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年春节临近，经过三年的抗疫，我对过年的情绪已经淡漠了，虽然疫情的政策已经放开，但大街小巷已经缺少了往年的喧闹，特别是老人为了防止病魔的麻烦很少出门上街。我发现，现在街上串的几乎都是阳康后的年轻人或者是外地旅游人，走在路上我特别害怕不戴口罩的人们，人与人的距离拉远了。听说今年春节还有不少庙会将要进行，这对于我这个北京人来说，还是不出门为好，毕竟疫情还在继续。

    回忆起我们小时候春节的情景记忆犹新。我家原住在北京老天桥福长街三条一号，是一个小四合院，是爷爷在世时候与河北老家一个姓陈的同乡共同买下的。我小时候院里住着七家，其中奶奶和叔叔都在同院北房居住，邻居是陈大妈，另外三家分别是宋、陈两家的租户，多年来院里邻居感情都特别好，相互照顾帮忙，不分里外，也从来没有红过脸。

   从我懂事的时候记忆，父母和我家六个孩子挤在只有９平米的小院西房里生活，一小间房子除了妈妈的一架旧缝纫机以外就剩下两张床了，日子过得极其拮据．爸爸在宾馆里当服务员，光靠每月50多元的微薄收入很难维持全家的生活开销，为了为了养家糊口，妈妈长年累月没日没夜地给街道服务社洗衣做被，往往深夜我一觉醒来看到的依然是母亲在灯下为人家缝补衣裳．为了减轻妈妈的劳累，那时我们一下小学，就帮妈妈打水、买东西、送零活、看弟弟．我小时候很少有新衣服穿，直到上中学时候我还穿着姐姐穿小后再由妈妈改缝的衣服，特别怕同学笑话我，因此养成了孤独、自卑、胆小的性格．那时我天天盼望过年，因为过年就可能有新衣服穿、有白馒头和炖肉吃，还能放鞭炮．

   我记得妈妈每年在年三十前几天，都要提前蒸上好多锅馒头和豆包，刚端下锅后马上点上喜庆的红点，晾凉后放到两个小缸里，春节期间我们可以随吃随拿．我是家中男孩子中的老大，在春节前则承担了扫房、刷房，换新窗纸、贴窗花和买年画等事宜，那时我虽然年纪小但也是家里干活的主力，还忙的不亦乐乎。       

    春节是我儿时最高兴的时候，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好，特别是能吃到平常见不到的红烧肉、炖鱼、年糕、花生和瓜子．妈妈的烹调艺术精湛,她做的浇溜丸子、米粉肉、酱猪蹄、糖醋鱼等都让我们垂涎欲滴、回味无穷，一辈子都忘不了，就连后来成为北京五星级饭店特级厨师的姐姐都称赞不已。那时我们与奶奶、叔叔等都在一个院住，春节期间全家聚会或家里来客，都由妈妈亲自掌勺。妈妈去世后，我们姐弟聚会时有时仿照妈妈那时做菜的方式，但做出来都不是那个味，妈妈的手艺在我们心中是永远的回味。

    那时候的大年初一，我们十几个孙子辈的聚集在一起，照例要排成一队给奶奶磕头拜年，磕完头后奶奶给我们每人一毛钱的压岁钱，拿着那崭新的一毛钱是我们一年中最高兴的一件事，但舍不得花。我记得把它藏在床下的小盒里，经常爬到床底下看一看，那是我一年能自主支配的花销。

    过年孩子们都喜欢放鞭炮，可那时没钱买。看家街坊四邻的孩子放花炮的情景特别羡慕。爸爸每年会给我买了一挂小鞭，但舍不得一次放完，就把它拆下来一个一个放过过瘾。记得有一年爸爸给我买了十个一捆的“灯打炮”，就是像“二踢角”那样大，点燃后先喷花后一声巨响的那种，我特别喜爱。但爸爸有个要求，每到一个星期他休息回来时才能放一个。我就把“灯打炮”放到家里的挂钟里，每个星期在爸爸回来时晚上拿出一个放，那让我高兴了很长时间。后来长大了没有小时那样的激情了，也是胆子小的缘故，看见别人放炮我都绕着走。从内蒙回到北京工作后，我跟随单位领导班子人员每年春节都去延庆放鞭炮，成捆成箱的，我却没有了一点兴趣。我可能与传统教育有关,一辈子不信鬼神，也不相信鞭炮能去邪、图吉利，只觉得那是图个热闹，我不相信但也不反对。对北京春节限放的禁令我拍手叫好，我觉得这更注重了安全。我心脏不好，有时从放鞭炮那路过能吓一跳。还有时见到放炮的双方拿“二踢角”互射，这更与和谐的过节气氛不融洽，所以我说还是禁放好。

    回忆起我过年的往事感慨万分，现在祖国繁荣昌盛，家庭幸福美满。我们虽然老了，有幸在晚年享受着衣食无忧的现代生活真是一种满足。在兔年春节来临之际，我衷心祝愿我的子孙和亲朋好友们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万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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