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中怀情    悲兮乐兮

                          ——赏析刘彻《秋风辞》

刘卫杰（ 黑龙江省铁力市二中）

秋风辞

             刘彻

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
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
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
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
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赏析】

一二句的大意是秋风刮起，白云飞。草木枯黄雁南归。开篇两句向我们交代了时令。秋风拂面，白云飘动，草木黄落，大雁南归。这两句诗勾勒出了一幅凄凉萧瑟的秋景画面，营造了凄凉的氛围，同时奠定了本诗忧伤的感情基调，为下文做了很好的铺垫。

三四句赞叹秀美的是兰花，芳香的菊花，借此引出自己思念美人难以忘怀之情。 诗人借助兰花和菊花两个典型的景物引出对佳人的思念之情，是采用了点面结合的手法，进一步表达了自己的内心情感。

五六句写诗人乘坐着楼船行驶在汾河上，划动船桨扬起白色的波浪，这是自己与群臣在船上宴饮的情景。波涛汹涌，大船迎风航行。此情此景更激起诗人的心中无比豪迈之情，感情达到了极点后心中竟萌生几分忧伤。
    七八句是转折，借着宴饮之时的箫鼓，述说此时忧从中来，乐极生悲之感。诗人此刻是以乐景写哀情，通过情景交融的手法，进一步描摹出了内心的苦闷。

最后是诗人面对时间的流逝，及无法抗拒的日渐衰老的自然规律，也只能无可奈何地嗟叹。美好的光阴一去不会复返，诗人流露出了无限的感伤。这一句中，诗人采用直抒胸臆的手法，通过直接抒情抒发了内心的无奈之情。

【思考】

1.开头两句“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描写了怎样的景象？有何作用？

2.诗歌后两句“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请简要说明。

参考答案：

1.第一问：诗歌前两句交待了时令，描写了河东秋天的景色，天高云淡，白云飘飞，北雁南归，万木萧疏，黄叶飘零。第二问：诗歌描写了秋天衰败的景色，营造了一种悲凉的氛围，为全诗定下了悲伤的情感基调，引出下文对“佳人”的思念之情和作者自感衰老的悲凉之情。2.最后两句表现了作者的悲凉之情。作者在饮宴的欢乐之中，想到自己年事已高，少壮不再，顿生哀伤之情。

从“民”到“人”说名讳

山东阳谷第二中学教科室  何传跃   

杜牧《阿房宫赋》中有这样几句话：“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教材注释和相关材料都明确指出两个“人”均为“民”。读古文尤其是唐代文章，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如魏征《谏太宗十思书》中的“怨不在大，可畏惟人”“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柳宗元《捕蛇者说》中的“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柳宗元《段太尉逸事状》中的“天子以生人付公理”，上述句中的“人”均为“民”。之所以改“民”为“人”，是避唐太宗李世民之名讳。

名讳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特有的一种历史和文化现象，在长达数千年的封建时代里，对人物姓名的避讳，是上下臣民不可不懂的一门学问，不能不遵从的一项法规，否则就是“大不敬”或是“大逆不道”。古代名讳较为普遍而且要求比较严格，主要有四种情况：

（1）“国讳”。古代帝王及其父、祖之名，是举国上下均需回避使用的。秦始皇名嬴政，秦朝便改正月为端月；汉文帝叫刘恒，传说中的姮娥遂改称嫦娥；清圣祖讳玄烨，紫禁城的北门玄武门遂改称神武门。晋文帝名司马昭，于是王昭君改称“王明君”。杜甫《咏怀古迹》诗句“生长明妃尚有村”中的“明妃”（王昭君）就是由此来的。

（2）官讳。古代有的官员自讳其名，辖属吏民需回避使用。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记述了一个故事：“田登作郡，自讳其名，触者必怒，吏卒多被搒笞。于是举州皆谓灯为火。上元放灯，许人入州治游观。吏人遂书榜，揭于市曰‘本州依例防火三日’。”这个“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典故，就是官讳的典型事例。

（3）“家讳”。家族或家庭内尊长者之名，后辈人要避讳。司马迁的父亲叫“谈”，《史记》中写一个叫“李谈”的人，便将“李谈”改为“李同”；北宋著名文学家苏洵因其父名序，故所撰文章皆改“序”为“引”，其子苏轼为他人作序时，均改称“叙”。《红楼梦》里林黛玉因其母亲名敏，她读书每读到“敏”字便改读“密”。

（4）“圣讳”。既非皇帝，又非尊亲，社会所推崇的圣人贤者，一般全社会，特别是文人需要避讳其名。孔子是历代推崇的“圣人”，其名叫丘。宋大观四年，为避孔子讳，朝廷规定改瑕丘县为瑕县，龚丘县为龚县。清雍正时规定，孔孟名讳必须敬避，凡古书中有此字必须改为缺笔字，姓、名及地名中的“丘”必须改为“邱”字。

     赵俊传

吴世英（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四中）

赵俊字德进，南京宋城人。绍圣四年进士，官至朝奉郎。隐居杜门，虽乡里不妄交。刘安世无恙时居河南暇则独一过之徐处仁与俊厚善及为丞相乡人多见用俊未尝往求处仁亦忘之独不得官

建炎末，士大夫皆避地，俊独不肯，曰：“但固吾所守尔，死生命也，避将安之？”衣冠奔踣于道者相继，俊晏然不动。刘豫以俊为虞部员外郎，辞疾不受，以告畀其家，卒却之，如是再三，豫亦不复强。凡家书文字，一不用豫僭号，但书甲子。后三年卒。

承直郎姚邦基者，蜀人也。知尉氏县，秩满不复仕，屏居村落间，授徒自给。

时宗室南渡不及者，尚散居民间，豫募人索之。承务郎阎琦匿不以闻，为人所告，豫杖之死。

（选自《宋史·赵俊传》）

【注】南京：宋大中祥符七年，因应天府为太祖赵匡胤旧藩，建为南京。地在今河南商丘县南。建炎：宋高宗年号(1127－1130)。当时北宋已经灭亡。刘豫：北宋臣子，金兵南下时弃职潜逃。建炎四年受金册封为“齐帝”，遵用金国年号，称天会八年。配合金兵攻宋，屡为韩世忠、岳飞等所败。告：告身，封授官职的文凭。畀（bì）：给予。

1．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刘安世无恙时居河南暇则独一过之徐处仁与俊厚善及为丞相乡人多见用俊未尝往求处仁亦忘之独不得官

B．刘安世无恙时居河南暇则独一过之徐处仁与俊厚善及为丞相乡人多见用俊未尝往求处仁亦忘之独不得官

C．刘安世无恙时居河南暇则独一过之徐处仁与俊厚善及为丞相乡人多见用俊未尝往求处仁亦忘之独不得官

D．刘安世无恙时居河南暇则独一过之徐处仁与俊厚善及为丞相乡人多见用俊未尝往求处仁亦忘之独不得官

2．下列对文中加点词语的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A．衣冠，衣和冠。古代士以上戴冠，因以指士以上服装。文中代称缙绅、士大夫。

B．甲子，年纪、年岁。古代干支纪年，六十年周而复始，故称甲子。后指六十岁。

C．秩满，旧时官吏任期满一定年限之后，得以依例升调。秩指官吏的俸禄或品级。

D．宗室，本指宗族或同一宗族之人。在本文中特指与君主同宗族之人，犹言皇族。

3．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1）但固吾所守尔，死生命也，避将安之？

（2）承务郎阎琦匿不以闻，为人所告，豫杖之死。

【参考答案】

1．B（解析：“无恙时”是“居河南”的状语，中间不能断开，“河南”指今洛阳，“暇则独一过之”意为闲暇时偶尔去拜访一下，刘安世为北宋后期名臣，司马光弟子；“厚善”是一个词，指交情深厚，中间不能断开；“处仁”作“亦忘之”的主语，不可省，“往求”的宾语可承前省，故应在“往求”后断开）  2．B（解析：选项中对“甲子”的解说，孤立地看是讲得通的，但与语境完全不符。文中说赵俊“一不用豫僭号，但书甲子”，可见此处“甲子”是与刘豫冒用的帝王称号及年号相对的一种纪年法，与“年纪、年岁”无关。因此，可对“甲子”作如下解说：甲、子分居地支、天干首位，古人以天干、地支递次相配来纪日或纪年）  3．（1）只须坚守自己的节操罢了，死生是命中注定了的，避难又将避往何方呢？（解析：“但”是“只”的意思，不是今天的转折连词“但是”；“所守”为“所”加动词构成的名词性短语，须据语境灵活翻译；“死生命也”是判断句，翻译时要补充出系词“是”；“安”在句中为疑问代词，作前置宾语，可译为“何方”“什么地方”；“之”是动词，“到”的意思）（2）承务郎阎琦隐藏（皇子王孙）不上报，被人告发，刘豫将他拷打至死。（解析：“匿”可联系成语“销声匿迹”的“匿”来翻译；“闻”为使动用法，使上级听见，报告上级；“为……所”表被动；“杖”为古代刑罚之一，即用棍子打、拷打）

一论一赋  彪炳千古

——《过秦论》与《阿房宫赋》之异同

李弗不（江西省樟树市清江中学）

三同

观点独创趋同：秦亡于己

写文章要新颖，使用新的手法，或提出全新的观点，才会使人耳目一新。《过秦论》和《阿房宫赋》在观点的提出上，可谓皆新颖独创。贾谊论秦亡，在历史上首先揭示了秦亡的根本原因是“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的道理。这个观点，以前无人提出过，可谓全新独创。而《阿房宫赋》是用赋的形式来写的议论文，这种写法本身就具有独创性；其次，作者选择了一个具体、形象的事物作为立论的角度，把阿房宫作为秦始皇骄奢淫逸的象征，作为秦王朝覆灭的标志，这种立论的方式更是独具特色。而更为新颖的观点是“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秦国自取灭亡的观点，虽然贾谊在《过秦论》中表达过，杜牧有所继承，但秦亡于己的观点，与贾谊是完全一致的。

写作目的相同：借古讽今

贾谊是西汉时期的人，而杜牧则是唐代的人，他们为作者什么都要写秦国、秦亡呢？此乃借古讽今之手法也。西汉的汉文帝沉溺于声色犬马、歌舞升平，不理朝政，国力迅猛衰竭，苛捐杂税令民怨载道。贾谊借秦王朝的残暴，来奉劝、讽喻汉文帝，要吸取秦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不要重蹈秦亡的覆辙。晚唐的唐敬宗，声色犬马，腐化享乐，致民怨沸腾。杜牧一心匡政，曾经写过《上知己文章启》，文章说：“宝历大起宫室，广声色，故作《阿房宫赋》。”足见《阿房宫赋》的写作目的就是要奉劝、讽喻唐敬宗吸取秦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不要重蹈秦亡的覆辙。

文章体裁近似：赋体展现

《过秦论》和《阿房宫赋》，虽然一篇为论，一篇为赋，但《过秦论》也明显地采用了“赋体”的形式来写，是论文中的“赋”文；而《阿房宫赋》虽曰赋文，但又是采用赋体来写的论文。写赋是需要铺张和夸大的，贾谊写《过秦论》可以说通篇都采用了这种手法。比如第一自然段“有席卷天下”四句，“席卷”“包举”“囊括”“并吞”等词，基本上都同义；“天下”“宇内”“四海”“八荒”，也都是同一个意思。同一个意思而一连写上好几句，既有排比又有对仗，这就是写赋的夸张手法。第二、第四、第五等自然段中，都有类似的句子；不胜枚举。所谓铺张扬厉,正是“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

三异

说理性与讽喻性之异

嬴政给自己取名为“始皇”， 当秦始皇做着千秋万代掌权美梦的时候，一群疲惫的农民“斩木为兵，揭竿为旗”，轻而易举地就攻破了秦国的千里“金城”，从而导致强大的秦王朝“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这一切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西汉的政治家、文学家贾谊阐述了他的看法——过秦。秦之过是什么呢？作者重在说理，着重论述了秦之过：挥金如土、不惜民情，残暴无度……此乃“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杜牧描绘秦朝的宫殿之广，“覆压三百余里”；宫女之多，“有不见者，三十六年”；财物之丰，“燕赵之收藏……倚叠如山……”作者用了大量的排比、比喻，铺写了秦王的骄奢淫靡、滥用民力，致使农民起义，一举灭秦。作者指出秦灭亡，其根本原因在于本国自己，而非秦国和天下人，希望唐敬宗以秦灭亡为借鉴为训练。总之，《过秦论》作为政论文，重在说理；而《阿房宫赋》作为一篇赋，则重在讽喻现实。

重史实与重想象之异

《过秦论》写的都历史事实，并没有虚构、夸张。 《阿房宫赋》前三小节不拘于具体的“现实和真实”，而是发挥想象和联想极力描绘出了秦的奢靡荒淫。从“秦爱纷奢”的角度指出了秦朝灭亡的原因。《过秦论》注重写事实、史实，而《阿房宫赋》则注重写虚构，写想象。

妙对比与极夸张之异

两文在写法上，一重对比，一重夸张。《过秦论》通篇对比。全篇四处大的对比，精采纷呈：秦国本身先强后弱、先盛后衰、先兴旺后灭亡的对比；秦国与六国的对比；秦国与陈涉的对比；陈涉与六国的对比。几种对比交织在一起，结构宏伟，气势磅礴。主客观形势的不同，强弱盛衰难易的不同，都从几个方面的对比中显现了出来。

而《阿房宫赋》则侧重于夸张。如“蜀山兀，阿房出”“雷霆乍惊，宫车过也；辘辘远听，杳不知其所之也”“戍卒叫，函谷举”。众多的夸张，建构了文章的主体。这些夸张句，营造出文章的参差披拂之美，丰富着文章的内容与主旨，为最后的抒情议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家之言

“多情”与“早生华发”
          孙文辉 （浙江省慈溪市慈溪中学）

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下阕有词云：“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宋人洪迈《容斋随笔》引向巨原语，言苏门四学士之黄鲁直尝手书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全词，其中今本“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句书作“多情应是笑我生华发”。这大概是东坡初稿上的词句，姑不论句中“前四后五”或“前五后四”的句读之别（其实两者的区别对词意的影响微乎其微），单看“应是”一语即能见出“多情”与“生华发”之间的因果关系；修改稿在语词上略有增删，表达也愈发饱满畅达，但其间的逻辑联系并未根本性改变。朱纯深教授敏锐地捕捉到了修改稿语词背后微妙的语蕴关联，以一支生花妙笔译道：I must laugh at myself：letting sentiments grow/Into grey hairs，toosoon。该英译清晰地勾勒出了苏句的情感肌理：笑（laugh）——多情（sentiments）——华发（grey hairs）。尤值称道的是，朱教授用grow into（含种子渐渐发芽生长成植物的意味）来连接sentiments和grey hairs，愈加形象地展现了“多情”的种子悄无声息地萌发出丝丝缕缕“华发”的全过程，可视可触亦可感，极具文学性。

可以说，无论是苏轼的初稿，还是朱纯深的英译，都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条解读思路：“多情”为里，“华发”为表；“多情”是因，“华发”是果。正如苏轼在《宿州次韵刘泾》诗里所云：“多情白发三千丈，无用苍皮四十围。”不言而喻，人生白发缘于生命机体的衰老，乃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东坡为此“多情”，自然有对生命美好的留恋，也有对生命短促的无奈，但这样的感触与常人的普遍经验并无不同。要贴近独属于苏轼“这一个”的“多情”，我们还须特别关注“早生华发”中的“早”字，也就是本词修改稿里特意增补的语词。倘若“华发”是伴随着生命衰竭的节奏自然而然生出来的，那么以东坡向有之旷达是不易产生如此“多情”之感喟的。词人高调地嘲笑自己“早生华发”，与其说戚戚于“生华发”的生命现实，毋宁说耿耿于“华发不该生而生”的人生遭遇。据载，苏轼作《念奴娇·赤壁怀古》时业已45周岁，照宋时的平均寿命，也算迈入老境了，在此等年纪发染霜白并不见得有多“早”。但词中东坡自言其“早”，只能说明在他的潜意识里满头“华发”不是岁月染就的，而应由功业与年龄的反向错位所致。如果将功业随年龄的增长而增长视作顺遂的人生模式，那么功业巨增而年纪轻轻的人生便是惊伟的（如周瑜），功业空蚀而年岁徒增的人生则是悲怆的（如苏轼）。东坡强言“早生华发”，意即在壮怀难酬的现实面前依然不愿白白地老去，实出于生命里某种伟大的不甘和焦灼。子曰：“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论语·子罕》）可苏轼竟罔顾这般生命现实，一厢情愿地沉湎于“故国神游”之中，对以周瑜为载体的功业世界倾慕不已，岂非“多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