诏书中明确表示：“劝善惩恶，移风易俗，实有国之善治。”

这表明朱元璋将表彰王升视为治理国家的重要手段。具体的表彰措施包括：

（1）物质奖励：赐白金百两、附子五枚、川椒五斤、绢十匹。

（2）免除杂役：令有司除本户杂役。

（3）继续担任里长：依旧应当里长。

（4）兵役豁免：“其亐兵不须再役”（“亐”为古“于”字，指曾服兵役者不必再服役）。

（5）精神表彰：御笔钦书“旌善”匾额悬其王家之门第。

这些措施不仅是对王升个人的表彰，更是通过物质和精神奖励相结合的方式，向全国传递朱元璋对家庭教育和官吏品德的重视。

3.3 家书与诏书的历史价值

《赐平凉县尹王轸父谕》及其所表彰的家书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1）反映明初政治生态：通过这一事件，我们可以窥见明初官场的真实状况，以及朱元璋对吏治腐败的深恶痛绝。

（2）体现朱元璋的治国理念：诏书不仅体现了朱元璋的“重典治吏”思想，也展示了他重视道德教化、将家庭教育与国家治理相结合的治国理念。

（3）展示明初社会价值观：王升的家书中强调“忠孝”、“廉洁”、“守法”等价值观，反映了明初社会的主流价值取向。

（4）提供家庭教育的典范：王升的家书成为明代“官员家训”的标杆案例，对后世的家庭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封家书和诏书的历史价值不仅在于它们本身，更在于它们所反映的明初政治、社会和文化状况，以及它们对后世产生的深远影响。

 

四、《赐平凉县尹王轸父谕》的历史影响

4.1 政治治理层面：强化“吏治教化”与“皇权示范”

《赐平凉县尹王轸父谕》对后世政治治理产生了深远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4.1.1 完善“恩威并施”的吏治体系

朱元璋通过此诏书确立的“以正面典型辅助重典治吏”的思路，成为明代乃至后世封建王朝治理贪腐、规范官僚行为的重要参考范式。

洪武朝前期以“重典惩贪”为核心（如《大明律》《大诰》对贪腐的严苛量刑），但单纯的惩戒易引发官吏抵触，而《赐平凉县尹王轸父谕》首次以“帝王诏书”的形式，将“家庭教育”与“官吏品行”直接挂钩，填补了“重典”之外的“教化空白”。

这种“惩恶+劝善”的双轨模式，被后世明朝皇帝继承：如永乐朝表彰“拒贿守节”的地方官，宣德朝推广“清官家训”，本质都是对“王轸父谕”中“树立模范、引导风气”思路的延续。

清代也借鉴此逻辑，如康熙朝表彰“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龙，乾隆朝推广《御制训饬州县官谕》，均以“正面典型”强化官僚群体的道德自觉，形成“惩戒震慑+榜样示范”的完整吏治体系。

4.1.2 强化“皇权直接干预教化”的传统

在传统政治中，“社会教化”多由地方官府、士绅群体主导，而朱元璋通过此诏书，将“家庭教育的优劣”纳入“皇权关注范畴”：不仅亲自审阅书信、评判是非，还以“赏赐、免役”等特权直接奖励“善教之父”，实则是将“教化权”收归皇权，强化“帝王为天下教化之核心”的认知。

这种“皇权主导教化”的模式，成为明代政治的重要特征：此后明代皇帝频繁颁布“圣谕”（如朱元璋《教民榜文》、朱棣《圣学心法》），直接干预民间伦理、家庭教化；清代的“圣谕广训”（如康熙《圣谕十六条》）也延续这一逻辑，本质都是对“王轸父谕”中“皇权深度介入教化”传统的继承，进一步巩固了“皇权统摄政治、文化、伦理”的集权格局。

4.1.3 对后世监察制度的影响

朱元璋通过表彰王轸父，实际上也强化了监察制度的作用。在这一事件中，御史台管勾宇文桂因案被审查，其书信被没收，这一过程展示了明初监察制度的运作。这一事件对后世监察制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加强对官员私人交往的监督：通过审查官员的私人书信，发现潜在的腐败问题，成为后世监察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

重视民意上传的通道：提刑按察使司既是百姓监督官员的受理机构，也是民意上传的通道，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官僚体系的封闭性，为普通民众提供了影响地方治理的制度化途径。

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通过监察制度，中央政府能够更有效地控制地方官员，防止地方势力坐大，维护中央集权。

4.2 社会教化层面：固化家国同构与“家庭教育的伦理规范

《赐平凉县尹王轸父谕》对后世社会教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4.2.1强化“忠孝一体”的价值认知

诏书明确将“王轸父教忠孝”与“薄俗中善为人父”挂钩，强调“家庭教忠孝”是“官吏守廉耻”的根基：这一逻辑将传统“家国同构”理念具象化：“父教子孝”是“家道”，“子为吏忠”是“国道，二者本质相通。

这种认知深刻影响了后世的社会伦理：明代中后期，“忠臣必出孝悌之家”成为普遍观念，士绅群体纷纷撰写“家训”（如《朱子家训》在明代的广泛传播、袁黄《了凡四训》强调“忠孝传家”），均以“王轸父”式的“善教”为理想范本；清代乃至近现代，“家庭教育重忠孝、个人品行系家国”的观念仍深入人心，本质是对诏书所传递的“忠孝一体”价值的长期延续。

4.2.2 推动“官员家训”的流行与规范化

王轸父的“教子家书”因被皇帝表彰，成为明代“官员家训”的“标杆案例”（在此之前，家训多为士绅家族内部传承，而“王轸父谕”将“官员家庭的教子内容”提升到“国家治理所需”的高度，推动了“官员家训”的公开化、规范化）。

明代中后期，大量官员开始撰写、刊刻“家训”并明确以“忠孝、清廉”为核心内容（如徐阶《庭训录》强调“为官不贪”，张居正《示季子懋书》教以“务实戒虚”），且多在开篇提及“昔太祖表彰王轸父，盖以教孝即教忠也”，可见“王轸父谕”对“官员家训”创作的直接启发；清代“官宦家训”（如曾国藩《家书》）虽内容更丰富，但“以家庭教育培育为官品行”的逻辑，仍与诏书的导向一脉相承。

4.2.3 促进社会风气的转变

朱元璋通过表彰王轸父，实际上是在推动一种新的社会风气。在元末明初的社会环境中，“尚虚名、轻实学”的士风盛行，而诏书对“务实、忠孝”的倡导，有助于矫正这种不良风气。

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

推动社会价值观转变：从追求虚名转向重视实际能力和道德品质。

促进家庭教育规范化：家长更加重视对子女的道德教育，尤其是忠孝观念的培养。

提高社会对廉洁奉公认可度：通过表彰廉洁奉公的官员，提高了社会对这类行为的认可度和尊重度。

4.3 文化传统层面：塑造“务实戒虚”的士人风气与文献范式

《赐平凉县尹王轸父谕》对后世文化传统产生了深远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4.3.1 矫正“空谈义理”的士风，推动“经世致用”思想的发展

朱元璋在诏书中痛斥元末“世俗皆尚虚名，故赃私干权门而用”，而表彰王轸父“教以忠孝”的“务实”之举，本质是倡导“士人群体需重实德、办实事，而非务虚名、钻营谋利”。

这一导向直接影响了明代士风：明初士人多以“务实治国”为己任（如宋濂、方孝孺强调“学必有用”），避免重蹈元末“空谈程朱、不涉实务”的覆辙；明代中后期，虽心学兴起导致部分士人“空谈心性”，但“经世致用”思想始终是重要支流（如张居正改革、海瑞治政），其源头均可追溯到朱元璋通过“王轸父谕”等文书确立的“务实”基调；清代的“实学”思潮（如顾炎武、黄宗羲强调“学以致用”），也与这一传统一脉相承，共同塑造了中国传统士人“关注现实、服务家国”的核心特质。

4.3.2 成为“帝王诏谕”中“教化类文书”的经典范式

《赐平凉县尹王轸父谕》并非单纯的“赏赐诏书”，而是以“个案切入→批判时弊→倡导理念→落实奖励”为完整逻辑的“教化类诏谕”，其结构与文风成为后世帝王同类文书的范本：

结构上：先以“时弊”（宇文桂案、元末吏治腐败）为背景，再以“正面案例”（王轸父）为核心，最后以“奖励措施”强化导向，逻辑清晰、层层递进。

文风上：既有帝王诏书的庄重（如“其令中书遣人齎朕诏谕”），又有贴近民间的感慨（如“呜呼”“噫”），兼顾权威性与感染力。

此后明代的“教化类诏谕”（如《教民榜文》）、清代的“圣谕”（如《御制朋党论》），均借鉴了这一范式，使“以个案喻理、以恩赏导风”成为封建帝王传递治国理念的重要文书形式。

4.3.3 对中国传统家训文化的贡献

王轸父的家书被皇帝表彰后，成为中国传统家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封家书的内容和形式对后世家训产生了深远影响：

内容上：强调忠孝、廉洁、守法等价值观，成为后世家训的核心内容。

形式上：家书的结构和表达方式，为后世家训提供了范例。

功能上：将家训从家族内部传承提升到国家治理的高度，扩大了家训的社会功能。

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现代，中国传统家训文化中的许多核心观念，都可以追溯到这封被皇帝表彰的家书。

 

五、《赐平凉县尹王轸父谕》的现代启示

5.1 家庭教育与国家治理的关系思考

《赐平凉县尹王轸父谕》最深刻的现代启示之一，是揭示了家庭教育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密切关系。朱元璋通过表彰王轸父，实际上是认识到家庭教育是国家治理的基础。

在现代社会，这一启示依然具有重要意义：

家庭教育是社会治理的基础：良好的家庭教育能够培养出具有良好道德品质的公民，为社会治理提供基础。

家庭价值观与社会价值观的一致性：家庭教育传递的价值观与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一致性，对于社会稳定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家庭伦理与职业道德的关联性：家庭教育中培养的道德品质，如忠孝、诚信、责任等，也是职业道德的基础。

5.2 榜样示范与法律惩戒相结合的治理智慧

朱元璋的“重典治吏”政策虽然在短期内确实抑制了官场腐败，但从长远角度来看，这一政策亦为明朝后期政治黑暗埋下了隐患。而《赐平凉县尹王轸父谕》则展示了另一种治理智慧：榜样示范与法律惩戒相结合。这种治理智慧对现代社会的启示是：

单纯依靠法律惩戒不足以解决腐败问题：法律惩戒虽然能够威慑腐败行为，但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人的思想和价值观。

榜样示范能够引导积极的价值取向：通过表彰正面典型，可以引导社会成员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从源头上预防腐败。

刚柔并济的治理策略更为有效：法律惩戒与道德教化相结合，既保持法律的严肃性，又发挥道德的引导作用，是更为有效的治理策略。

5.3 传统治理智慧对现代廉政建设的启示

《赐平凉县尹王轸父谕》所体现的传统治理智慧，对现代廉政建设具有重要启示：

重视文化和道德在廉政建设中的作用：传统治理智慧强调道德教化的重要性，这对于现代廉政建设仍有启示意义。

关注官员的家庭背景和家庭教育：家庭教育对官员的道德品质有重要影响，关注官员的家庭背景和家庭教育，可以为廉政建设提供新的视角。

建立多元化的监督机制：朱元璋通过御史台等机构对官员进行监督，这种多元化的监督机制对于现代廉政建设仍有借鉴意义。

重视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在《赐平凉县尹王轸父谕》中，朱元璋实际上是通过表彰正面典型来引导社会舆论，这种做法对于现代廉政建设也有启示意义。

5.4 对当代家庭教育的启示

《赐平凉县尹王轸父谕》对当代家庭教育也有重要启示：

重视家庭教育的社会价值：家庭教育不仅关系到个人成长，也关系到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

强化家庭德育的重要性：家庭教育的核心是德育，要注重培养子女的道德品质和社会责任感。

注重家庭教育的实际效果：家庭教育要注重实际效果，而不是追求虚名，要培养子女的实际能力和良好习惯。

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协同：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应当协同配合，共同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

 

六、结论

《赐平凉县尹王轸父谕》是明初政治、文化和社会背景下的产物，它反映了朱元璋的治国理念和重典治吏政策，同时也展示了他对家庭教育和道德教化的重视。

这道诏书的颁布，既是对王轸父个人的表彰，也是朱元璋通过个案治理将“吏治、教化、伦理”绑定的重要尝试。

从历史影响来看：《赐平凉县尹王轸父谕》在政治治理、社会教化和文化传统三个层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它完善了“恩威并施”的吏治体系，强化了“皇权直接干预教化”的传统，推动了“忠孝一体”的价值认知，促进了“官员家训”的流行与规范化，矫正了“空谈义理”的士风，成为“帝王诏谕”中“教化类文书”的经典范式。

从现代启示来看：这道诏书揭示了家庭教育与国家治理的关系，展示了榜样示范与法律惩戒相结合的治理智慧，为现代廉政建设和家庭教育提供了重要启示。

《赐平凉县尹王轸父谕》的历史价值和现代意义，不仅在于它本身的内容和影响，更在于它展示了中国传统治理智慧的精髓：刚柔并济、德法兼治、家国同构。这种治理智慧，对于理解中国传统政治“德治与法治结合”的逻辑，以及思考现代社会的治理问题，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总之，《赐平凉县尹王轸父谕》作为明初政治文化的重要载体，不仅记录了一段历史，更蕴含着深刻的治理智慧和文化价值，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借鉴。

2025年10月6日

 

 

【附录（一）】

《王升家书》

（据《水东日记》整理）

 

家中上下俱无事，倘欲挈家，须在彼稍安，详度可否，然后来取。恐川途迢递，或迁转不常，跋涉劳顿。

我今稀年又一，老景侵寻，倘若朝廷容侍亲，则上章求归，父子相见，以尽余年。若宛转仕途，则相见无日矣。人说有分俸之例，不审果否？如得分禄以养，亦足为荣。若彼处关支，则不必也。

凡事须清心洁己，以廉自守。食贫处俭，儒者之常，慎勿以富贵为念。古人云“贫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正当以此言为受用也。

治民以仁慈为心，报国以忠勤为本。处己当以谦敬，学业更须勤力。暇日即以性理之书及诸经留玩，自然所思无邪。更须熟读新律，自然守法不惑。

饮酒当以康节先生为范，不可纵恣。分俸之事，律许则行，否则不可干其纪也。

此后倘有的便，可买附子一二枚、川椒一二斤，起税而来，余物非所觊也云云。

 

 

【附二】

赐平凉县尹王轸父谕

·朱元璋·

 

朕起草莱，削群雄，一海内，安中国之务，欲天下承平。迩者，诸郡官吏不畏法律之严，奸弊叠兴。

御史台管局宇文桂因事被问，囊中所藏书信百封，尽取目之，悉系浙右儒吏奖誉之言。或是或非，皆欲祸人，中间亦有私托求进者。

呜呼！昔元之初得天下，人材皆务实学，故贤能由公道而进；后元之失天下，世俗皆尚虚名，故赃私干权门而用。朕多涉艰难，备知此矣。其立法未尝不严，而用法未尝不审。然赃吏贪婪，如蝇蚋之趋朽腐，蝼蚁之慕腥膻。噫！若是者，岂非慈父失教于平日耶？抑其子之不孝，不听父之训耶？

今于百封书中，得一善教其子者，系浙右登科举人王轸之父。家书意望管局宇文桂转达平凉、子之任所。书未发，朕偶获见之。其书中语言谆切，教以忠孝。子之贤否，虽未可知，然薄俗中有善于为人父者如此，谁能出其右哉？

劝善惩恶，移风易俗，实有国之善治。其令中书遣人赍朕诏谕，往诣其家，赐以白金百两、附子五枚、川椒五觔、绢十疋，以旌其贤。令有司免本户杂役，依旧应当里长，其亐兵不须（再役）。

              洪武四年闰三月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