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探索与政治正确的争论

   我们的身体与人格特征究竟是由先天遗传因素决定的，还是在社会文化环境中养成的？这种非此即彼的提问方式本身是错误的。所谓“先天”对“养成”（nature vs.nurture）的争论由来已久，但学术界很少有人信奉“基因决定一切”的极端立场，也没有人会完全否认遗传因素的作用。

   主张种族（race）之间有先天的智力高下之分，是种族主义的观点，但这种言论出自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之口则相当令人困扰。沃森被誉为“DNA之父”（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者之一），1962年获诺贝尔奖，还曾主持“人类基因组项目”，是蜚声世界的生物学家。2007年，他因发表“他们（黑人）的智力与我们（白人）不同”等言论，引起舆论哗然和学界抨击，最终他为此公开道歉，随后从他工作了40年的冷泉港实验室退休。

   对于这种铿锵有力的质疑，有一种斩钉截铁的回应：沃森的这种观点首先在科学上是错误的（虽然他是一位科学大师），因为在生物学意义上，“种族”类别（白种人、黑种人、黄种人等）并不存在，这早已是学术界的普遍共识。^[4]许多人误以为不同的肤色表达了种族之间显著的群体基因差异，但肤色差异并没有这种代表性。基因差异主要存在于个体之间，但差异性高低完全不对应所谓“种族”分类。比如，一个人与种族内部某个成员的基因差异，很可能超过与种族之外某位成员的差异程度。社会生活中使用的种族分类，是文化和政治塑造的概念（所谓“社会建构”），并不具有对应的生物学依据。这是目前生物学和人类学界的主流观点，已经有大量的研究证据支持，也有许多相关的科普作品传播。

   那么，生物学真相与政治正确从此就能和谐共处了吗？未必。哈佛大学教授戴维·赖克（David Reich）微妙地发出了一种不和谐的“噪声”，可能“软化”了斩钉截铁的正确答案，激起广泛争议。赖克年仅45岁，已经在遗传学领域做出了许多重要贡献（包括2010年领导研究团队，发现了几万年前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类杂交的证据），位列2015年《自然》杂志“十大重要科学人物”。他不仅在专业上出类拔萃，在政治上也持进步主义立场，曾公开反对沃森的种族主义言论。这样一位“又红又专”的年轻科学家，何以会触及政治正确的敏感神经呢？

   2018年3月，牛津大学出版社推出了赖克的科普新著《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如何到达这里》，阐述“古人类DNA与人类过往的新科学”。^[5]同时在3月23日的《纽约时报》发表了其中节选的片段，题为《现代遗传学时代的“种族”》（网络版标题为《遗传学如何在改变我们对‘种族’的理解》）。^[6]文章开篇阐明了一个共识：从基因的视角来看，人类群体之间非常相似，不存在足够的差异来支持“生物学意义的种族”概念，因此，“种族是一个‘社会建构’，是一种随时间和国家变化的人群分类方式”。

   赖克试图挑战这种正统观点，却是以相当审慎和微妙（subtle）的方式，这使得文章具有明显的两面性。一方面，他反复强调“种族”这个概念在生物学上没有意义（在用“race”一词时，几乎都冠以引号），而且以自己最新的研究发现举例，所谓“白人”绝非衍生于自远古以来就存在的一种人群，而是四种有差异的古代人群的混合，彼此的差异程度如同今天的欧洲人与东亚人。实际上，赖克整本书最突出的论旨是，古人类DNA研究证明，自后冰川时代的人类大扩张以来，任何地方的人群基因都发生了多次巨变。因此，人类本质上是混血的（mongrel），任何“纯种”观念都是幻觉，“寻求回归神秘纯洁性的各种意识形态都是对硬科学的公然违抗”。

   另一方面，赖克认为不应当回避研究不同人群（populations）之间的遗传差异。他明确反对一种流行的误解：由于人类来自共同的祖先，人群相互分离的时间不久，不足以在自然选择压力下形成重要的遗传差异。“但这不是事实”，他指出“东亚人、欧洲人、西非人和澳大利亚人的祖先（直到最近为止）几乎完全相互隔绝了4万年或更长的时间，足以让进化力量发生作用”。人群之间的遗传差异不仅客观存在，而且会影响某些遗传疾病、特定的身体性状，甚至行为和认知能力在人群之间的概率性差异。

   赖克文章的两面性呈现内在张力：否定生物学的“种族”概念，但承认“人群”之间的遗传差异，那么“人群”不会成为“种族”隐秘的代名词吗？展开这种遗传学研究，不只限于疾病防控，而且拓展到行为与认知领域，不会让种族主义话语“借尸还魂”吗？这当然会激发知识分子的警觉。

   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社会学教授里尔多集结全球66名学者（其中包括几位生物学家，以及社会科学、历史、法律、人类学领域的学者），3月30日在BuzzFeed网站上发表了一封联署公开信《如何不去讨论种族与遗传学》。^[7]公开信赞赏了赖克对沃森的批评，但指出他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有严重的误导倾向，他误解了人们对生物医学研究的批评中所表达的关切。公开信指出，遗传变异并非不重要，但“并不遵循种族界限”，并强调应当汲取历史的教训，对于人类遗传变异的研究会以很多方式被误解和滥用。随后，《纽约杂志》《国家》《科学美国人》和《大西洋月刊》等相继发布文章，有支持者赞赏赖克的严谨态度和科学勇气，有反对者指责他不过是“科学种族主义的一个最新例子”。相关的争议延伸到加拿大、欧洲多国，以及韩国和印度的报刊媒体。^[8]

   在笔者看来，绝大多数回应和评论都没有超出赖克本人的视野和论述水平。尤其是那篇来势迅猛的联署公开信，不过是用赖克自身观点的一面来攻击其另一面，并以断章取义的引用（去掉原文中“种族”一词所带有的引号），将赖克所用的人群概念等同于种族概念，然后教导他，不能用人群差异来支持种族的概念，而这本来就是赖克明确强调的观点。赖克认为，即便发现人群之间的平均遗传差异，也可以控制其不利的政治文化影响，正如人类的男女两种性别之间存在基因差别，我们仍然可以言之有理地倡导和推进两性之间的平等。从性别平等之中，我们可以获得启发来处理如何平等地对待人群之间的差异。但公开信完全不顾赖克引入性别差异的语境与论证取向，挑剔说对男女性别的划分也要非常谨慎，因为这会压制几百万“非男非女”的另类性别人口。这种完全错失了对方要点的批评很难说是正当的，更像是政治正确敏感性的竞赛。公开信发表在BuzzFeed这个从商业小报努力向严肃刊物转型的网站上，赖克没有回应，其他报纸也没有反响。

   实际上，赖克比他众多的批评者更清醒地意识到真正的困难所在：在“人群”与“种族”这两个概念之间存在着复杂而危险的联系。3月30日，他在《纽约时报》发表回应众多读者评论的文章《如何谈论“种族”与遗传学》，承认人群概念往往会与“今天的‘种族’范畴相关联”（correlated）。^[9]因此，研究人群遗传差异是一把双刃剑：在很多情况下，它会揭露“种族”概念的虚假性，瓦解绝大多数的刻板印象，但遗传学的发现也有可能会确证某些刻板印象。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发现的只言片语会被某些愿意信奉种族主义观点的人用来证明自己正确。恰恰因为存在这种可能性，赖克才要在文章中直面这个问题。

   那么，赖克如何应对这个难题？他在文章中已经提出自己的思考。首先，作为科学家，他坚持将学术的诚实置于优先地位。人群遗传差异的客观存在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感知的。如果科学家回避或掩盖这种差异及其效应，会使公众丧失对科学的信任，而且造成一种知识真空，伪科学的种族主义话语便可能乘虚而入。其次，承认人群差异的确有可能造成歧视的危险，赖克的父亲是美国“大屠杀纪念馆”的首任馆长，他对种族歧视具有很强的敏感性，因此一再强调他本人分享“正统观点”的忧虑（许多批评者不过是重复赖克多次表达过的忧虑）。但他的应对策略有两个方面。首先，差异本身并不导致歧视，歧视是对差异的特定阐释和行动。他在文章中举例，男女性别的生物差异最为显著，但性别歧视是对这种差异的特定阐释。第二，在客观的生物学意义上，人群之间的遗传差异远低于个体之间的差异，“种族”对于特定个体的生物能力的预测功效是微不足道的，任何一个群体中的个人都可能在任何一个领域中表现卓越。因此，群体间遗传差异的冲击是温和的。

   在特朗普时代的美国，在种族主义格外敏感的时期，在科学探索中维护有益的政治正确变得更为艰巨。很难说赖克彻底解决了他自己提出的难题，但他并不是没有社会政治敏锐性的科学家。他为平衡科学探索和道德诉求提供了有益的思考。实际上，差异本身并不直接导致歧视，两者之间需要特定的政治和文化阐释才能联结。如果差异本身可以使歧视正当化，那么，由于个体之间的遗传差异更加显著，个体对个体的歧视也变得在道德上是可接受的，高智商的个体就有理由歧视其他人为“脑残”（扬言“智商是硬伤”），或者高个子也就可以正当嘲笑矮个子为“二等残疾”，那么“正常人”对残障人士的歧视就更为正当了。伦理批判不应导向刻意回避或压制严肃的科学探索，而应当着眼于改善我们的政治与文化观念，在接受差异事实的前提下，以平等的尊重方式去对待差异，这才是政治正确应当着力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